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是该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活跃在军政舞台上长达数十年之久，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迹。这是一部用证方法著成的冯玉祥传记。作者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以冯玉祥的自传《我的生活》为线索，引证大量史料，试图揭示冯玉祥前半生的原貌。同时，本书也是理解1928年前民国历史的生动教科书。

《我的生活》是著名民主爱国将领冯玉祥的自传，文字生动，通俗易懂，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民众中都有着重大影响，初版干抗战时期，直至本世纪，一版再版，无以计数。因此，众多研究者以其所言作为第一手材料，来评判冯玉祥的功过及所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

回忆录是重要史料，尤其是像冯玉祥这样存历史上有重大影噢的人物，以当事人的身伤论述当时事，其价值毋庸首疑。但是，《我的生活》一书记述的是冯玉祥1928年以前的经历，实际是事后撰写的回忆录。许多是非功过，经过历史的沉淀，或多或少有了定评，也就是说，在他撰述此书时，已有了“后见之明”。这虽是人之常情，不足为奇，不过要想了解冯玉祥的真实历史，就方法论而言，便不能仅听冯玉祥的一面之词，特别是历史是非明朗化之后的一面之词。

作者以考证的方法，用翔实的史料对包括《我的生活》在内的冯玉祥回忆录进行了一番细心的辨析、核实，取其所当取，含其所当舍，尽力还原了历史的原貌。

序

前言

第一章 身世与家庭

 一、籍贯

 二、家庭

第二章 成长历程

 一、发蒙与初隶军籍

 二、武卫军中的个人拼搏

 三、升迁与婚姻

第三章 投身反清革命洪流

 一、民族意识的萌生

 二、反清革命的酝酿

 三、武昌起义的前后

 四、滦州起义与冯玉祥对其后的纪念活动

第四章 崭露头角

 一、由营长到旅长

 二、第十六混成旅

 三、基督将军

第五章 护国战争中的是是非非

 一、随陈宦入川

 二、与护国军的叙府之战

 三、随陈宦反袁及受编为护国军

第六章 反对张勋复辟

 一、离开四川北上前后的政治取向

 二、驻军廊房后的遭遇

 三、风云际会，反对清室复辟

第七章 护法战争中的“战”与“和”

