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于1979年的日本对华ODA(政府开发援助)，至今已经经历了三次重大政策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经济为中心”、90年代“服务于政治大国”、2l世纪初“对中国软遏制”。这一过程，既是日本拓展国际发展空间，追求政治甚至军事大国战略目标的过程，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融入到国际大环境并日益发挥出自己重要力量的过程，也是日本从对自己所犯战争罪行的补偿心理，到对中国崛起产生畏惧的心理演变过程。回源溯流，梳理日对华ODA的发展历史，有助于读者深化对中日关系的理解。本书通过详实的论证指出，日本对华0DA决非一种施舍，而完全是两国政府间的一种资金合作形式，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未来如何处理ODA问题，则需要有远见的政治家拿出高度的政治智慧来。

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一直是学界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有关的成果也比较丰富，但遗憾的是，现有的研究中存在着某些薄弱环节，比如如何来认识日本对华ODA政策调整背后的战略思维，及其对中日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本书即试图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讨论。  通过翔实的论证，本书提出，日本对华ODA始终服务于其国家发展战略，实际上是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历史时期，日本国家战略的侧重点不同，对华ODA的政策随之调整，中日关系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具体来说，对华ODA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服务于日本“经济中心主义”的战略，90年代则服务于“政治大国”的目标，21世纪的对华ODA又成为日本对华遏制的一个手段。  围绕上述论题，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战后对华ODA的发端，简要介绍战后国际开发援助的基本情况及战后日本ODA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日本对华ODA的源起过程；第二章，对华ODA与“经济大国”战略，描述了1979年到1989年间日本对华ODA政策的调整与变化，本章对战后日本经济中心主义路线的确立、发展过程做了简要回顾，并分析了这一时期日本对华ODA政策的背景及取得的成效；第三章，对华ODA与“政治大国”目标，分析了日本基于“政治大国”目标基础上的对华ODA对中日关系产生的消极影响；第四章，对华ODA与“制衡中国”，分析了2000年以来日本对华ODA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认为21世纪的日本对华ODA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日本对中国实行软遏制的一个工具；第五章，对华ODA与中日关系，简要总结对华ODA在中日关系发展中的影响。

序言/潘国华 (1)

绪论/(1)

第一章 战后日本对华ODA的发端/(11)

第一节 战后国际ODA基本情况/(11)

第二节 战后日本ODA的发展历程/(19)

第三节 战后日本对华ODA的源起/(36)

第二章 对华ODA与“经济大国”战略——1979年到1989年的日本对华ODA/(46)

第一节 日本经济中心主义路线的确立和发展/(47)

第二节 经济中心主义路线下日本对华ODA政策确立的背景/(52)

第三节 80年代对华ODA的顺利实施/(70)

第三章 对华ODA与“政治大国”目标——1990年到1999年的日本对华0DA/(96)

第一节 “政治大国”目标的提出与经济中心主义路线的终结/(97)

第二节 冷战后ODA政策的调整/(102)

第三节 冷战后对华ODA政策的调整与原因分析/(116)

第四节 对华ODA政策调整的效果分析/(126)

第四章 对华ODA与“制衡中国”——2000年以来的日本对华ODA/(133)

第一节 新世纪ODA政策的再调整/(134)

第二节 新世纪对华ODA政策的再调整/(152)

第三节 日本对华oDA政策再调整的背景分析/(162)

第五章对华ODA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及其未来发展/(173)

第一节 对华ODA与中日关系的发展/(173)

第二节 对华ODA未来发展趋势/(176)

结论/(184)

参考文献/(191)

后记/(203)

自70年代初起，日本接连遭到多次经济和外交冲击。首先是两次“尼克松冲击”。一是1971年美元贬值，宣告战后西方的固定汇率制的货币制度崩溃。二是尼克松在事先不同日本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访问中国。更为严重的是1973年末爆发的石油危机，使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日本，出现战后首次经济负增长。1975年长期身陷越南战争的美国终于退出战场。对日本来说，这一切意味着美国对日本的战略安全保护已不足以保护日本经济的安全。为此，日本开始在保持日美安全合作的同时，探索具有独立性的安全政策。这一探索到70年代末的大平内阁时期终告成熟，其标志为1980年由大平总理的私人咨询研究会“综合安全保障研究小组”正式提出并为铃木内阁采纳为国家政策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①。1981年，日本外务省在它发表的《经济协力的理念——日本为什么要进行政府开发援助?》的政府白皮书中指出，日本的对外援助政策是建立在人道主义、相互依存和综合安全保障这三大根据之上的。

