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扮成身披袈裟的行僧，口中念念有词，以佛珠为计步器，转经筒内密藏情报，就是当年闯入西藏的英印间谍的典型形象。虽然另具特殊身份，负有绝密使命，但在作者为时14个月的西藏之行中，以受过专业训练的耳目获取的所见所闻及其记录，所展示的1880年代的拉节育和日喀则地区的民俗风情、贵族家庭、寺院僧侣以及重大事件等内容，可谓绝无仅有，在今天仍有重要参考价值。而达斯之行所引发的一系列公案一度震动全藏，其余波一直绵延至1904年英军武装进占拉萨时。

2004 年，西藏人民抗英斗争一百周年纪念。百年前的血雨腥风已经淡远，中国人民早已走出深重的民族苦难。但历史已镌刻在西藏的河谷山川。西藏人民出版社推出“西藏百年风云丛书”，将百年风云的缩影再现于世间。

本书为该丛书中的一本，是日记体裁，逐日记载颇为详细，衣食起居、社会交往等描述自然也较为具体，又因达斯之旅主要停留在后藏，使我们获得了许多在其他同类书上所没有的后藏贵族和僧侣上层的生活状况、宗教活动及民间社会风情。该书译文精准、流畅，是一本颇具资料价值的西藏近代史研究参考书籍，它能使我们了解到19世纪末期帝国主义觊觎下的西藏，尤其是后藏的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等多方面的状况。

前言

导论

第一章  从大吉岭到扎什伦布

第二章  住在扎什伦布

第三章  仲孜之旅

第四章  为赴拉萨旅行做准备

第五章  从扎什伦布去羊卓桑顶寺，前往拉萨

第六章  在拉萨居住

第七章  拉萨政体——风俗、节日等

第八章  返回扎什伦布，乌金嘉措访问日加申达苯教神殿

第九章  班禅仁波切的丧礼，访问桑耶寺和雅隆

第十章  参观萨迦，返回印度

第十一章  社会各阶层、婚俗、丧葬、医药、节日

附文

11月14日——早晨天气晴朗，四处景色迷人。虽然看惯了山景，但是我的眼睛从来不倦于观看山上壮丽的风景。我派普琼到南木布拉村去买食物。我们一直在等他，等了几个小时，直到中午还不见他回来。我们不得不放弃今天上路的念头。他到下午才回来，扛着大米、玉米、鸡蛋、蔬菜等，还牵来一头母羊。他说这头羊花了他四个卢比。他喝得大醉，但还能意识到他的处境。他请求我原谅他，他按藏族的习惯伸着舌头，一再行额手礼。后来他就走开不见了。

林布人很缺盐，请求我们换盐给他们，他们用来换盐的是一种名叫“卓”的可作为颜料用的藤子，当地盛产这种藤子，他们采集了好几捆这种藤子。但是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拒绝他们。

令普琼感到遗憾的是，他的一个在当地林布人中的好朋友已经到很远的一个村庄去参加婚礼去了，而那个人本来可以在许多方面对我们有帮助。

这个民族的婚姻习俗很奇特有趣，他们中有些人在结婚时要请教算命先生。一对青年男女要想结婚时，不是先征求父母的意见，而是相约在一个地方见面，如果附近有一个市场，那就在市场见面，见面时对唱诙谐的歌曲，这是在考验那男子是否能胜过他的对象。如果他唱不过他所求婚的姑娘，他将因失败而羞愧地跑走。如果他得胜了，他就抓住姑娘的手把她带到他家去，而不是先举行婚礼，但新娘一般都要带一个伴娘。如果男子事先知道他的姑娘唱歌造诣很高，他会买通她的女伴使其在歌唱比赛中宣布他为胜利者。