 一、南下援闽与浦口屯兵

 二、虎头蛇尾的“武穴主和

 三、出任湘西镇守使与陆建章之死

第八章 驻军常德的岁月

 一、依附曹锟的来龙去脉

 二、在湘西的军政业绩

 三、直皖冷战中的政治趋向

第九章 直系军阀集团中“养子”的困境

 一、困境中的挣扎

 二、升任陕督

 三、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

 四、接任豫督

第十章 调任陆军检阅使

 一、失去豫督的缘由

 二、调任陆军检阅使的经过及幕后活动

第十一章 “陆军检阅使”任上

 一、与各方人士交往

 二、家庭变故

 三、参与曹锟贿选

第十二章 发动北京政变，推翻贿选政府

 一、政变原因

 二、秘密策划

 三、倒戈经过

 四、逐溥仪出宫

 五、邀请孙中山北上

第十三章 出任“西北边防督办”与北方的政治风云

 一、到张家口就职

 二、通电取消国民军

 三、支持段祺瑞执政府的善后会议

 四、与国共两党及苏联建立政治关系

 五、五卅运动时的表现

 六、对北方群众运动的态度

 七、与直奉军阀的纵横捭阖

第十四章 “下野”及在幕后的政治活动

 一、通电下野

 二、对奉直的乞和

 三、第二次北京政变

 四、对三一八惨案的态度

第十五章 苏联行

 一、访苏的由来

 二、出国经过及其国外的活动

 三、苏联当局对冯玉祥的接待与态度

第十六章 南口大战

 一、国民军退守南口

 二、奉直晋三系军阀对国民军的围剿

 三、冯对南口大战的遥控

第十七章 五原誓师

 一、整编败军

 二、固甘图陕，联晋图豫战略的确立与实施

第十八章 国民军在陕甘的统治及国民军名号的消亡

 一、进驻陕西后的军政方针及其实施

 二、国民军对甘肃的统治

 三、国民军军事集团的解体

第十九章 进军河南

 一、再出潼关

 二、反苏反共

第二十章 统一河南

 一、豫东大战

 二、对河南红枪会的抚与剿

 三、被阻于北京城外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关于人物籍贯的概念，《辞海》的解释是“一个人的祖居或出生的地方”。这种说法本身就很含糊。从而导致出现大量为争夺历史名人的笔墨官司。我们考察一个历史人物的籍贯，如果其祖居地与出生地不是一个地方，那以何地为依据呢？如以祖居地为据，那么以祖居几代为依据呢？张作霖的父亲就是直隶人，那么张作霖是不是应当说是直隶(河北)籍？但是，以其出生地作为一个人的籍贯也不全面。如果一个人在出生地生活了很短的时间，如几个月就迁往他地，就很难说此人就是此地人氏。所以，一个人的籍贯，应以出生地及生长地等方面综合考察后来确定，而祖籍不应当是其唯一依据。

冯玉祥的祖籍是安徽巢县竹柯村，但是，这里只是他的故乡，而不是家乡。他生前只去过故乡两次。1936年3月1日他第一次去竹柯村，住了7天。1937年元月2日，他第二次去祖居地，住了45天。他两次在故园才待了52天。然而，冯玉祥在保定度过了他人生最美好的十八年青少年时光。1885年，冯家迁往保定，先住在城里，后定居在城东关外二里的康格庄。最初，他家租赁了村西路南陈家两家西房。房子很小，房身也非常低，锅台连着土炕，人在屋内根本转不过身来。以后，家里省吃俭用积聚了一百八十吊京钱，才在康格庄南头典了一处葛姓的房子。这所房子一共七间，三间正房，两间东房，另外还有两间小房。冯玉祥在此生活了近十五年。其间，他除了在外地居住过不长时间外，基本都是住在康格庄这本宅中。直到他18岁那年，父亲失业，被迫回安徽原籍谋生，为了筹措路费才将房子典当给了他人。后来，他在风云际会之后，又在保定城里馆驿街购置了房产，后因公因私回到保定，都住在自己的私宅。他格外敬重的大嫂，一度就居于此。从1902年他随军去了天津之后起，十年间仅在1906年为安葬父亲才回过一次古城，直到1912年初，冯玉祥参加辛亥滦州起义失败后，受到了“递解原籍”的处分，其所回之“籍”就是保定。他回忆说：自己以“有罪”之身回到康格庄后，看到旧居如昔，邻里无恙，听到久违的乡音，心里颇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街坊邻居大半还都认识他，高兴地叫着其小名说科宝回来了，几年不见，你发福多了。那种亲热的神情，使冯玉祥真要感动得流下眼泪来，“觉得眼前的丑恶，阴险的世界，到底还有温暖可爱的一面”。数十年后，他怀念保定说：“这儿就成了我儿童时代的养育之地，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现在说话操的是保定府口音，也是这个缘故。”

冯玉祥身材高大，魁梧，是个典型的直鲁大汉，他的精神情操也深受燕赵文化的影响。冯玉祥爱听河北梆子，年幼时一高兴就放大喉咙喊上几口，也喜欢保定附近的地方戏“老调”“哈哈腔”。他吃饭偏爱保定地方风味。在“练军”当兵时，发饷后都到南关平老静饺子馆吃顿牛肉蒸饺解馋。平日，最大的享受就是吃碗“牛肉罩饼”。1928年，他在打败奉军后北上，到保定，就兴高采烈地请高级将领吃自己昼思夜想的家乡饭，并以赞美的口气问大家，好吃不好吃？众人齐声说“好”。他高兴极了，一连几天，让部下顿顿吃“牛肉罩饼”。有的人吃腻了，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冯玉祥见状问为什么，此人答说不爱吃牛肉。他一听，忙下令让换猪头肉罩饼。此事在冯玉祥部下中传为笑谈。总之，保定造就了冯玉祥的性格和作风。