根据日本学者的概括，所谓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指的是从如下的战略观点出发而制定的国家安全政策，即“在考虑国家安全保障时，不单要把防备他国的军事侵略作为安全保障的目标，而且还要把经济等其他领域的目标作为与安全有着密切关联的重要国家目标加以考虑。同时，在实现上述的目标过程中，把军事要素压低到最低限度，而最大限度地活用非军事手段”。②从这段概括里可以看到，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包含着国家安全保障的目标和手段两层含义。从目标上看，强调的不仅是国家政治军事上的安全，而且还有非军事的经济上的安全。如一位日本学者在80年代初发表的题为《日本的“经济安全”》一书中所言：“对安全保障的威胁，不只局限于政治和军事领域，而且还出现于经济领域之中，实际上出自后者的威胁可能要更多一些。有的地区冲突虽然没有直接牵涉到日本，没有对日本国土和国民的生命与财产进行武力攻击，但其所造成的结果，仍然有可能对日本的安全保障带来威胁。因此，在关于什么是对安全保障的威胁的定义中，应当包括原材料，特别是对石油供给的妨害、价格猛涨、禁运等突发事件。”①从手段来看，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强调的是非军事手段。之所以强调非军事手段，主要是因为日本和平宪法的限制。1981年出版的题为《日本经济与综合安全保障》文集中的一篇论文这样解释道：“众所周知，日本国宪法禁止日本拥有军事力量。但自卫权是民族国家本来就具有的权利，日本也根据超越宪法的自然法而拥有这项权利。换句话说，日本拥有自卫权但不拥有军事力量。……因此，在考虑国家的安全保障时，日本很自然地不一味依赖于军事上的安全保障，而强调进行广泛的安全保障。”对外经济援助正是这样一种非军事的手段。P53-55

作为一个曾长期旅居海外的中国人，我对于中日关系有着某种特别的兴趣，或许也具有某些不同于一般研究者的个人视角。而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进一步系统地学习了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理论，并且选择了中日关系中的一个小课题——日本对华ODA的战略思维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现在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便是自己几年来读书、思考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人之著述，不能无病”，更何况自己的研究还相当粗糙浅薄，我深知本书存在着不少缺陷。

之所以愿意将论文出版，是因为将自己的一点心得公开出来，可能得到更多方家的指正和读者的批评，这样能促进自己的研究；同时，也是因为目前国内学界对本论文所涉及的课题还关注太少，而这个课题又是如此重要。国人对中日关系大多敏感，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也很多，但以我的经验，我们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实在还太不够，我们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和细化。在此，我诚恳地希望，本书的出版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未来能有更多专家学者重视日本对华ODA的问题，重视一个一个的具体课题，从而见微知著，真正把握中日关系中的大战略问题。

我并不以学术为志业，考入北大读博士，或许可以说是一种缘分，更准确地说是自己对人生的一次选择。五年来，有辛苦，有失去，也有欢欣与收获。北大不仅给了我一个值得骄傲的法学博士学位，更给了我很多宝贵的人生感悟。我的生命从此与这所伟大的学府联系在了一起，这是莫大的幸福与荣耀。

我要深深地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潘国华教授、梁守德教授、袁明教授、方连庆教授、李玉教授、许振洲教授、贾庆国教授、王炳元教授、梁云祥教授、潘维教授，以及中共中央党校的张仲云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小林教授等诸位老师。在我求学和完成博士论文期间，他们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将使我终身铭记。

我的导师，敬爱的陈峰君教授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渊博的学识使我获益匪浅，他勤奋的治学态度更深深地感染了我，他不仅是我在求学道路上的“经师”，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人师”。

此书的付梓，可视为我人生阶段性收获的重要体现，我必须要感谢——马万祺、朱穆之、连贯、宋之光、朱霖等多位老革命前辈，以及很多让我钦佩的叔叔和阿姨们。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一直关心我、帮助我。

我也要感谢在我的海外生涯中，给予我指导和提携的各位尊敬的长辈和友人——尼尔·布什先生、二阶堂进先生、乌铎爷爷、祖炳民教授、傅智松博士、袁国鹏叔叔、庄宏图博士、张曼君女士、邵世芳女士，是他们塑造了今天的我。

回国深造的五年里，我的好友周建垒先生和张秀明博士，陪我度过了很多让我一生难忘的时刻，同时还要谢谢我的学长蔡来居、我的同学刘长秦、邵世芬、黄文樱、张伯玉、任羽中，缘起不灭，情谊将长在彼此心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也表示诚挚的谢忱。

最后，感念我的爷爷，同时祝愿我的父母和女儿平安、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