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划时代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一份以认识论和方法学为指导、以前所未有的客观的统计学手段完成的科学调查，一本关于20世纪中期法国学界状况、人员变化、相互关系及其根源的书。

皮埃尔·波丢是法国20世纪著名社会学家的代表人物，有多部著作问世，这本书是其中既具有代表性又十分特殊的一部作品。本书具有代表性是因为它像作者的其他社会学著作一样，深刻、详尽而又客观地分析了他所观察到的社会问题和现象，显示出他分析、阐述问题时所拥有的认识论和方法学(包括统计学)的深厚积淀，也正是这样的积淀保证了他分析的严谨和透彻；本书很特殊则是因为作者自己也是学界一员，他所要研究和分析的法国高等教育知识界也正是他自己所属的社会圈子，但他以前人少有的那种冷静和超脱做到了尽可能的客观与毫无偏袒，使本书成为学者的自我剖析、自我批判的一个典范。

一部不仅在法国也在整个西方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的著作；

一份以认识论与方法学为指导、以前所未有的客观的统计学手段完成的科学调查；

一本关于20世纪中期法国学界状况、人员变化、相互关系及其根源的书。

皮埃尔·波丢是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的代表人物。

其著述颇丰，《学术体现制中的人》是其中既具有代表性又十分特殊的重要著作。

本书不仅呈现出整个法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中期的种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力量的外在表现，还从社会学角度深刻分析了蛰伏在这些表现下的冲突的根源。

作者建立在忠于事实、捍卫真理的基础上的、以认识论与方法学为指导的剖析与批判，对当今的中国的学术界和高教领域，对我们在进入新世纪后的社会学研究工作的更深入发展，无疑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和参照作用。

中译者序

第一章 这是一本“焚书”吗？

建设性工作及其效果／007

经验主义的个体和认识论的个体／024

第二章 各系各科面临的冲突

超脱与参与／047

关于下面表格的说明／049

科技能力与社会能力／069

第三章 资本的类型与能力的形式

能力领域的结构／083

普通教授与队伍的扩员／088

时间与权威／096

忠贞的异端／115

对手之间结手共谋／122

学术教义的现代化／129

处境与立场／138

第四章 捍卫学人队伍与打破原有平衡

职能性取代／148

继承的危机／154

没有终点的结局／158

有时限的秩序／163

平衡被打破／168

第五章 危机到来的时刻

特定的矛盾／175

同时性／186

危机——启示者／192

公开发表的观点／199

关于自发性的幻想／202

附录一 资料来源／206

附录二(1) 职员结构变化／220

附录二(2) 专业结构变化／223

附录三 法国知识分子名气排行榜，或者谁来判定评判者的合法性／225

附录四 主要被采访机构、组织及有关信息／235

索引

众所周知，没有任何团体喜欢内奸，尤其是当叛变者宣称自己也同样在奉行最高的价值观时。这种人在评论外部的或对立的集团的客观业绩时。往往说成是“富有勇气”、“清楚明了”，而如果别人分析他自己所属的集团时，则他会认为别人没有说清楚问题。初习巫术之人，若冒险研习土著的妖术与崇拜仪式，他很可能不但得不着热带地区的奇特魔法的美妙，倒可能发现自己惹火烧身，放出的鬼反而要来对付他自己。克劳斯(Kraus，K．)就恰当地界定了这样一条法则，那就是：被研讨的对象越是远离研讨者，那么，小圈子里的人越倾向于赞同对象化的努力，认为那是“显示勇气”的行为。的确，克氏在自己杂志的首期的社论中说过，对一个人来说，自己社区里的每一事物都要求他认为是神圣的，决不能说自己人的坏话。所以，任何因为要调查自己的社区而拒绝感受远距离批评所带来的好处的人，必然会遭受“主观困扰”之害。

因此，我们忍不住给本章起了这样一个题目：“焚书”。这是中国的一个叫做李贽的离经叛道的官吏给他的某一部自我摧毁性的作品所起的题目，他的那本著作揭露了他所在其中的官场的游戏规则。有的人虽然反对一切迫害性审查，但他们会欣然将那些有违他们观点的任何作品视为大逆不道，我们现在并不想对这样的人发出挑战，而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矛盾，在我们揭穿部落秘密时必然面对这种矛盾，它使我们感到不快是因为，属于我们隐私的东西，哪怕只部分地曝光，也会是一种公开的坦白。