冯玉祥的父母亲死后，都曾埋葬在保定，最初全葬在安徽“义地”。1922年，他出任河南督军后，在保定城的西北角买了五亩空地为坟茔地，该地柏树茂盛，大可盈耙。是年10月13日夜，冯玉祥住宿在义地乱坟之中，次日两点半起身，与大哥冯基善带人动手起坟。六点半，大哥在前面打幡，他自己亲自抬杠，将父母骸骨抬至新的坟地安葬，冯玉祥为其父母立了墓碑。碑文是被章太炎誉为晚清“循吏第一”的定县老翰林王瑚(铁珊)撰写，由名书法家山东潍(县)王寿彭书丹，名学者山东胶县柯邵态篆。当时，曹锟正驻节在保定，曾责问冯玉祥为什么不打招呼。实际上，冯玉祥没有通知官方任何人，更没有接受任何人的馈赠，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办完了自己“家庭”的一件“大事”。此事在当时曾引起各方面的轰动，也在保定留下了经久不息的佳话。

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冯玉祥没有把其父母归葬在安徽巢县，表明了他对保定的感情。1923年12月，他的第一个妻子刘德贞在北京去世，也被安葬在保定冯家墓地。次年2月，他与李德全结婚后第三天，二人乘火车来保定扫墓。1927年，奉军占领保定后，冯玉祥父母的墓被奉军破坏。北伐之后，他才将父母双柩移到山西峪道河赵村，重新安葬。

冯家墓地连着冯玉祥出资修建的一个医院。该医院的命名还有一番典故，是为纪念一个叫罗感恩的美国教会医生而命名的。这个医生在湖南常德为冯夫人的叔父诊治神经时，被其枪杀。冯玉祥曾赠八千元给家属为赔偿费，但其妻坚辞不受。冯玉祥用此款在军中建了一个可移动的木质礼拜堂，叫感恩堂。后来，他为造福乡梓，在保定建立了一所西医院，为纪念罗大夫而命名为“思罗”医院。

综上所述，可以说冯玉祥是地地道道的保定人。但是，他自己却一直称自己是安徽人，并只说保定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这是为什么呢？P2-4

河北大学历史系刘敬忠教授撰写的《冯玉祥的前半生》，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多年辛勤劳动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无论如何都是值得高兴的，我在此向刘教授表示由衷的祝贺。

冯玉祥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著名民主爱国将领。他不但全面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后半程，而且还是其中不少重大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决策者，可以说他的历史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研究冯玉祥的历史就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对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怎样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走到今天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有着不容置疑的意义。

学术界对冯玉祥的研究历来相当重视。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出版过《冯玉祥小传》。60年代以后，有关冯玉祥的论著更是层出不穷，大量问世，不计各种相关论文，光传记著作就有10余部之多，如简又文的《冯玉祥传》，郭绪印、陈兴唐的《冯玉祥将军》，高兴亚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孟醒仁、曹书升的《冯玉祥传》，梁星亮、惠郭简的《冯玉祥传》，余华心的《传奇将军冯玉祥》，美国薛立敦(James E．Sneridan)的《冯玉祥的一生》(The Career of Feng Yuxiang)，等等。这些作品当然是我们了解冯玉祥的生平业绩，继承和发扬其民主爱国精神的好教材，自有其时代意义和学术价值。但是，由于冯玉祥生前发表过大量回忆录性质的著述，如《我的生活》、《我的读书生活》、《我的抗战生活》、《我的自传》、《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等，有些作品在纪事方面便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在叙述冯玉祥的生平业绩时，常常直接采用他的回忆性自述，而没有或者不太重视对这些回忆性自述进行必要的去伪存真的辨析，因而常常出现一些与史实有出入甚或完全相悖的记载。作为一部对历史和传主均须负责的学术著作，出现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是个不小的缺憾。刘教授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因而在本书的《前言》中明确指出：以冯玉祥“《我的生活》为例，该书以冯玉祥自述的口吻，追述了自己的身世、家庭、青少年的经历，一直到1928年，也就是前半生的生平……世人均以为其所言就是历史事实。一些研究者更是以此书叙述作为学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来评判冯氏的功过及所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有的人就干脆大段地抄录冯氏回忆录的原文，来写冯氏的传记。”刘教授以学者特有的敏锐眼光和对历史与传主高度负责的精神，表示他对此“是有疑义的”，将通过撰写《冯玉祥的前半生》一书对冯玉祥“前半生的文治武功进行梳理，并对其回忆录《我的生活》的内容进行辨析”，还特地在其书名中加了个副标题——“兼对其自传《我的生活》辨析”，以突出他撰写此书的主旨和重点。

