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理念、制度、模式等视角，对现代大学管理与建设中的焦点问题进行了论述。作者结合自己在多所大学领导管理岗位上的工作实际，以“走出困惑”为旨趣，以“经营理念”为中心思想，将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与高校建设实际相结合，对大学办学过程中的许多现实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和理论阐发，对大学课程教学改革、人事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制度、学生管理制度、大学运行模式与机制、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其中有关区域大学的办学经营管理理念和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实际操作价值。

世纪之交，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和跨越式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办学能力已经成为增强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手段。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我国的高等教育如何进一步增强活力、健康发展，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我社长期以来对高等教育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极为关切，先后策划、出版了《高等教育研究丛书》及一系列大学教育理论研究著作，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现代大学经营之道》一书就是其中之一。

以探索的精神寻求中国大学发展的道路／朱小蔓

依托与支撑／谢雏和

自序：追寻现代大学的足迹

第一辑 大学属性

 中国大学正处在十字路口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步入关键期

 从边缘到中心

——谈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社会定位

 我国地市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初探

 一流体系还是一流大学

——浅谈中国大学发展观

 消费高教和高教服务

——谈大学的角色转换问题

 中国大学校长的权力有多大

——关于中国大学办学行为的几点思考

 谁来当大学校长

——论大学校长的责任与素质

 大学教育应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新楼中的老屋

——大学校园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大师、大楼、大家，大众

——“大学之谓”的时代选择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走近世界著名高等教育大家

第二辑 大学理念

 20世纪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大学理念的演进

 关键就是找差距

——直面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区域高校的使命

——谈区域高校与区域社会的和谐发展

 市场中的大学

 昨天的国企， 明天的高校

——浅谈大学资产风险规避问题

 理应比西方的制度更先进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个好制度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带给我们的启示

 蛋糕怎样切

——对建立高等教育拨款机制问题的思考

 新校区的困惑

——呼唤中国的《莫里尔法》

 正确认识高等教育收费制度

 论大学的双重产品质量观

 关于大学教学质量的理性思考

 跳出质量看质量

——审视新建区域高校的教育质量问题

 课程不是一本教科书

——关于我国高校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的思考

 按要素进行设计

——解读现代大学课程建设

 浅析现代学生学习观念的改变

 远近高低各不同

——谈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喜与忧

 高校最大的浪费

第三辑 大学经营

 大学如何实施品牌战略

 经营大学：借用企业管理理念提高管理效益

 区域大学为区域社会服务的探索

 大学管理理念的选择

 大学办学体制选择

——谈一校多制办大学问题

 按产品生产理念进行学习资源配置

 教授为什么要做学术

——谈大学的科研管理

 大学课程的清理与重建

 学风虚浮造成惊人浪费

 记件工资制还是计时工资制

 十块钱一瓶酱油

——谈大学的财务资产管理问题

第四辑 大学模式

“能几次改变世界”的剑桥大学

——世界经典大学内涵解读

 启示与尝试

——从伊利诺伊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谈起

 质量效益是大学的生命

——纵论大学可持续发展模式

“赠地学院”在中国的诞生

 英国模式的香港运用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的

特征

 以铜为鉴正衣冠

——台湾省高等教育改革得失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俄罗斯、韩国、日本大学管理撷英

 一座城市与一所大学

——从国外城市与大学的互动关系谈起

附 录

 忧思高校当家人

 大学经营之道

 引入企业管理理念构建现代大学制度

 为什么要创建综合性的临沂大学

 大学的功能

 大手笔经营大学城

 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问题

 让剑桥服务世界 让世界拥有剑桥

 全面进入大学经营时代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作为一所普通高校的校长和党委书记，有着十几年高等学校的管理实践和理性思考，加上曾到亚洲、欧洲的十几所大学考察、研究，我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事实：中国大学在教育理念、发展定位、发展模式、教育制度、内部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处在改革转型的关键时期。也就是说，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正在步人关键期，中国大学一路走来，目前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当然，我们不能像战国时期的杨子那样，“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中国的大学迫切需要深化改革，其根本任务和目标，就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和现代大学制度，这是我们别无选择的唯一出路。

