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曼,德国作家,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评语为:“由于他那在当代文学中经典地位日益巩固的伟大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本书为“诺贝尔文学奖文集”丛书中的一本,收录的就是他的这本小说。
该小说于1901年发表,是托马斯·曼的成名作。小说描写的是吕贝克望族布登勃洛克一家四代人从1835年到1877年间的兴衰史。通过布登勃洛克一家在垄断资产阶级家族的排挤、打击下逐渐衰落的历史描写,详细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旧的刻意盘剥和新的掠夺兼并方式的激烈竞争和历史成败,成为德国19世纪后半期社会发展的艺术缩影。但因作者受叔本华、尼采哲学思想的影响,小说对帝国主义势力持无能为力的消极态度,对自由资产阶级抱无可奈何的哀惋情绪。
诺贝尔文学奖,以其人类理想主义的伟大精神,为世界文学提供了永恒的标准,其中所包含的诗、小说、散文、戏剧、哲学、史学等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杰作,流光溢彩,各具特色,全面展现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吉卜林、梅特林克、泰戈尔、法朗士、肖伯纳、叶芝、纪德……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名字,《尼尔斯骑鹅旅行记》、《青鸟》、《吉檀迦利》、《福尔赛世家》,《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伪币制造者》、《巴比特》……一部部辉煌灿烂的名著,洋洋大观,百川归海,全部汇聚于这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文集之中。全新的译文,真实的获奖内幕,细致生动的作家及作品介绍,既展现了作家的创作轨迹,作品的风格特色,也揭示了文学的内在规律,题材广泛、手法各异,令人在尽情享受艺术魅力的同时,更令人在各种不同的思想境界中获得不同程度的启迪,从而领会人生的真谛。
这些路数迥异的作家,虽语种不同、观念不同、背景不同,但他们那高擎理想主义旗帜的雄姿是相同的,他们那奋勇求索的自由精神是相同的。而他们的雄姿,无不闪现于他们的作品之中;他们的精神,无不渗透于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这套丛书所承载的,正是他们那令万世崇敬的全部精华。
一套丛书,为我们竖起了一座20世纪的文学丰碑。
他们正坐在孟街一座宽大的老屋二楼的“风景厅”里,这屋子是约翰·布登勃鲁克公司不久前买的,他们一家人搬进来还不久。屋子四壁悬着沉重的带弹性的壁毯,壁毯和墙壁中间隔着适当的空隙。毯子上面织的是大片的风景画,为了和铺在地上的薄地毯调和,也是用柔和的色彩。这些田园风景都是18世纪的风格:快乐的采葡萄的人啦,勤劳的农民啦,系着花花绿绿头巾的牧羊女啦等等。这些牧羊女或者是坐在清澈见底的小溪旁,怀里抱着洁白的小绵羊,或者是跟秀美的牧童接吻……这些画面上大部分涂染着一抹黄昏的落日余晖,目的是要和油漆家具上的黄色套子和两扇窗户上的黄缎窗帘色彩相配。
从屋子的宽广看来,室内的家具并不多。一张嵌着金线的细腿圆桌没有摆在沙发前,而是在一架风琴对面的墙前面,琴面上放着一个盛横笛的盒子。屋子里除了一排沿着墙均匀地摆着的高背椅子外,就只有窗户前边一张小缝纫桌和沙发对面一张精巧华美摆着古董玩物的小书桌了。
对着窗户的摊面墙壁有一扇玻璃门,从玻璃门望出去是一间幽暗而带圆柱的大厅;左边是通向餐厅的高大白色的双扇门。在另一面墙壁上的半圆的凹洼里,壁炉里的木柴在闪亮的锻铁栅门后面噼噼啪啪爆响着。
这一年天气冷得早。才10月中,窗外马路对面圣玛利教堂庭院四周的小菩提树叶子已经枯黄了,冷风从教堂的哥德式的尖顶和墙角后边袭袭地吹过来。正下着寒冷的细雨。因为布登勃鲁克老太太的缘故,屋子已经装上了双层窗户。
这天是星期四,按照规矩,每两星期家人要在这一天团聚一次;这一天,除了住在本城的亲戚本家以外,他们还请了几位熟朋友一道吃便餐;所以这时候——下午四点钟光景,一家人正坐在逐渐降临的薄暮里等待着客人……
小安冬妮并没有让祖父打断她的滑雪橇的游戏,只是不高兴地把她那本来就有些微翘的上唇噘得更高一点而已。这时候她已经滑到“耶路撒冷山”的山脚下来了;不过就算她自己也没法子把滑行的雪橇骤然停住,只好又滑出了界外一大段……
“阿门,”她说,“我还知道别的呢,爷爷!”
“你看!她还知道别的呢!”老头喊着说,装出一副好奇得不得了的样子。“你听见没有,妈妈?她还知道一些事呢!难道谁也不能告诉我……”
“要是什么东西着火了,”冬妮说,每说一个字就点一下头,“那是闪电打的。要是不着火,那就是雷劈的!”