另一种方式是男子到姑娘父母家去求婚。他先给住在她父母家中的关系最近的亲戚送一头宰杀好了的猪，当地人称之为“普当”。在举行婚礼时，新郎如果有钱，就要宰一头水牛或猪送给新娘父母，并在牲口的前额上放上一个当地的钱币。而在低等的人中，新娘父母直到女儿从她的“捕获者”家中返回后才知道她的婚姻。这时举行婚礼，亲戚朋友聚集在一个大院子里，每人送的礼物是一篮米或是一瓶牧瓦烧酒。新郎敲鼓，新娘随着鼓点跳舞，其他的人也参加。跳完舞，一个培当巴祭司来主持婚礼仪式。他一开头就念念有词地说：“按照我们自古以来传下来的祖训，按照我们族长们的行为，我们使我们的儿子和女儿结婚。”在祭司一再重复地念这段话时，新郎把手放在新娘的手上，这时新郎抓着一只公鸡，新娘抓着一只母鸡，把鸡交给培当巴。培当巴念完咒，就把鸡的喉咙割断。鸡被扔掉了，任何人都可将鸡拿走。鸡血被收集在一张芭蕉叶子上，用来画吉祥符。在另一张叶子上放了一些朱红色颜料。新郎用中指沾上这红色颜料，把中指经过祭司的前额点在新娘的鼻尖上。这时新郎说：“从今以后，姑娘你就是我的妻子了。”他不断地喊：“姑娘，你是我的妻子啦。”他在她的眉头上也涂上朱红色的印记。

第二天，祭司召唤某些友好的神灵，他对这对新婚夫妻说：“你们俩今生今世永远是夫妻了。”这对夫妻要回答说：“我们将听从你的命令去做。”如果不说“今生今世”这句话，这婚姻就被认为是不幸福的，为了使婚姻幸福，就要再举行一些仪式，这当然就为祭司开了新的财路。

在婚宴上，第一杯牧瓦烧酒要敬客人。宴席上的肉一般是猪肉，最后给客人每人送上一盘米饭。

婚礼过后，新娘第一次把手从她的“捕获者”手中解脱出来，回到娘家，她的父母要装作还不知道已发生的事。她回去两三天后，来了一个媒人(称为“巴米”)调解与新娘父母之间的纠纷。他照例要送她父母三件礼物：一瓶烧酒，一头杀了的猪，一个银元。当他送上这些礼物时，她父母突然感情冲动，威胁要打他，他恳求他们不要这样做。他再送给他们一个卢比以平息他们的怒气。这时他们怒气冲冲地责问他：“你为什么偷走我们的女儿？”诸如此类的问题。待他们的怒气平息下来后，他就付给他们新娘的身价钱，这要根据新郎的财产多少来定，一般是从10卢比到120卢比不等，或等值的实物。在任何情况下，一头猪是身价钱中不可缺少的。然后还要向村长送12卢比或相等的实物。  林布人称这种礼物为“土雷因巴”，意思是父母因女儿被偷走而得到的补偿。虽然这礼物是给新娘父母的，但是现在却被村里的官员们挪用了。

        P10-P12

得到《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一书英文本是在六七年前，当即请陈观胜、李培茱二位先生译成中文，延宕至今终得以正式出版。由于达斯西藏之行及由此引起的风波在西藏近代史中是不可回避的一笔，故写此前言以兹介绍。