一、社会经济转型，使大学教育面临选择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走过的道路，总体上看是一个借鉴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并有所创新的过程。中国的高等教育始终在努力寻找一种适应自身发展的模式，这是一个主体意识逐渐增强的过程。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也随之产生了诸如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加人WTO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对策，高等教育如何深化体制改革等问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具有典型本土性特征的问题，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强烈的本土意识和主体性反思。每一位高等教育管理者和研究者都或隐或显地感受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大学正面临着三大选择。

(一)由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时期的理念选择

从20世纪末期开始的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不仅反映在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上，更重要的是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度大大增加。在精英教育时代，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关注更多的是外部的。近年来，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品种的增加，为最大程度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实现大众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而促使高等教育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平。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任务决不是单纯地增加教育资源那么简单。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度过了规模快速扩张期，而且这种扩张已使高等教育的格局逐渐从精英时代走向大众时代。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这种规模的快速扩张，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质量的保证和提升。在大众教育时代，受教育者有了更多的教育选择权——选择接受适合自己的高质量教育的权利。面对选择，中国高等教育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正确定位；二是提高核心竞争力。不论是居于何种层次的高等学校，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类名牌大学到一大批民办大学、高职高专，都将面临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高等教育将从数量时期全面进入到质量时期，将从注重外延发展时期进入到打造内涵实质时期。

(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管理模式的选择

高等教育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紧密相连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管理模式的转变主要是从管理到经营的转变。谁实现了转型期管理模式的快速转变，谁就会抢得发展的机遇；谁被动地等待管理模式的转变，谁就贻误了发展的良机。P21-22

1994年秋天，我作为山东理工大学的谈判代表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洽谈合作办学项目，这是我第一次去美国。当参观加州大学汽车工程实验室，看到无尘实验室里全套的福特、丰田、大众缩微生产线，穿着工装的大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制造自己设计的汽车模型时，联想到自己在大学学习时的实验装备——实验室里那几台可怜的旧机床，学生们每人只能轮流操作一次，我心里真如打翻了五味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大学，何时也能让她的学生享有这样优越的学习资源和条件。那次美国之行，我暗暗确立了终生追求的目标：为我们的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资源，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使中国的大学追赶上世界的步伐。在那以后的十几年里，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我在所有工作过的大学里，都常常用“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之类的语言勉励自己。

2003年冬天，完成了在加州州立大学的校长培训之后，我到伊利诺伊大学作了近两个月的专项考察研究，与当时同在伊利诺伊大学访学的清华大学教科所王晓阳博士一起，对伊利诺伊大学学校管理运行进行了系统调研。从校长、副校长、董事会主席到书记、教务长、财务长、后勤中心主任、院长、系主任、学管中心秘书、教授、学生等，我们共访问了60余人次，44个办公室，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了解了一所西方著名大学。

2004年秋天，我作为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派往英国的高级研究学者，应邀到自己向往已久的剑桥大学做了为期一年的访学研究工作。借此机会，我终于能够摆脱繁杂的事务，静下心来认真研判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异，集中精力为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作一些理论研究，而且是在研究条件十分优越的剑桥大学这个“大书房”里。值得庆幸的是，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以大学校长身份到剑桥大学作访学研究的学者，而且研究的又是大学管理专题。一边是一校之长，一边又能到剑桥来做上一年学问，我从心里觉得幸运。

在我国大学做事，总让人有一种“做官”的感觉，而且还常常感到“官身不由己”。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我连续换了三所大学，先后做副校长、校长和党委书记。每到一处都是事务繁杂、风风火火，整天忙得脚不沾地，为“追赶世界步伐”倒是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学问”却似乎永远做不精。我做梦都在想，什么时候给我一年半载的时间，找一方清静之所，坐下来梳理整合一下我这些年来的研究与实践。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近些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规模和数量都上了一个大的台阶。经济社会发展对大学的需求以及人们想上大学的强烈愿望，都为中国大学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中国大学的发展也如中国现代企业的发展一样，如何尽快摆脱粗放型发展模式，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规范竞争秩序，设置质量规范，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优化提高教育资源效益，促进高等教育进入良性发展状态等，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办学者、管理者、教育理论工作者不能逃避的历史使命。作为中国大学的一名校长和教育理论研究者，我深感责任的重大和机会的难得。于是，在剑桥的一年时间里，我集中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追寻现代大学足迹，设计一个理想的模型，探索大学发展之路，整合自己的大学理想，筹划建设一所理想的大学。由于“敝帚自珍”的本性和“近水楼台”的条件，我的理想就是充分利用担任校长和党委书记这个平台，全面借鉴世界现代大学的管理成果，在我国建成一所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品牌大学。