说到这里,她把胳臂交叉起来,望着四周一张张笑嘻嘻的面孔,一点也不怀疑自己会得到人家的赞赏。然而,布登勃鲁克老人对她这种卖弄小聪明,却很不以为然,他一定要知道,是谁把这种愚蠢的事传授给这个孩子。结果他发现这个人是最近从马利安威德为孩子们请来的一位保姆——伊达·永格曼小姐。这时参议不得不替这位伊达说几句好话。
“您未免太严了,爸爸。即使这孩子有点自作聪明吧,为什么到了这个年纪,孩子对这些事情就不能有她的想法呢?”
“抱歉,亲爱的……这是胡扯!你知道,我不喜欢让孩子的脑袋装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什么雷劈东西的……好啦,劈就让它去劈吧,可是别拿你那个普鲁士女人来惹我心烦!”
原来这位老先生和伊达·永格曼不大合得来。他并不是一个心地狭小的人。他很见过些世面,早在1822年,他就坐着四匹马的马车到德国南部去给普鲁士兵买过麦子,因为那时他正在作军队的粮食买卖。此外,他还去过阿姆斯特丹和巴黎。他是一个开明的人,并非对那些在他的三角屋顶的故乡城门外的事物统统加以非难。然而撇开生意上的交往不谈,在社交应酬方面,他却比他的那位参议儿子更喜欢划一条严格的界限,对于“异乡人”总是表示冷漠。所以那天当他的孩子从西普鲁士旅行回来,把这位少女——她这时才不讨20岁——带回家来的时候,老人很发了一场火。他发这场脾气时,说的差不多都是法文和北德的土话。伊达是一个旅馆主人的女儿,这个人在布登勃鲁克一伙到达马利安威德前不久就死去了。伊达在家事和照顾孩子方面都表现得很能干,由于她的忠诚和她的普鲁上人的阶级观念,使她非常适合于目前这个家庭中的职务。她满脑子贵族阶级观念,对上流社会和一般阶层,对中产阶级和财势稍差的中下阶级的界限辨别得很清楚,要是冬妮跟一个在她眼中只是景况不错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同学交朋友,她就很不高兴……
正在这个时候,这位普鲁士小姐恰好从圆柱大厅的玻璃门外走进来:她身材高,骨骼粗,穿着黑色衣服,头发光洁,相貌很老实。她领着克罗蒂尔德,一个非常瘦小的女孩子。克罗蒂尔德穿一件印花布小衣裳,灰土色的头发没有光泽,生得一副老处女的苦相。她出身于一个贫苦的远亲,是在罗斯托克作农庄管家的侄子的女儿。因为她和安冬妮年纪相仿,人又听话,所以就由这家抚养着。
“都准备好了。”永格曼小姐说,她不会发R这个音,现在只是在喉咙里呜噜一声,“小克罗蒂尔德在厨房里可真帮了不少忙,特林娜简直用不着做什么事了……”
对于伊达的奇怪的发音,老布登勃鲁克不觉在他的绉花胸巾后面笑了一声。参议却抚摸着他的小侄女的面颊说:
“你做得对,蒂尔德,工作和祈祷,应该这样。我们的冬妮应该跟你学习,她很懒散、骄傲……”
冬妮把头低下来,翻起白眼瞧她祖父,因为她知道他一定会像往常一样替她说话的。
“不要这样,”他说,“抬起头来,冬妮,勇敢些!一个人难合百人意。人跟人不一样。蒂尔德是一个乖孩子,可是咱们也不是比不上她呀。我说得对不对,贝西?”
他征求他的儿媳妇的意见,因为她总是支持他的意见的。而安冬内特太太却老是站在参议一边,她这样做与其说是因为对他心服,倒不如说是因为她聪明。老少两代就是这样像交叉舞步一样,交叉地拉起手来。
“您对他真好,爸爸!”参议夫人说,“冬妮一定得努力做一个聪明勤俭的妇人……孩子们放学了吗?”她问伊达。
可是正坐在祖父膝头上望着窗外反光镜的冬妮几乎同时地喊起来:“汤姆和克利斯蒂安从约翰尼斯街上走过来了……还有霍甫斯台德先生……还有医生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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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辞
傅雷利德·波克
在文学的领域里,如果有人间19世纪有什么新体裁加入希腊流传下来的史诗、戏剧和抒情诗等旧阵容,那答案必非写实小说莫属。写实小说忠实、精细、全面性地刻画现实生活,描写人类心灵面对当代社会时最深刻幽微的体验,并强调全体与个体之间的相关性;在这方面,旧式文体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写实小说因为英、法、俄等国作家不断的创作而发扬光大,我们无妨将它称为现代散文体的史诗。这种现代散文体的史诗是历史和科学影响下的产物,它和狄更斯、萨克莱、巴尔扎克、福楼拜、果戈里以及托尔斯泰的大名是分不开的。但是德国方面长久以来却一直看不到和上述诸位大师有同等成就的人才,虽然它在诗的创作上有其另辟蹊径的成就。
有幸的是,在19世纪刚刚结束的时候,有个出身子留培克自由市商业家庭的青年作家,在1901年,正值他27岁时,出版了一本《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rooks,1901):二十八年来,这本杰作显然已经弥补了德国这方面的缺憾。