国外对我国藏族和西藏地方的研究和关注始于17世纪，这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来的。17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疯狂争夺殖民地，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加强，西藏也成为了列强觊觎的对象。曾先后有葡、意、英、俄、法等国传教士人藏，进行文化侵略活动。虽由于西藏僧俗人民的坚决反对和清政府的干预，这种尝试归于失败，但传教士的窥视使西藏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开始为西方所了解。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侵略势力蜂拥而人。早已垂涎西藏的各国侵略者加紧了入侵的脚步，英、法、俄等国多次派人潜入西藏。这些以各种身份进入藏境的西方人士大多以旅游考察之名行窃取情报之实，他们大量攫取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的情报，绘制西藏各地方的地图，这些都为以后英国入侵西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的作者是萨拉特·钱德拉·达斯。达斯于1849年出生于东孟加拉一个印度教家庭。在加尔各答管理学院学习时，认识了孟加拉公共教育局局长艾尔弗雷德爵士，该局长指导他学习并把他推荐给印度政府。也因此，1874年，还在学院学习的达斯就被任命为大吉岭菩提亚住宿学校校长。这所学校专门负责选拔当地土著学生到台拉登接受秘密间谍训练，然后派入西藏。达斯本人也曾到台拉登受训。台拉登是英国情报机构设在西姆拉的秘密训练地，主要“训练被选中的土著使用测量仪器及技术。因为他们人藏的行动是极其秘密的，所以，他们的行李都有秘密夹层，衣服有暗袋，手执的喇嘛转经轮里装满了记录纸，念珠则充当计数器，计算步行数以推测距离。经过严格训练后，这些土著间谍化装为喇嘛或商人，潜入西藏，进行各种情报的收集。”“这些间谍绝大部分是与西藏有共同语言、宗教信仰的喜马拉雅山诸山国的土著，他们入藏后不易被识破，因此，他们收集的情报更加广泛和深入。”本书中陪同达斯进藏的乌金嘉措就是这些间谍中的一个。乌金嘉措是锡金藏人，白马央孜寺喇嘛，1873年作为锡金王的随从来到大吉岭，不久，就到菩提亚学校任藏文教师，期间接受了间谍训练。乌金嘉措于1878年被派往扎什伦布和拉萨，他借机为达斯提出访问西藏的申请，获得了班禅“拉让”中最有权势的扎萨克喇嘛的批准，并发给他能安全到达日喀则的通行证。

1879年，达斯在乌金嘉措陪同下进藏，在日喀则住了6个月。在此期间，他探索了周边地区，“仔细地记录了他观察到的方位和距离”，“并在回印度时带走大批珍贵的梵文和藏文书籍。”达斯取得了同意他进藏的扎萨克喇嘛的好感，这为他第二次人藏打下了基础。1881年11月，达斯与乌金嘉措第二次赴藏。“乌金嘉措做他的秘书，从事收集资料和土地测量等工作，但……极为重要的测量，大部分还是钱德拉自己做的。……特别是需要谨慎小心。”这次达斯费尽心机绕道潜入拉萨，并在帕拉夫人的帮助下会见了只有8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他还探测了桑耶、泽当、萨迦等地，“他在所到之处都以他一贯的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收集当地有价值的信息”。达斯第二次在藏逗留了近14个月后才返回印度。本书就是他对此次西藏之旅的记述。

达斯第二次西藏之旅的笔记“印度政府作为绝密材料保存”，他所窃取的情报无疑为英印当局提供了重要资料。该笔记于1902年由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在伦敦正式出版，名为《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美国驻华外交官、藏学家罗克希尔被地理学会选中作为此书的编辑，他写了“导论”，并为此书做了大量注释。本书据英国伦敦1904年新版，由熟谙藏学的资深翻译家陈观胜和李培茱翻译成中文。此书是首次译为中文本行世，译文精准、流畅，是一本颇具资料价值的西藏近代史研究参考书籍，它能使我们了解到19世纪末期帝国主义觊觎下的西藏，尤其是后藏的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等多方面的状况。