社会学并不旨在制造这样一种幻觉，使社会学家把自己想象成救世的英雄。然而，社会学家要发动一切可能的科学手段来将我们的社会对象化，而不是运用倒退历史的暴力或集权的帝国主义。尤其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想把自身以外的东西作为研究对象而惟独自己本身不能被对象化，当社会学家的研究指向了这样的人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社会学家通过这种行动其实是在向人们提供一种潜在的自由，他至少能够希望自己关于学术热情方面的文章不仅对自己也对他人来说都是一种“社会分析”。

          P15-P16

这是一部划时代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一份以认识论和方法学为指导、以前所未有的客观的统计学手段完成的科学调查，一本关于20世纪中期法国学界状况、人员变化、相互关系及其根源的书。

皮埃尔·波丢(Pierre Bourdieu)是法国20世纪著名社会学家的代表人物，有多部著作问世，这本《人：学术者》(Homo Academicus)是其中既具有代表性又十分特殊的一部作品。本书具有代表性是因为它像作者的其他社会学著作一样，深刻、详尽而又客观地分析了他所观察到的社会问题和现象，显示出他分析、阐述问题时所拥有的认识论和方法学(包括统计学)的深厚积淀，也正是这样的积淀保证了他分析的严谨和透彻；本书很特殊则是因为作者自己也是学界一员，他所要研究和分析的法国高等教育知识界也正是他自己所属的社会圈子，但他以前人少有的那种冷静和超脱做到了尽可能的客观与毫无偏袒，使本书成为学者的自我剖析、自我批判的一个典范。

本书以精确的、反主观主义的研究方式，包括运用不厌其烦的统计数字与各种表格和坐标，从最大程度的客观视角审视、检查并分析了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法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知识分子队伍的生存状况、可划分的类别、历史与社会背景，他们的学术活动、职业态度、政治取向，他们出版的作品、在媒体的亮相等；作者批判地揭示出这一切表现与他们各自在学界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微妙联系，尤其详尽地对教育领域内的医学、法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专业中的教授、教学人员和科研人员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分析，阐述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和在法国高教改革中所起的作用，深入地探讨了那决定不同群体和个体的行为倾向与社会角色的社会经济性本源，点明了一个往往被忽略的事实，那就是，不是人们的学术行为和工作取向决定着他们的政治态度或思想倾向；而是他们在学界所占有的当前位置、他们想改变或维持这一位置的试图，决定着他们的一切政治与学术的表现。

本书的几个章节从不同方面探讨了作者所调查和研究的论题，也就是他想加以条分缕析的法国高等教育领域内的诸种现象和问题。第一章引入并提出话题，指出社会学问题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来探讨才是科学的、客观的；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出，研究者自己也必须是被研究的对象，对象化工作本身也应该成为被研究被调查的对象；为此，作者说明了这样的研究工作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准备，必须遵守什么样的程序，才能具备着手开始讨论和分析的科学基础。作者指出，在动手写书前的好几年中，通过各种科学调研手段和对有关资料的反复查询、核对，筛选和比较，通过直接对当事人进行的采访和面谈，才确定了具有代表性的受调人员的选择标准、职业范围和和专业类别，以此收集并筛选出丰富完整的数据，为自己的研究构建了坚实完整的科学框架。

第二章分析了法国高等教育体系和机构里各学科、各专业部门所面临的冲突，指出不同位置、不同资历的人员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同当事人为维护或改变自己在学界地位的行为所产生的社会矛盾以及这坐矛盾所反映出的法国大学领域的历史和社会问题。比如，作者介绍了以下两类人员之间的对立：一类是那些出身低微、来自巴黎以外的外省的人(也正是在该类人中有女性)，他们属于没有安全感的一类，他们的权力来自于作为国家科研中心的成员身份，他们的能力也纯粹在学术上，主管大学机构，是大学协商委员会成员等；另一类则是拥有各种不同“资本”的人，他们的“资本”也许是科学名望(如国家科研中心金奖)，也许是知识名望，其中占垄断地位的是人文社会学科的教授。作者也分析了学术活动与行政管理工作之间的冲突，如某些德高望重的专业带头人，为了寻找别的研究者所需要的东西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研究工作，他们只能在“官僚”的意义上对那些研究人员进行指导，其实就是以损害自己的能力为代价来指导他人的科研。这样一来。各自的角色被混淆了，带头人不再真正是在自己的研究岗位上，他其实站在行政官员或科学行政管理的岗位上，而且这样的岗位还被伪装成了科研岗位。

