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人民出版社举行的“新疆·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丛书首批入选丛书有：著名作家周涛的散文精选《捉不住的鼬鼠》、文学评论家韩子勇的作品精选《文学的风土》和青年诗人沈苇的诗歌精选《我的尘土我的坦途》。

本书作为其中一册，作者力图展开诗与思的笔触，把精神的聚餐安排在烟熏火燎的后堂。

欲望的飓风与豪雨，抽打着低矮的土地、滚滚的人群和奔腾不息的生活。这些像皮肤、毛发和血肉一样的东西，埋藏着我们的心，使我们如同泥水中臃肿不堪、沉浮不定的河马。

这就是生长文学的风土，是灵魂之花开放或衰败的荒野。在地方性知识的背景下，作者力图展开诗与思的笔触，把精神的聚餐安排在烟熏火燎的后堂。

物象与视知觉

叙事与抒情

文化的接触和影响

价值或意识模型

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

文学的风土

16个词和10个句子

深处的人群

韩子勇创作年表

畸零与刑惩

20世纪初主政新疆的前清廷大吏杨增新在任上时，曾有一语：“西出阳关无好人。”在他看来，西省孤悬塞外，关内人来此为官，多为枭雄阴鸷之人。“西部为流放发配之地”——这种奇怪的观念由来已久，它大约与原始观念的西方模式有隐秘的联系，当然也和某种历史事实给人造成的印象有关：把不守封建文化约定的“获罪之身”从繁华之域清除出去，流配于千里之外的西部荒野。这种过程曾经达到多大的规模，是断断续续间或出现的个例，还是一种十分普遍的行为?我没有做出大致的统计。不过可以肯定，对普通的刑犯不值得如此耗费——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古代，千里的戴枷长行和押送，既费时又费力，而且花费不菲，可以肯定是不合算的。因此可以猜测，流配于西部荒野的，大多是曾有官位与名分的闻人，譬如林则徐、纪晓岚之类。也正是一种闻人效应，才使得传说可以成立，才使得这种奇怪的观念具有民间性；同时，这一点也反证出流配西部的获罪之身在数量方面不构成普遍意义。更重要的是，用今天的价值尺度与文化观念来衡量这些“刑犯”，可能具有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认知，如同犯上作乱的流寇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中被叫为“起义领袖”。还有一部分不是被封建统治者押解而来的人群，而是被追杀的余脉，贫瘠的西部隐藏和挽留了他们最后的血性。张承志的《西省暗杀考》、《九座宫殿》、《心灵史》等作品，曾透露或着意表现过这样的情节，白练的小说也曾涉猎过这类社会的秘史，陆天明的小说、周涛的《哈拉沙尔随笔》也都曾有意无意地触及到类似的话题。西部是个敞开的容器，只收留“浊世之佳公子”。

最后一种情况比较普遍，也更有代表性，这就是走两口的流民。这类人数量巨大，自古至今一直在延续，几乎成为西部移民史的一个社会原型。这类人流多来自社会的底层，是一些土老百姓，但又的确不同于一般的“难民”，无论在毅力、胆识、血性与勇气方面，还是在文化认同和人格倾向上，都可称为那种历史社会的出类拔萃者。这是一群“逃亡者”，一群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逃亡者”，一群从文化秩序中脱离出来的“失根”的人，一群饱含希望与恐惧的赤子。“走西口”，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不是轻松的字眼。

焦旱的土地、赤贫的荒原、严酷的气候、浩大而近似虚无的空间、人烟绝迹等等这一切像是一种大限，一种天老地荒的玄幽，一种末路和决绝。这畸零的自然，这弃土废城，只能与流民、刑犯、躲避追杀的亡命之旅相匹配，与自然的“刑惩”相呼应。家破人亡的残缺和文化的决断、戴罪之身的惶惑与羞辱和西行的凄凉与感怀、慌不择路的亡命和热血翻涌的复仇与隐忍……这一切在自然的景况中得到强化。畸零、残损的自然，畸零、残损的人，这双重的“刑惩”与肃杀之气，加强着“悲剧的叙述程式”。

P11-12

两届鲁迅文学奖新疆已有三位获奖者：周涛、韩子勇、沈苇。在散文、评论、诗歌领域全面开花、均有收获，这在全国各省区中并不多见。新疆尽管地处边远，但新疆文学并不落后，它已参与时代的进程并骄傲地走在中国文学前行的队列。

当然，鲁迅文学奖不是评价当代文学的惟一标准，但它无疑是对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的一次重要褒奖。我们倾力推出这套丛书，一方面是为了展示新疆文学取得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对新疆文学怀着更高的期待，包括对已经进入这套丛书的作家。

在选稿上，我们严格遵循自选与精选的方式，选出每位作家有影响的代表作。作品要有时间跨度，以体现创作概貌，包括书后每位作家的创作年表，都有明显的“史”的特征，因而具备了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

这是这套丛书的首次亮相，它仅是一个开端，以后新疆有新的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还会应邀加入进来。它将见证新疆文学已有的成就，也将伴随新疆文学一起成长。

这套丛书是本土的，同时也是超越本土面向一种可能的文学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那些冲出地域走向全国的新疆作家鼓与呼，并期待着出现一个更加繁荣的硕果累累的“文学的新疆”。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