一、西藏各阶层人士对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行径的坚决反抗

西藏地方政府与西藏人民对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探险家”之流进入西藏一直是坚决抵制的，总结出：“凡是英人通商游历所在，将来即为英国之地。”清中央政府允准外国人进藏传教、游历的一纸告示，更是引起了西藏僧俗上下的激烈反对，公同禀称：“……僧俗大众闻之，不胜震惊。惟有恳请据情转奏大皇帝……即饬令英国、法国、美国并天主教，不必来藏游历传教，亦不必由藏经过。如伊等心中不愿，仍要前来，小的人等，只得会合同教部落，帮同竭力阻止，非势穷力尽，不致弃佛教之宗源，失众生之素志。”西藏各阶层人士及僧俗百姓对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的反抗是异常坚决的，从西藏档案馆所藏当时的藏文呈禀中可以看到“自咸丰以来，西藏僧俗人等订有盟誓，‘一致议定，绝不让一个洋人人藏’。”达斯也在书中写道：“德拉顿珠(民兵队长)接到康巴宗发来的命令……他必须全副武装，立即带上队伍以及火绳枪、长矛、刀剑、投石器等武器出发到拉成边境去。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欧洲军官正在朝西藏边境走来，这个情报是边境卫士传来的，所以急需采取必要的措施。”在这种几乎全民抵御外国人的情况下，达斯他们的间谍行动自然是极为谨慎的。“乌金用他的念珠测量出墙的长度为4500步。他每走一步就拨动一粒珠子，同时念一句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畔’，和他一起转经的善良的江孜居民不可能知道他这样做的真实目的。”达斯和乌金嘉措伪装成宗教信徒和医生博取藏族的好感，达斯用他自己掌握的一点医学知识给缺医少药的西藏上层看病。书中多次讲到他用一种神秘的发泡药，“我告诉他们这两种药混在一起会沸腾起来……果然起气泡了，还发出嘶嘶的声音，病人吓得倒退一步……那些旁观者惊奇的张口结舌，对我这个了不起的阿木奇怀着无限敬佩之情”。其实这只是异常便宜的苏打粉，可以助消化，治不了大病也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达斯两次人藏正值拉萨的西藏上层反英情绪趋向高潮的时候，由于处于后藏的扎什伦布寺接待了达斯并给予他各种便利，而在前后藏的宗教上层之间引起了一场严重的风波。

《藏族简史》一书对此也曾有过描述：“英印政府利用锡金一名贵族喇嘛同扎什伦布寺的宗教联系，派他陪同达斯……两次偷越边境，进入西藏。达斯兼通梵文、藏文，并略知医术，他先到后藏，结识了班禅系统一名极有地位的活佛和拉萨的帕拉贵族。通过他们的帮助，他从日喀则到了拉萨，对西自萨迦，东至桑耶，南至雅隆等地，做了勘测调查。此外他还盗走了二百多帙珍贵的藏文古籍和手稿，包括不少在印度已散失数百年之久的梵文著作。……拉萨当局终于察觉了达斯的真正身份，认为这是扎什伦布寺与英国私通关节、盗窃机密的行为，为此这个接待过达斯的活佛，被处以宗教上的极刑而丧失生命，帕拉家人受到流放和抄家的处分，其他有牵连的人士也都受到不同的严厉惩罚。”

这个被西藏地方政府处以极刑的活佛即书中被达斯称为“总理大臣”的仲孜寺第四世生钦呼图克图。他因接待达斯而遭受了最严厉的处罚：被噶厦没收财产，撤销职务，禁止转世；将其押解到拉萨，囚禁木笼中游街，并多次当众鞭挞，以儆效尤。1887年6月，按噶厦政府命令，生钦活佛于流放地工布江达被反缚双手，溺毙河中。西藏地方当局对后藏一位转世高僧如此严厉的惩处，既可说明当时以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从保护佛教、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也“可以说这是达赖、班禅这两大黄教系统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公开的裂痕，亦是长时期来，英印侵略势力蓄意制造西藏内部矛盾的一个结果”。  1890年，被称为生钦的转世灵童降生于土尔扈特王府，但直到1905年达赖到达当时的外蒙时，转世才获承认，并恢复其名号为第五世生钦呼图克图。关于历世生钦及仲孜寺的详情请看书末房建昌专文阐述。

二、多方位展现19世纪末期后藏社会状况

19世纪以来，以各种名目进入西藏的传教士、探险家逐渐增多，他们中的多数人承担了殖民主义者侵藏先遣队的角色，但这些潜入西藏的西方人士又大多具有某些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他们或“探幽极远，绘画地图”，或“查看道路形势，探明风土人情”。在随后公开或不公开出版的游记、笔记中，多方位地展现了西藏社会生活，保留了很多原始素材，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当时的西藏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达斯此书即为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种。

