巴斯商人，这里主要指鸦片战争前后在广州口岸活动的，对中国经济具有深远影响的印度孟买商人。他们主要从事对华的鸦片倾售。本书研究的就是这些巴斯商人在我国的活动历史，并对其墓地也进行了考察。以上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中国史和中外关系史上的若干历史事件进行更深刻的认识，引发新的思考。

前言 (1)

第一章 学术史的回顾 (3)

第二章 巴斯人的起源及其来华背景 (21)

第一节 从伊朗到印度 (21)

第二节 社会生活的“欧化” (24)

第三节 与英国的“亲密”关系 (29)

第三章 对华贸易中的巴斯人 (36)

第一节 中国文献中的巴斯人 (36)

第二节 对华贸易中的巴斯豪族 (47)

第三节 “巴斯馆”中的巴斯人 (51)

第四章 鸦片战争前巴斯商人在广州口岸的活动 (76)

第一节 巴斯商人与英国东印度公司 (76)

第二节 巴斯商人与广东十三行 (80)

第三节 巴斯商人与鸦片贸易 (94)

第五章 《南京条约》后的巴斯商人 (126)

第一节 《南京条约》中的赔款与巴斯商人 (126)

第二节 在香港及通商五口的贸易 (132)

第三节 中国文人与巴斯商人的交往 (137)

第四节 巴斯商人逐步退出中国市场 (149)

第六章 广州黄埔长洲岛巴斯墓地考察 (160)

第一节 墓地概述 (160)

第二节 墓地的交涉过程 (162)

第三节 墓地所反映的宗教信仰 (166)

第四节 非“欧化”：与基督教坟场的区别 (171)

附录

一 大事年表 (179)

二 各年度在华巴斯人名录 (192)

三 各年度在华巴斯商行 (212)

四 主要参考书目 (219)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219)

碑文、档案、文书和古籍 (220)

专著 (225)

论文 (237)

辞书 (242)

网页 (243)

图 版

图版一 广州黄埔长洲岛巴斯遗址平面图 (247)

图版二 巴斯馆与重修巴斯馆碑 (248)

图版三 “巴斯墓界”与“番禺县正堂定界” (249)

图版四 界碑石 (250)

图版五 黄埔巴斯墓1号碑 (251)

图版六 黄埔巴斯墓2号碑 (252)

图版七 黄埔巴斯墓3号碑 (253)

图版八 黄埔巴斯墓4号碑 (254)

图版九 黄埔巴斯墓5号碑 (255)

图版十 黄埔巴斯墓6号、7号碑 (256)

图版十一 黄埔巴斯墓8号、9号碑 (257)

图版十二 婴儿墓与死产胎儿墓 (258)

图版十三 黄母卢氏墓 (259)

图版十四 黄埔长洲岛修复后的外国人墓地 (260)

图版十五 建于1852年的香港巴斯墓园 (261)

图版十六 澳门巴斯遗址 (262)

图版十七 清代巴斯人名汉译习惯的物证 (263)

图版十八 不同时期上海的白头礼拜堂 (264)

图版十九 英国外交部藏中文档案：

F．O．1048／10／70 (265)

图版二十 英国外交部藏中文档案：

F．O．931／462 (266)

图版二十一 英国外交部藏中文档案：

F．O．93l／464 (267)

图版二十二 英国外交部藏中文档案：

F．o．931／465 (268)

图版二十三 《游历笔记》 (269)

图版二十四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270)

后记 (271)

印度王公和土著的热情，使巴斯人得以生存。但这批兼难民和移民双重身份的巴斯人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地位方面能够发生质的变化，却与欧洲人的到来紧密相关。本来，欧洲人到印度后，所有土著人的机遇是相等的，巴斯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土著人保持敌对和守旧时，他们却率先由浅入深地逐步“欧化”了。

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加强了世界范围的联系，但也是充满血腥的近代殖民掠夺和殖民瓜分的开始，它改变了印度的命运，也改变了东方的命运。最早献身这种探险活动的是葡P24萄牙人。1415年，葡萄牙人占领非洲西北角的休达港，1432年占领亚速儿群岛。1486年迪亚士抵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完成了航海史上的重要历程。1497—1499年，达·伽马沿着迪亚士航行的路线绕过好望角，由一位阿拉伯海员领航，迅速抵达印度。1502—1503年、1524年，达·伽马又第二次和第三次到达印度。从1505年起，葡萄牙放弃了每年派遣一次远征军的政策，在印度任命一位任期三年的副王，之后又设总督衔，以印度为据点四处扩张。在整个16世纪，葡萄牙人“绝对控制了美丽的东方”。