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吟诵：“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美好的诗句曾令无数人赞叹不已，我却从其“不带走一片云彩”的表白中，看到的是他的保守和消沉。我信奉的是“拿来主义”。我在剑桥贪婪地汲取着世界最先进的大学管理和经营经验的养分，所见所闻使我不断联想到自己在国内工作中遇到的诸多困惑，于是就有了《现代大学经营之道》的书稿。当“我挥一挥衣袖”告别剑桥时，我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有着沉甸甸的收获：追寻现代大学的发展足迹，探索中国大学的发展道路，将我所在的大学打造成“中国区域大学知名品牌”的蓝图已基本成型……

打开世界高等教育史册，那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就好比一首首令人荡气回肠的求索之歌。穿越时间和空间的帐幕，我仿佛回到了千百年前，仿佛看见了先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足迹：探究人类自身的谜底，探寻富国强兵的道路，探索繁荣文化的根基，探求服务公众的新路……

12世纪建立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应算是世界上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后来相继建立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古老的现代大学还有法国的巴黎大学、意大利的罗马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特别是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数百年来不断创新、完善，活力尤胜当年，堪称世界现代大学的“泰斗”。随着世界新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植于区域经济背景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攀上了现代大学的高峰。为适应现代大工业时代的到来，德国、美国、日本均建立了大量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的公立大学，政府主导和大量社会物质财富的融入，使这类大学得以迅速发展。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随着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批像台湾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这样有一定实力的现代大学，但由于经济与社会条件的制约，这些大学只能保持与当地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的水平。新中国建立或改造的大学，恰恰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模式一样，保持了具有较高社会地位但资源严重短缺的格局。

随着中国社会管理僵化模式被打破和经济高速增长，人们热切呼唤着大学运行方式的改变和水平的提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大学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展在所必然。但中国大学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功能的发挥，却不完全是政府和社会能够按照意志主宰的。现阶段，中国大学正处在旧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已经淘汰，新的制度初步建立但尚未完善的历史转型期。正像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一样，中国大学急需从体制与机制两个层面入手，在政府帮助建立起市场规范竞争制度的基础上，由大学管理者全面构建适合学校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在这一建设过程中赋予现代大学应有的内涵。

与世界众多古老的现代大学相比，中国的大学宛如处于“童蒙”阶段的一群小学生。但我深信，“童蒙”阶段的中国大学“可塑性”是最强的，可能具有“超常规”的发展速度，具有“无限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处于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学习借鉴世界著名高校的发展经验，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追寻世界现代大学发展的足迹，研究世界名校的管理经验，借他山之石，攻中国现代大学之玉，正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大学管理者的神圣使命!

最近十年，我利用自己学习与工作的一切机会，探寻西方现代大学发展内涵，并加以吸收借鉴，将其应用于自己的工作实践。1996年我在聊城大学任副校长时，曾将当时所收集到的一些资料整理成一部至今也没有出版的书稿——《市场大背景下的大学》。因为自认为还没有能力把握西方大学的核心内涵，对中国大学的社会角色走向也心存迷茫，工作实践中困惑诸多，因此，我只是将有关内容写成了一些不甚深入的文章刊发。但这部未出版的书稿，构建起了我此后研究的基本框架，使我后来几年的学习研究与实践，逐步形成了一个系统结构。