达斯《拉萨及西藏中部之旅》一书是日记体裁，逐日记载颇为详细，衣食起居、社会交往等描述自然也较为具体，又因达斯之旅主要停留在后藏，使我们获得了许多在其他同类书上所没有的后藏贵族和僧侣上层的生活状况、宗教活动及民间社会风情。

如有关驻藏大臣在后藏活动的记述较其他书充分：驻藏大臣的出行仪仗、规模、程式；驻藏大臣去日喀则解决钱币不分成色流通一事；处理驻藏帮办大臣去定日巡查阅兵时，因沿途差费供应与当地官员和百姓的纠纷；日喀则阅兵场；江孜驻军各级待遇等，驻藏大臣显赫的权威和官员的骄奢跋扈等都跃然纸上。

书中有一段关于教派斗争的记载也为其他书所鲜见：“2月19日……达赖政府对于扎什喇嘛(班禅)在红帽派喇嘛那里受戒表示抗议，萨迦班钦是红帽派高僧。达赖喇嘛谴责扎什喇嘛纵容邪教……为此，达赖政府不邀请扎什喇嘛去为西藏的最高统治者授戒，因为达赖既然是格鲁派的，他就不能和以萨迦班钦为首的教派有联系。”由此可以看出格鲁派不仅排斥其他教派，而且公开视其他教派为邪教；除此以外，当时达赖政府和班禅集团的矛盾也已初见端倪。

达斯在藏期间，适逢八世班禅圆寂和新年、宗喀巴生日、喇嘛转世、班禅主持开光典礼、时轮坛城崇拜开幕仪式、莲花生诞辰等各种盛典，书中对这些活动的内容、形式、礼仪、人物、服饰等诸方面都有记载。达斯还曾深入到羊卓雍湖、拉萨、山南等地，有关帕拉夫人帮其打通关节参与集体拜见达赖喇嘛，及多吉帕姆为生病的达斯作法事等情节也很生动有趣。从对第一世策墨林喇嘛进行社会改革之事的记述，了解到原来西藏妇女头上戴头饰、腰里系围裙等习俗是自策墨林始。书中还记载了西藏贵族与锡金王室联姻，克什米尔三年一贡的华丽队伍，康区喇嘛700匹骡子的商队，及多处对市场、货物的描写……反映出当时后藏的商业贸易、对外交往等方面有着并不逊于拉萨的繁荣。

达斯在西藏停留了一年有余，书中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在他那尽可能周全地为英印当局提供的笔记中，也有着对前后藏人民生活在农奴制社会下贫穷落后状况的白描。如：他在大多是艰难的旅途中走过“破烂的、用石头砌成的小屋”，发现“许多路段极为泥泞，马匹踩下去，稀泥淹没了马的膝盖……”，慨叹“西藏没有有车轮的交通工具”，即使是小昭寺，门前的道路也是“泥泞、恶臭”，给他做饭的厨师“既不洗脸又不刷牙，身上总是很臭”。还有那无处不在的乞丐：“在扎什伦布寺东门……挤满了男女乞丐”，“看见几队囚犯，身上戴着二十多磅重的枷锁。有的上铁手铐，有的上木手铐，不少囚犯被挖了眼珠，政府不为他们提供食物，让他们在市场上讨饭吃”，“大约有1000名乞丐站立在从扎什伦布到日喀则的路上”。达斯还写到当时西藏的法律、赋税、差役等诸多方面的情况，承认穷人们“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西方人笔下西藏的真实，与他们惯常挂在嘴边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等有着巨大的反差。当然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论述所及大都从他所持的立场观点出发，书中一些诬蔑不实之词，道听途说之语，相信读者也自有明鉴。

23年前，陈家班先生组织翻译了国内第一套《西藏研究参考丛书》，将西方近一二百年出版的有关西藏的外文书籍择其重要者译成中文提供给刚起步的藏学界使用，对极度匮乏资料的学界同仁不啻为雪中送炭。陈家斑先生可谓是改革开放以后为新兴的国内藏学研究事业铺路垫石者之一，日前陈先生不幸辞世，赘此数语，是为纪念。

            季垣垣

           2004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