但在17世纪，葡萄牙人的印度殖民地就逐一落到了荷兰人之手。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将注意力放在香料群岛，1641年占领马六甲，掌握了对远东的贸易。

之后，英国、丹麦(1616年始)、法国(1664年始)、奥地利(1723年始)、瑞典(1733年始)等欧洲国家先后在印度建立据点。印度成为欧洲人的大会堂。

欧洲人给印度带来近代文明，但欧洲人也带来了灾难。正如马克思所说：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得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因此，欧洲人与当地土著之间长时期的敌对和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与众不同的是，作为印度“客籍人”的巴斯人却识时务，抛开一切包袱，开始了“欧化”的进程。这一过程开始于17世纪下半叶，并持续到18世纪。如果说第一次社会生活的改变使巴斯人能够生存于印度，那么，第二次改变则使之崛起于印P25度，并走向世界。

“欧化”的第一步，是巴斯人与欧洲人进行简单的商务合作。从16世纪起，西欧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在印度的各港口城市建立商业据点，其中最突出的是苏拉特，该地成为莫卧儿帝国与西欧国家的贸易中心。苏拉特的欧洲商业公司将巴斯人从印度其他地方吸引过来，这是巴斯人经济发展、社会地位提升的开端。他们非常善于同欧洲人打交道，适应欧洲人的习惯和要求，相互间建立起了信任关系。葡萄牙人、法国人、荷兰人、英国人均雇巴斯人作为他们的经纪人。具有经商天赋的巴斯人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同时，离开了巴斯人，欧洲人无法开展商业业务。17世纪是荷兰人的天下，这时苏拉特荷兰馆中作为代理的著名巴斯人有曼车治·塞斯(Mancherji Seth)和那沙湾治·阔希亚(Nasarvanji Kohiyar)等。到了17、18世纪，苏拉特成为巴斯人最大的聚居地。1774年，据一位荷兰人估计，当地有十万巴斯人，占人口总数的十五分之一，他们精于商业，与欧洲人往来时比较灵活自如。

“欧化”的第二步，是巴斯人在生活习俗上学习欧洲。巴斯人的活力表现在与欧洲人的交往中，不受社会和宗教禁忌的束缚。巴斯学者卡拉卡在《巴斯人史》中这样写道：

 种姓制度、固有的风俗习惯往往成为民族发展的障碍，但是巴斯人却没有这方面的思想束缚。当欧洲人到来时，他们抓住从未曾有过的商机。在葡萄牙、荷兰、法国人的商馆内，成为最主要的当地代理，成为欧洲人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中介。这方面的商业机遇和空间，他们及时抓住了，毫不犹豫。

巴斯人在印度人当中，属于第一批生活方式走向近代化的民族。在印度，巴斯人也是第一个被英国模式(English style)所P26吸引的民族。他们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同，食猪肉、牛肉，与英人共餐，畅饮马德拉(Madeira)酒，建筑和服饰逐步英国化，普遍学英语。生活习俗上不固步自封，自然增强了与欧洲人来往的亲和力。

“欧化”的第三步，也是深层次的一步，是巴斯人接受欧式教育。这是欧化的重要标志，这一过程一直延续至今。与欧洲人在商业上打交道，使巴斯人意识到接受西方教育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1723年，第一位巴斯人劳罗治·那斯达姆治(Naorozji Rastamji)到英国，也是第一位到英国的印度人。之后，旅欧的巴斯人日益增加，有的经商，有的接受高等教育。从19世纪20年代起，在英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家的影响下，印度陆续建立英国式教育制度。19世纪初，一些欧亚混血儿和退役老兵开办了语言学校，就读者多系巴斯人。1827年，包括巴斯入在内的孟买商人集资创办了爱尔纷斯顿学院，教授欧洲的语言、文学、科学和道德哲学。1840年，爱尔纷斯顿学院与一所学校合并为爱尔纷斯顿研究院，而入学者大多为巴斯子弟。当地耶稣会士创办的圣沙勿略学校和学院、传教士办的学校也以巴斯人居多。“事实上，可以说，巴斯人从国家和其他机构提供的教育中得到的益处，远较其邻人为多。”1884年，留学英国的巴斯人占印度留学生总数的24％，而穆斯林只占20％。