2000年1月，我来到类似美国“赠地学院”形态的临沂师范学院，在做了三年校长后转任党委书记。在此后的时间里，我在不脱离岗位实践的同时，能够相对集中精力进行理论学习和考察研究。特别是作为一所大学的一把手，我一边研究理论，一边进行实践，先后承担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地级市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地市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研究”，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参加大学校长培训，并对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法国、德国、南非、澳大利亚的一些著名大学以及中国香港科技大学、中国台湾师范大学进行了系列考察，这对致力于参照世界众多探索者的足迹，踩着优秀大学的肩膀垒砌自己理想中的大学的我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同时，我利用担任校长的有利条件，以地处沂蒙老区的临沂师范学院为平台进行实验，出版了《区域大学的使命》一书，并先后以《关于高校体系结构的思考》《大学教育应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我国地市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等为题，在《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教育研究》等报刊发表了比较系统的探讨性观点，逐步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在此期间，我先后与国内外诸多教育家面对面地讨论交流，如顾明远、潘懋元、闵维方、吴启迪、谢维和、朱小蔓、谈松华、陈学飞、杨德广、靳希斌、孔宪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的老校长Stanley Ikenberry、剑桥大学的麦大维(David Mecmulun)等。我的老师顾明远、谢维和、麦大维、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院长兼大英博物馆主席John Boild更是悉心教诲，我从他们身上读到了现代中外大学教育的真谛。回想起来，这些著名教育家思想精华的传授，直接深入到国内外大学(特别是香港科技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内部研学，以及自身曾先后在国内三所大学做领导工作的实践，正是我能够进行这些探索的三个结构性要素。作为一名理论探索者，我在研究过程中能够拥有学习读书的机会、组织课题的机会、领导实践的机会，真是十分幸运。

还是在读博士的时候，我有幸结识了剑桥大学管理系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皮特·诺雷(Peter Noiret)先生，他的新著《中国经济改革——十字路口》对我的启发很大。最近，在与他的通信中，我用了“中国大学的发展——十字路口”这样一句话，他深以为然。中国大学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高峰期，许多大学都在热火朝天地扩招扩建，但是，招来学生怎么教，一流大学是什么，新建学校怎么管，建大楼的钱从哪里来，学生交的学费去了哪里，等等，这一堆问题似乎都在混沌之中，哪一个问题都让人忧虑。理论界众说纷纭，管理者我行我素，未来该怎样走，恰似到了“十字路口”。

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现代为什么没有产生权威的教育家，其实道理很简单。回想一下，我们上一辈做的和我们这一代学的、做的只有一种思想，只存在一种模式，没有探索的条件和环境，哪来的思想和创新。原本僵化的教育体制，不允许产生创新的教育思想和自主的教育活动，所有的教育行为，都按规定的模式运行，哪能成“家”呢?但今天的社会变了，思想束缚被打破了，市场体制建立了，企业早就改制了，政府职能也正在转变。大学作为新的社会背景下的活生生的组成部分，从实践到理论，有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有了自主选择的客观条件。我们幸运地处在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处在教育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时代，特别是像我们这样既有一些理论研究的基础，又有主动实践条件的同志，应该有责任抓住机遇，为国家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进行探索，作出贡献。这就是我的“梦想”的现实基础。

为了构建一所心目中的品牌大学，我结合自身在管理岗位工作实践中所遇到的困惑，以不断更新的研究课题为载体，对国内外不同大学的不同管理层面进行了不间断的探究和消化。我通过对欧美经典名校的理念、美国州立大学的定位、英国和我国香港新型大学品牌的创生、我国台湾大学的挫折等的理性分析，对剑桥大学的教学体系、伊利诺伊大学的服务体系、中国香港科技大学的管理体系、中国大陆高校的领导体系及大学管理的困惑进行了认真的解剖对照、归纳比较。这样，我头脑中的现代大学的脉络开始清晰，对实践当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也不再感到复杂。在中国现代大学管理方面，无论是宏观定位还是微观经营，我都自信有了太多选择的机会。