我很赞成刘教授这一研究思路，理由有三：

首先，这是“还原”冯玉祥真实历史的需要。因为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是尊重事实，研究冯玉祥就是要尽可能恢复冯玉祥的本来面目，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冯玉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空口说白话，不讲证据。这就离不开史料。但是，史料是多种多样的，有敌我友的记载，也有非敌非友的记载；有事发当时留下的记载，也有事发之后的追忆；有历史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也有旁观者的道听途说；即使历史当事人的记述，也有当时的记述与事后的回忆，以及存心留给后人与无意间留给后人的种种区别。不同来源、不同时间、不同用意和性质的史料，其真实程度自然不会一样，有的甚至还可能是伪造的，毫无史料价值可言。因而必须经过细心辨析，认真核实，才能判定真假，决定取舍，不是见到所谓“史料”就可采用的。冯玉祥《我的生活》一书，初版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成都华英书局，记述的是他1928年以前的经历，实际是事后撰写的回忆录。许多历史是非，经过历史的沉淀，可能已或多或少有了定评，也就是说，在他撰述此书时，已有了“后见之明”。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理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断定冯玉祥就一定会对自己的历史有所粉饰，有所回避，有所放大，有所缩小，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留下“亮丽人生”，乃是人之常情，不足为奇。因此，要想“还原”冯玉祥的真实历史，就方法论而言，便不能仅听冯玉祥的一面之词，特别是历史是非明朗化之后的一面之词，就不能不对包括《我的生活》在内的冯玉祥的回忆录作一番细心的辨析、核实工作，取其所当取，舍其所当舍。否则，“还原”冯玉祥的真实历史，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其次，也是打破某种思维定式的需要。稍为留心一下以往的史学研究，便不难发现有个相对普遍的现象，由于时代的原因，没有引起研究者必要的重视。这就是在采用史料证据的时候，不少研究者对所谓正、反面人物的说法，实际存在一个采信倾向的问题。大致说来，对于所谓“正面”人物，一般都比较信任，无意之中就相信他们不会说假话。对他们的说法，不用说提出质疑，连起码的怀疑意识都没有，往往是他们说什么，就信什么，全盘照搬，毫无疑虑。但是，对于所谓“反面”人物，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无须他人提醒，就会下意识地警觉起来，觉得“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对于他们的一些说法，不管三七二十一，基本采取排斥态度。特别是有关他们自己的功过是非的说法，更会不假思索地判定：一定是“猪鼻子插葱——装象”，通通是假的，不可采信。习惯成自然，不知从何时起，这种史料采信倾向，便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在这些研究者看来，自李鸿章以下至蒋介石等反面人物的自我评说，都是不真实、不可采信的，而出自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之口的，却字字珠玑，“句句是真理”，无须怀疑，大可采而信之。冯玉祥《我的生活》中的某些不实之词，被一些研究者深信不疑，盲目采用，似乎就是这种思维定式的具体表现。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价值取向的改变，近年似乎又有少数人反其道而行之，转而更为认可“反面”人物的自我评说了。其实，这种思维定式，无论怎样变化，以正、反面人物的是非为是非也罢，反其道而行之也罢，都只是一种情绪化的取向，既无科学依据，又未曾经过实践的检验，对以追求历史真实为目标的史学研究来说，都是十分有害的，必须坚决抛弃。