巴斯人的欧化，清代文献有明确的记载，《游历笔记》这样记述孟买的巴斯人：

在彼遇一波斯人，其父为该处官宪。邀至其家，款洽备至。自言曾至欧洲肄业，于西语、西文无不精熟，装束一如西人。其女亦皮鞋、手套，惟衣服则仍为波装。所居之屋高四层，华丽无比。

巴斯人得以接受欧式教育，与英国的殖民政策有关。1813P27年英国的有关法令规定：从东印度公司领地的盈余赋税中，每年至少应拨出10万卢比，用以复兴和促进文艺，鼓励印度本地知识分子在英属印度的居民中宣传和介绍各种科学知识。1824年的一份文书宣布：政府的目的不是讲授印度教或伊斯兰教的学术，而是讲授“有用的学术”——换言之，也就是西方知识。用什么语言讲授也引起了进一步的争论。梵语和波斯语自然都不合适。教印度人阅读英语书籍最实用。本廷克认为，“英语”是“一切改进措施的关键”。麦考利在一份讽刺性的备忘录中，嘲笑一般关于印度语言和东方学术的主张，他认为教印度人民学习英语的结果可能使印度发生一次文艺复兴：“印度人民需要我们的语言。”因此，总督在1835年作出这样的决定：“英国政府的伟大目标应该是在印度本地人中间提倡欧洲文艺和科学；所拨出的一切教育经费最好完全用在英语教育上。”在以后十年中，政府任用公职人员时决定优先考虑懂得英语的候选人。用麦考利的话来说，这是“可以在我们和我们所统治的千百万人之间充当翻译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在血统和肤色上是印度人，但在爱好、见解、道德和才智方面，却是英国人”。

“欧化”之后，巴斯人的商业精神与欧洲人十分吻合。他们的商业品质，欧人形容之为“慷慨、诚实、信用”。《海国图志》云“其人贵白头回，惟利是图”，“恒时买卖获益，亦好布施，厚周济，故令天下庶民景仰之也”。巴斯人的这种商业形象，与欧洲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十分接近。他们给欧洲人的印象，是十二分的诚实，其中毕哈治·伯拉治·班底(Bhikhaji Beramji Panday)被欧洲官员和商人评为“最忠诚的店主”。

这证明，巴斯人接受的欧式教育完全达到了欧洲人的要求和目的。巴斯人整体素质的提高，为以后与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长期合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P28

回顾源远流长的中外关系，从双边互动的格局中感悟异质文化会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种超越胡汉、华夷之分的历史认识，是与近代的社会变迁相伴而来的。

西学东渐和边疆危机，在晚清学人中激发深沉的反思，催生出探索中外交流往事的先驱者。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的文廷式，于穷愁孤愤中治学不辍，遗稿《纯常子枝语》四十卷，广涉域外见闻和塞表殊俗，虽囿于环境和学力而识见未精，其学术视野毕竟是别开生面的。更具卓识的王国维，学贯中西，在清末撰作组诗《咏史》二十首，讴歌了汉唐盛世的中华形象：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十二)

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祆寺建波斯。

远人尽有如归乐，知是唐家全盛时。(十七)“西域”和“南海”，是中外交流的两大通道，汇聚着不同类型的古代文明，因内涵丰富多彩而成为中外交流的两大研究领域。《咏史》诗发其端绪，功不可没。饮水思源，后辈对先驱应有所敬畏，才可避免传统的断裂，从古色古香中辨认出前瞻性。正是观堂先生王国维，既开创一代学术风气，又孤明先发地提示了整套治学轨则。按陈寅恪先生所作的概括，共有三项：“一日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日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互证，互补，互参，三者合一成心法，“通识”的玄机便具有可操作性了。