按照我的思路，中国大学应该像英国的剑桥大学那样有着深厚的内涵，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办学思想、教学理念、学术研究呈开放辐射状态。中国大学应该像美国的“赠地学院”伊利诺伊大学那样，获得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确立“为公众服务”的理念，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成为区域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大学应该像中国香港科技大学那样，与社会接轨，不断吸纳社会优秀资源，不断自我更新，资产能够抵制经营风险，高效运行，健康发展。总之，我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服务性非常强、质量信得过、适合中国国情、对外开放程度高、管理和教学先进的大学。同时，世界著名大学最先进的办学精神和思想都能够在这里得到体现，中国大学应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按照这一思路和理念进行实验的临沂师范学院，在追寻现代大学足迹的路上，已经迈出了扎实的步伐，实现了“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

一是确立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按照“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新思路和新模式重新组织教学、设置课程，提供更加宽松的学习环境，树立质量意识和服务意识，并在办学的每一个环节中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以优质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创造品牌，赢得信誉，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临沂师范学院又陆续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本科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综合大学本科课程建设体系”“单门课程要素建设标准”“外聘经典课程”等建设方案，加大投入的力度，提高投入的准确度，保证了学生教育资源的强配置。

二是确立了“为区域服务”的办学宗旨。临沂师范学院每年为当地和周边地区提供几千名各类新型毕业生，还有几百名教授、博士活跃在当地的城市、乡村、机关、企业，开展生产服务、文化服务和生活服务，真正成了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确立了“有用、有效、先进”的经营理念。临沂师范学院在观念和行为两个层面，显著地改变了全校师生的精神面貌和工作学习机制。师生、员工的服务与消费理念的确立，为进一步实施制度创新，提高办学效率、效益，向高质量大学迈进，奠定了思想基础。教师在完成教学与学术任务方面，由被动变为自觉行动。许多学生从消极应付学习，变为消费知识、主动学习。管理干部由居高临下，变为主动追求岗位目标。项目意识的逐步形成，也使更多的部门把规划理想变为脚踏实地、卓有成效的工作。

事实证明，临沂师范学院的经营理念和管理实践不仅契合了自身发展的实际，也体现了现代大学管理的内在要求。实验探索五年间，该校在校生从3100人发展到现在的32000人；学校占地面积从32．52万平方米发展到现在的486．6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从16万平方米发展到现在的97万平方米；图书从80万册发展到现在的250万册；仪器设备资产从1650万元发展到现在的16300万元；专职教师从470人发展到现在的1352人；硕士、博士师资从24人发展到现在的848人。还有一组更为重要的数字，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临沂师范学院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从2700元增长到现在的6 980元，由于“赠地大学”“经营大学”“多体制办学”等诸多项目的实施，学校资产总值增加了12亿元，而且学校自身没有举债。与此同时，在学生发展方面，该校本科考研率超过了40％，专科升本科率达到了75％，本科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100％。在中国产生这样快速发展同时能够保证健康和良好的可持续性的大学，应该是国际大学管理经营成果综合运用的结果。

清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实际上，追寻现代大学的发展足迹，同样要经过这三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通过五年的努力探索和拼搏，临沂师范学院已经达到了第一种境界，已经“独上高楼”，在全国新建本科院校中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并且成功地突破了制约区域高校发展的“天涯路”。

临沂师范学院目前正处于“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第二种境界。从英国的剑桥大学到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从香港科技大学再到新近筹建的临沂大学，一条“政府主导、社会融入、市场运作、学生中心、服务公众”的现代大学快速发展之路已经拓宽。

现代大学发展的第三种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临沂师范学院拟用五年左右的时间继续在规模、层次和综合办学实力上实现第二轮跨越式发展，并在专业覆盖面、国际化程度、学生学习资源配置、对区域社会的影响力和贡献率诸方面形成优势，初具品牌。在此基础上，再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全面提高办学水平和能力，着力建设特色优势学科和品牌服务项目，把学校建设成为具有稳定管理内涵，具备自我更新能力的品牌学校。

在迅猛发展的中国经济社会中，大学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已经朦胧地看到“灯火阑珊处”的“那人”正在向我招手，目前需要做的是：装上这些书稿，带着发展蓝图，踏上中国现代大学发展之路。