这本体制磅礴的写实小说是德国最早的、也是最突出的作品,即使拿来和上述欧洲各国的名家相比,也毫无逊色。
《布登勃洛克一家》是一本中产阶级的小说,因为它特别把本世纪描写成一个中产阶级的时代。它把一个社会刻画得既没有崇高得令人目眩,也不至于卑微得让人纳闷。这些中产阶级的人喜欢一种智性的、思想的和精巧的分析与创造;而本书对这些现象所做的冷静、成熟和高雅的反映形成了它史诗性的趣味。全书里,我们看到的都是中产阶级的色调、历史的界限、时代的变化以及世代的变迁,看到从强而有力的、自足的、不自觉的角色逐渐变成书中文弱而敏感的类型;它也清晰地洞察到隐匿的生命过程;它强劲但绝不野蛮,并且轻巧地勾勒出精微的事物,它沉痛但绝不沮丧,因为它仍然充满安逸的情韵以及高度的诙谐;而这些,都一道地呈现在讽刺性的智慧棱镜里,显得多彩多姿。
作为一种社会的描摹,一种具体的、客观的现实反映,《布登勃洛克一家》在德国文学里几乎是无敌的。除了风格的独到,这本书也流露了德国文化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哲学与音乐的优越性;这位青年作家完美地发挥了写实文学的技巧,并且特意地把作品引向尼采的文明批判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小说中的几个要角更是隐约地涵括了高度音乐性的神秘。
《布登勃洛克一家》也是一部哲学小说。本质上,人类生命里天真烂漫的本性和争名逐利的活力是无可妥协的,作者就由这点深刻的观察来描写一个家族的没落。深思、自省、修心、玄奥的哲学以及美的陶醉对年轻的托马斯·曼来说,都是一种导致毁灭和崩溃的力量。在他最精致的一本小说《托尼欧·克罗格》(Tonio Kroger,1903)里,他为了热爱人类生命的真纯而写下动人的词句,因为他以自由自在的立场逍遥于他所刻画的中产阶级之外;只是,他也对真纯的丧失感到惘然,这种惘然引起他不寻常的体悟、同情和关怀。
由于托马斯·曼年轻时代的苦痛经验,赋予了《布登勃洛克一家》沉重而玄奥的风格,这本书所包藏的问题,是他一直想用作家的阅历寻求各种途径来解决的;在他的生命里,他痛切地感觉到美的追求和中产阶级那种急功近利的现实作风的尖锐对立;这种对立,他企图从更高的层次里去寻求解决。在《托尼欧·克罗格》和《崔斯坦》(Tristan,1903)这两篇小说里,为了不甘心“生命被逐步地引向陈腐和凡俗”的事实,他宁可自我放逐,献身子艺术和知识的追求,直至死亡为止,以显示自己热爱生命的真纯和健康。这就是托马斯。曼本身透过那些人物,所道出的对纯真烂漫的生命那种矛盾的热爱。 在另一本小说《皇家陛下》(Kionigliche Hoheit,1909)里,他以写实的形式涵盖了一个象征的故事,他调和了实用人物和艺术人物的生命,并给人类的理想留下一则箴言:“崇高的地位和爱情相配合才是真正的幸福。”不过这种结合既贫弱无力,也没有能够像《布登勃洛克一家》及其他短篇小说里那些相反的题旨给人以深刻的震撼。在剧本《佛罗伦斯城》(Fiorenza,1906)里,道德家史芳纳罗拉和唯美主义的罗伦遮梅迪西以不共戴天的敌对角色出现,隔阂重又造成;1922年出版的《魂断威尼斯》(Der Tod in Venedig,1913)且以此完成它的悲剧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的几年,他忽然喜欢起腓特烈大帝来,他觉得这位精明的统治者有效地、有历史意义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以坚强的活力统合了行动与玄思,并免除幻象而呈现出一种透澈和明晰的条理。在《腓特烈和大同盟》(Friedrich und die grosse Koalition,1915)这篇朴质的论文里,他显示了这种解决的可能性和实际性。可惜,这位好学深思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作者没能再运用这种弹性和活力的文学体裁来完成他的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和结果,使得托马斯·曼离开纯粹的冥思,分析以及美感的范畴,因为那是一个需要实际行动的时代;他甚至在《皇家陛下》中决心惕戒自己的逍遥和闲适,在自己的家国忧患的时候,认真地去重估这个痛苦的问题。日后的作品里,尤其是1924年问世的《魔山》(Der Zaubefberg,1924),就说明了他为这个思想的挣扎而发挥了自己争执到底的好辩性,这个争执甚至重于他单方面意见的陈述。
作为德国作家兼思想家的托马斯·曼先生,虽然您使人深信艺术价值的可疑,但仍然反映现实、反映思想的挣扎以及在痛苦中创造美感的精神;您调和了诗的崇高和一种智性的、对人类真纯生命的热爱,因而我国陛下亲手把皇家学院的奖章颁赠给您,并深深祝福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