依现行的学科分类，中外关系史属“专门史”。一旦定位于“专”，似乎就与“通”无缘了。这个错觉不廓清，中外交流的学术研究是难以提升境界的。钱钟书先生有一段针对性很强的劝学良言，但愿《文丛》的作者记取不忘：“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不知不觉中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见《诗可以怨》)有了这样的自觉，所谓专门史才有可能获得“通”的观照，避免走上由专人偏的歧途。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古以降的民族文化和中外交流，一直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几代学人关注的领域。《文丛》的作者，尽管辈分不同，学有先后，但直接或间接都得到“二老”(陈寅恪和岑仲勉)教泽的沾溉，也受过戴裔煊、朱杰勤、周连宽诸位先生的熏陶。对有志于脱俗求真的来者而言，传承薪火与亦步亦趋大异其趣，切勿掉以轻心。杜甫《偶题》诗的佳句，不妨用作鞭策：“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例，历代各清规。”精神生产的历史经验教导人们，要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才无愧于自己的时代。学海无涯，我们应当奋力潜研，甘于浮游的弄潮儿是没有出息的。

2005年1月8日序于中山大学蒲园寓所

1992年秋，笔者攻读中山大学中外关系史专业硕士学位时，受导师蔡鸿生教授的启发，开始探索清代广州口岸巴斯商人的历史。十多年来，在蔡老师的指导和鼓励下，笔者对该谋题的研究，从硕士阶段到博士阶段，一直没有问断过。从逐步深入直至本书稿的完成，每前进一步，都与导师的指引和鞭策分不开。

中外文献互证是蔡老师反复强调的研究方法之一。笔者涉人选题之初，检索相关西文史料相对容易，最大的难点是中文原始文献方面的突破。对此，林悟殊教授和章文钦教授给予了许多具体指导。在陈春声教授和刘志伟教授的帮助下，本人非常荣幸地浏览了英国外交部藏中文档案中万余页的叶名琛档案部分。周湘博士非常留意与本课题相关的文献，提供了不少直接的资料。

2001年，笔者完成本课题的博士论文后，在中山大学章文钦教授、美国学者范岱克博士(Dr．Paul AIthur Van Dyke)、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长夏思义博士(Dr．P．H．Hase)的热心帮助下，大大拓宽了学术眼界：一是得以结识现仍生活于香港的巴斯商人，二是同国际学术界的同仁就这个课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三是多次考察了与黄埔巴斯墓地有密切联系的港澳巴斯遗址。衷心感谢香港巴斯社团主席、香港太平绅士苏乐夫先生(Jal．S．ShrofF，J．P．)，衷心感谢巴瑞克(K．P．Parekh)、卡瓦(Kawas Pavri)、卓立德(：Rustom K．Jokhi)、勒维·苏乐夫(Neville s．Shroff)等巴斯理事及各位巴斯朋友。他们多次热情地接待本人在港澳的学术访问，并提供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文献。视野拓宽后，笔者更坚定了研究这个课题的信心：过去在该领域的许多思考，基本上经得起推敲；放眼全球网络，本课题在许多方面都可再深入和拓展。现在深深感受到当年蔡老师对本选题的见解具有独到的前瞻性。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在本书准备和撰写过程中给予鼓励和帮助的诸位学者，他们是中山大学的姜伯勤教授、桑兵教授、邱捷教授、梁碧莹教授、陈树良先生、郭小东教授、苏威先生、邓贵忠先生、林英博士、黄国信博士、万毅博士、陈学军先生、柏峰女士、江滢河博士、鲍炜博士、张小贵博士、殷小平博士，暨南大学的卢苇教授，华南师范大学的林中泽教授，广州市文化局的陈玉环副局长，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的倪俊明先生、刘洪先生，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叶奕良教授、周伟驰博士、邓盛华博士，南京大学的刘迎胜教授，浙江大学的黄时鉴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龚方震研究员、晏可佳研究员，武汉大学的萧致治教授，敦煌研究院的马德博士，福建师范大学的林金水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的王川教授，台湾中正大学的王见川博士，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冼玉仪教授(Dr．Elizabeth Sinn)、卡尔·史密斯教授(Pro．CarlSmith)，香港科技大学的郑锐达先生，澳门文化局的何丽钻局长、陈泽成厅长、黄晓峰先生，悉尼大学的黄宇和教授(J．Y．Wong)，北美琐罗亚斯德教协会的达斯朵(Dastoor)主席，美国杜克(Duke)大学的穆素洁教授(Sucheta Mazumdar)，印度孟买大学的莎丽丽教授(Pro．Shalini Saksena)、德里大学的马德薇教授(Pro．Madhavi Thampi)，以及海外的何子江先生、詹益邦先生等。

衷心感谢中华书局的李解民先生、徐真真小姐在百忙中审阅书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本人在攻读学位及修改书稿期间，得到单位领导、同事及亲友的鼎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郭德焱

200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