第三章论述了各层次的教师与研究人员在变化的形势下所拥有的“资本”类别与作用，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力的分布格局。作者指出学术界的人员尤其是那些拥有权威地位的人士，怎样利用并扩展着自己的学术权威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权力。比如法兰西研究院的那些成员在大学内也基本划分为两类，也就是“学术官僚型”和“学者型”或“知识型”两大类人，他们能够在整个领域内尤其是在学术机构部门内行使巨大的控制和监督的权威。作者揭发了学术界存在的各种公开和隐伏的腐败现象，如“导师乙”为“导师甲”的学生作了褒奖性推荐，“导师乙”就可能得到如下形式的回报：在某一期刊里会出现一篇对他的某本著作的书评，大力赞美他的作品高明，但写吹捧文章的署名作者不是导师甲本人，而是甲的某个亲信或同僚，甲事先告诉这位同僚或向他暗示，乙的这本著作值得重视；甲的这种暗示或提醒往往是很自然地在某一次编辑会议上或选举委员会的议事日程中以顺便提及的方式表现的，或者干脆是私下向同僚表示的。占据权力位置的人利用领域提供的机会和名气，也就是运用学术活动或机构提供给他的能力指导学生，把学生置于对自己的依赖关系之中，使学生各守其位，以此来确保自己长久的权力。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能力首先暗含操纵他人时间的艺术，具体表现在影响他人的事业节奏、左右教材的选编、根据与自己的亲疏关系而加速或延缓某人成就的获得，以自己的喜恶取舍来决定他人博士学位的颁发、文章或书籍的出版，以及被委任到大学某一职位上所需时间等等。作者还尖锐地指出，这些权威头目随时调整着自己的策略以应对局面，也就是很精通游戏规则，他们能够确保被推荐人的未来，从而确保权威的传递；同时他们知道，必须取得一种优化平衡，也就是一方面要尽量拉拢手下那些想晋升的人，但同时又要提防他们，不让他们过快取得独立或甚至变成对手；但学术官僚们知道怎样做才是恰到好处，把职位申请人适时推举上去，不能让他们太过失望，这样才能得到他们对自己的忠诚，也能防止他们失意之下投奔到自己的对手名下，从而确保和加强自己的学术威望以及自己对申请人的吸引力。作者甚至毫不留情地指出，相当一部分教授，也就是那些课题论文的指导人，他们真正希望的，除少数例外，一般都不是真正要指导研究，不是要给予弟子什么方法学上或技术上的建议，甚至也不是给予哲学上的启发，而是想得到对自己权威地位的承认和肯定，想取得由此承认而带来的自由和权力以及由此权力所保障的实惠，也就是说他们是想控制一种事业，成为施恩者、保护人。作者在揭露出法国大学领域内的学术官僚的这些利益交换进程后指出，这种由控制与依附所构成的关系就是法国大学内部权威的一个根本原则，它基本上独立于科学权威而自成一体。我们想要窥见到这种交换过程的逻辑和全貌，也许需要一系列专题论文才能做到。总之，在法国学界流行的说法是，替某同事或他的被辅导人说了好话，就等于是给这位同事和他的被辅导人放了一笔“人情债”，以后某次选举或投票时就可以利用这笔贷出去的“债”增加自己的分量，或得到相应的回报。所以，在本章最后，作者总结说：权威的积累表现出一种恶性循环的逻辑，也就是一种义务孕育着另一种义务，权威由此也逐渐积累，它吸引人们因需求而对有权者进行贿赂乞求，从而产生出更大的权威。