是为自序。

近几年，《光明日报》和《中国教育报》对我的连续采访在高校引起了一定反响，杨德广先生因此建议我写一本《大学经营学》，他认为我是把经营理念引入大学管理的第一人，将这一思想形成学说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有必要的。另外，潘懋元先生和我的导师顾明远先生、谢维和先生也都纷纷鼓励我把大学国际比较研究过程中的心得和办学实践中的亮点串起来写成个东西。按说，框架式地创作一本《大学经营学》也很有意义，但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暂缓，毕竟做学问是很严肃的事情，许多理论性的东西还需要作更深入的探讨，这才有了关于眼前这本书的写作打算。如果有朝一日着手编写《大学经营学》，这本书则算是前期准备了。

近几年分别在英国和美国作国际大学管理模式比较研究，使我有机会更深入地研究西方的大学制度，也有时间思考中国大学中存在的问题，这本书基本是我在国外的时期写成的。有150年历史的伊利诺伊大学和有着800年悠久历史的剑桥大学的古朴庄严给人以神圣之感，生活在那里，便会产生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后的愉悦。西方大学管理的先进性、科学性给我的启发是巨大的。我无法停止自己的思考，因为在我看来，研究大学先进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了自己的使命。

我认为，把西方先进经验与中国大学管理的实际结合起来则是十分紧迫的任务。伴随着社会转型和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中国的大学开始变得迷茫起来：是继续按照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般的科层制管理模式走下去，还是走另二个极端搞“产业化”?大学改革是革命还是改制?中国高校改革者正面临着困惑，都知道学习西方是正道，却不知道怎么学、怎么用。照搬西方大学的制度经常遭遇障碍，这是为什么?大家都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现代大学理念。并不是说中国人都不懂得西方现代大学理念，中国不乏一批研究者，但遗憾的是研究者与实践者往往是两个阶层，大批高校当家人还没有接受先进的大学理念，这正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感到彷徨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以“走出困惑”为旨趣，一个方面是基于以上现实，另一个方面也算是一种探索。我以“经营理念”为中心思想，对大学管理的许多现实问题作了深入思考，这些思考涉及到大学管理的不同层面，而且很多东西都是在遭遇困惑后的探索所得。我经常想，现代企业制度产生于西方，我们学了，很管用；市场经济体制也是西方的东西，我们学了，收效很好；西方的现代大学管理制度已经十分成熟，我们为什么不学呢?只要管用，我们就没有拒绝的道理。实际上，本书的许多观点都是先按照传统模式管理学校产生困惑、再自觉对照西方的做法试行后而产生的，是西方的先进观念和制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使我们走出了困惑。现代大学制度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为世界上所有的大学共享。我把握的原则是，学习不能纸上谈兵，不可以完全照搬，一定要活学活用，只有对照中国的实际来用，才会取得实效。

书中除了我新写的东西外，我还摭取了部分已经发表的文章和谈话，这些都是我这一时期的思考，思想上是一个整体。我的最大期望是，这些心得能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有所启发，即使不能帮助中国大学的当家人走出困惑，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作用也是令人欣慰的。

我要感谢那些给予我无私帮助和关心的人们。他们是：中国驻英国公使衔参赞王永达先生，中国驻英使馆教育处孙祖兴先生，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王晓阳先生，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国际合作部主任伊莎贝尔(Lsabel w()ng)博士，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院长Sir John Boyd爵士，剑桥大学著名学者麦大维教授，美国大学校长联合会主席、伊利诺伊大学前校长Stanley Ikenberry博士，剑桥大学理查德校长和著名科学家史蒂芬·霍金教授，剑桥东方系袁博平博士。在我访问研究期间，他们都给予很多指导和帮助，尤其是英美大学的这些大师们，无私地向我面授了很多知识，使我受益匪浅。对我的研究给予鼓励和很大帮助的还有：教育部吴启迪副部长，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刘凤泰主任，香港科技大学原学术副校长孔宪铎先生，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校长戴嘉南博士。我还要感谢《光明日报》记者邢兆远、宋喜群先生，《中国教育报》记者蔡继乐先生，以及帮我记录整理我的谈话内容的几位同事。我特别要感谢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吕达先生、魏运华先生、刘立德先生、石筠搜先生及王莉女士、陈涓女士等领导和有关编审人员，正是他们的热情支持和无限辛苦才使得本书顺利付梓。

徐同文

200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