最后，更是继承与发扬我国史学研究优良传统的需要。今日国人研究历史的时尚，似已与昔日大异，大多不愿甘坐“冷板凳”，心无旁骛地从搜集、辨析、考证史料做起，而是如建筑设计师那样，热衷于首先建构一个所谓“多维度”的“分析框架”，然后再按图索骥，找些相应的所谓“史料”，支撑起心中的“大厦”。他们天真地以为这是一条史学“创新”的便捷之道，实则只是一条本末倒置的危险之路。众所周知，史料的辨析与考证工作，乃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基础不牢，任何高层次的研究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我国的史学研究历来十分重视史料的辨析与考证工作，可说是自古以来长盛不衰的优良传统，许多卓有成就的史学家几无例外都是由此起步走向辉煌的。如著名中国近代史学家姚薇元先生的成名作——大学毕业论文《鸦片战争史事考》(又名《道光洋艘征抚记考订》)，就是这样产生的。1931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部史学门，在老师郭廷以的指导下，利用清华图书馆所藏中、英文资料，对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进行全面考核，纠正、补充书中缺误百余处，写成《鸦片战争史事考》，1942年2月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成了史学界公认的研究鸦片战争史的重要著作。至于太平天国史的拓荒者罗尔纲先生的考证成就更无与伦比了，诚如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所说：‘‘罗尔纲同志研究太平天国，开始于考证张嘉祥的事迹，纠正张嘉祥早年与洪秀全有往来的谬说。从那以后，他倾注主要精力，对涉及太平天国的史料、人物、事件作一系列考证工作。解放以来，他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共十集，是以《辨伪集》、《订谬集》、《史事考》、《史料考》、《太平天国史丛考》等作为书名的。另外的《图释》、《调查集》，也基本上是史料考证。在这十本书里，他对太平天国研究中许多重要问题。一一加以辨别订正。现在我们对那场农民革命运动一些重要史实，能够有比较准确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考证所取得的成就。有些考证，近来研究者中有了新的看法。但新看法也还是由于罗尔纲同志的研究提供了讨论基础，然后取得进展的。”(《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6页)史学前辈的治学经验告诉我们：要想取得史学界公认的史学研究成就，就不能不按史学研究的规律办事，就不能不继承与发扬我国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

令人欣喜的是，刘教授不但提出了立意如此深刻的研究思路，而且在研究实践中努力贯彻了这一思路，对冯玉祥《我的生活》等自传性著作进行了一定的辨析与考证，由此提出了一些较为符合历史实际的见解，形成了一部有一定学术特色的著作。

当然，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历史本身可以画上句号，但对画上句号的历史的研究却永远不会完结。要想真正实现刘教授提出的研究思路，也不是一件能一蹴而就的事，似仍有不少事情可做。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需要认真总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宜仅以“不值一读”之类的简单否定了事。又如，对于史学研究，要严守学术本位，无论叙事、说理、臧否人物，甚至文字表述，都要保持理性，不苛求，不放纵，恰如其分，力避感情用事。再如，对冯玉祥的回忆性著述，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要拿出有力的证据，不能仅凭推测，甚至自我感觉，就采信其中一部分，否定另一部分。还有，对他人的回忆，同样要认真辨析真伪，不能因为它能订正冯玉祥的回忆，就盲目推崇，武断地肯定其不会在这个那个问题上“编造谎言”；等等。鄙人不敏，偶有所思，不敢私秘，用介一言，不知刘教授然否？

曾业英

2009年12月3日

《冯玉祥的前半生》终于完稿了，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很是欣慰。

此书写好后，心情虽然很愉快，但仍惶恐不安，大病初愈的头脑，难免百密一疏，敬请业内各位专家指教。

在此，我首先感谢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陈铁健先生、曾业英先生及汪朝光先生，他们通阅了全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此外，我还感谢河北大学及历史学院的各级领导，尤其向姜锡东教授致谢，他们对本书的写作及出版给予大力支持及鼓励。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同门学兄王树才教授、潘荣教授、黄修荣教授及侯均初师姐对我精神上的鼓励。我的研究生孙玉琴、葛宝森、秦志强、崔玉敏、苗卫芳、左海军、舒伟、李玉梅，均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在此，我一并致谢。

刘敬忠

二○○九年九月于河北大学紫园汶阳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