第四章阐释的是在教育变革的新形势下，保守的权威人士力图捍卫原有的人员录用原则和旧的队伍发展模式，但新形势下价值的变化带来了原先平衡的被打破，以及先前的文凭事实上的贬值。最典型的莫过于那些古典专业的教授和旧体制所造就的权威们，他们都试图防范这样一个结果的出现，即虽然他们不可能阻挡学术和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的延续模式的突然变化，但他们决不能让这种变化暴露出他们自己的能力已经过时、已经贬值的无奈事实。他们竭力想维持原有的人员录用方针，其目的就是维持原有学术生产模式，维持原有产品的市场。但他们的影响已经每况愈下。教育改革的新形势在法国大学领域造成人们先前难以预料的发展，被研究单位录用或在高校任职的机会现在不仅取决于当事人拥有的学术资本，也越来越取决于有学术效益的社会关系的大小、关系的多样化，甚至取决于当事人居住的地方和他的社会出身，也就是取决于当事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总和。总之，录用规则的变化打破了原先对指导人及其权威的认同，结束了为维护合法晋升程序而产生的导师与申请人之间的合谋状态，使大学领域既受到旧的职业规范的影响，也受到对那种规范的挑战的影响。但作者也指出，现在还很难看出，在什么地方能够有这样一种力量，它能确立一种全新的秩序；在那种秩序中，人员的录用与晋升的标准完全只取决于当事人教学和科研的能力与效率。

第五章讨论了法国学界1968年风潮期间的思想与学术危机的表现及其后果。1968年5月发生的危机主要是法国大学领域中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带来的结果。作者提出，要解释危机，至少需要解释危机出现和扩散的结构性条件，而那就必须提到被指导人的人数增加带来的一个主要后果，也就是学术文凭贬值的问题；这种贬值造成一种普遍的等级降低现象，还导致教育体制职能的改变，这些改变产生于大众在形态学和社会性上的变化。被辅导人的增加和伴随的教育质量的降低影响了所有人。严重后果之一是，人们根据相应的文凭过去的许诺而怀有的期望，现在得不到实现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的文凭和位置实际提供的机会使他们大为失望。作者指出，指望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最明显表现在它对有不凡出身的人们的影响上。这些人出身子有权势的家庭，但他们还没有将继承得来的文化资本转化为学术资本；在目前阶段，他们的未来还不完全依赖他们的学术资本，因为他们家庭所拥有的经济和社会资本能够帮助他们在劳动市场上克服自己的文凭的弱势，在一定程度上对欠缺的学术资本进行了弥补。现在的事实是，大学的职员队伍的发展模式的矛盾要想得到缓解甚至变得有利于队伍的正常持续发展，成员们就必须同意裁减数量不少的人；这必然使更多的人意识到，人员的聘用竞争让他们面临威胁。但他们拒绝被排除在外，于是起而反对将他们排斥在外的那种手段的“合法性”。作者指出，文凭贬值给大多数当事人既带来失望并激发起反抗，也带来新的机会和可能性。危机带来的混乱，旧的原则的打破，自然要危害到整个知识阶层，因为遭到攻击的是整个阶层维持存在的基础；但危机又发挥着一种重要的职能，它就像是从普遍规律与事务中脱离出来的集体典礼，它的目的是给当事人带来精神和心灵的脱胎换骨。

可以说，这本书不仅呈现出整个法国高等教育领域在20世纪中叶的种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力量的外在表现，还从社会学角度深刻分析了蛰伏在这些表现下面的冲突的根源。皮埃尔·波丢先生的这种建立在忠实于事实、捍卫客观科学真理的原则的基础上，利用科学的认识论和先进的方法学手段而实施的社会学调查和统计分析，这种对学术界的无情解剖和批判，对当今的中国学术界和高教领域，对我们在进入新世纪后的社会学研究工作的更深入发展，无疑具有很宝贵的借鉴意义和参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最近几年中，随着高等教育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曾经发生在法国大学领域的那些问题和现象，已经并正在我们国家的高教领域中出现，在某些时候或某些领域中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学术腐败；如果不正视并清除已经成为社会问题的这些污迹，它们将成为阻碍并危害我们教育事业继续发展的痈疽。所以，读一读这本书对我们显然是很有启发、大有裨益的。可以说，在近年来介绍到中国的西方学术成果中，这本书给予我们的东西所具有的独特的参考价值甚至警示作用，是在别的同类作品中鲜见的。

这本不仅在法国也在整个西方的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的著作，早巳在主要的西方文字中有了译本。现在，我们终于将它从法文翻译成中文，供国人阅读和参考。原文的特殊写作风格和语句结构，使翻译过程格外艰难。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美国西雅图埃德蒙兹社区大学(Edmonds Community College)的Mgion Honsberger女士，她是该学院的语言教学专业的退休教授，法语功底深厚；多亏她的帮助和指点，书中的某些句法和用词上的难点才得以克服。没有她，这本译著不可能问世。当然，我还希望有幸得到译界同行的批评和帮助，使这本值得一读的奇书有更准确完美的中文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