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羽，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文艺理论家之一，曾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本书从严羽的生平、诗歌创作、理论建树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而以后者为主。在生平研究中，以严羽所写的诗文为基本依据，多方钩稽宋、元人诗文集、笔记及有关地方志，考订其一生经历；在对其思想的研究中，注重对其思想体系及各个组成部分进行探讨，对他给予后世以较大影响的观点、主张，如妙悟、兴趣、以禅喻诗等，作了较多的论述；同时，本书对严羽诗歌的艺术特征也作了分析，力求使人们了解一个全面的合于历史实际的严羽。

本书从严羽的生平、诗歌创作、理论建树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而以后者为主。在生平研究中，以严羽所写的诗文为基本依据，多方钩稽宋、元人诗文集、笔记及有关地方志，考订其一生经历；在对其思想的研究中，注重对其思想体系及各个组成部分进行探讨，对他给予后世以较大影响的观点、主张，如妙悟、兴趣、以禅喻诗等，作了较多的论述；同时，本书对严羽诗歌的艺术特征也作了分析，力求使人们了解一个全面的合于历史实际的严羽。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闽北山川育英才

一、崛起的山城

二、“几代诗名不乏人”的家世

三、个性鲜明的少年

第二章 多姿多彩的历程

一、“少小尚奇节，无意缚圭组”

二、“昨夜客游初，结交重豪迈”

三、“一身避乱辞乡国”

四、结社与论诗

五、游览天下，寻访故友

六、归隐山林

七、寂寞遁世

第三章 遍及海内的师友交游

一、极富个性的师承

二、同戴复古交好及邵武论诗

三、同吴陵的切磋、交流

四、“海内交游四五人”

五、一代宗主与盛传宗派诸同志

第四章 艺术理想的实践与追求——严羽诗歌的艺术特征

一、独标“兴趣”的艺术追求

二、“尽驱灵异入篇什，物象往往愁笞鞭”

三、“兴趣”与锤炼兼顾

第五章 《沧浪诗话》的理论体系和宗旨

一、宋代文坛的艰难探索和新课题

二、“兴趣”说与诗之宗旨

三、诗识与妙悟

四、白璧微瑕

第六章 严羽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方法论

一、文学观的演进与文学史观

二、诗体演变与诗歌演进

三、时代推移与诗歌盛衰

四、艺术典范的确立

第七章 多层次多角度以禅喻诗

一、禅之悟与诗之悟

二、意象与佛道诗理

三、禅之宗派与诗之盛衰

四、文人儒者并非不说禅

第八章 独特的学术性格

一、从“少小尚奇节”到“参诗精子”

二、“挟天子以令诸侯”

三、理论斗士的精神

四、关于“自家实证实悟”

第九章 身后的辉煌——严羽思想的影响

一、严羽影响下的邵武后进与元代文坛

二、严羽思想荫庇下的明代文坛

三、神韵说及其理论溯源

四、师其意而不师其词的后继者

五、引起的争议与批评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后记

福建北部，青山耸翠，郁郁葱葱，绵延数百里；绿水秀川，环绕其间。山，充满了生机；水，孕育着灵秀。无怪乎古代的文人、硕儒多尽情地赞美这个山区。戴复古在诗中写道：“千山表里重围过，一水中间自在流。”黄清老诗中说：“溪随天马西北行，半空忽见莲花生。双鸾欲下却飞去，旌旗引入丹霞城”。另据《嘉靖邵武府志》卷二附录《石碑记歌》云：“天帝(山名)行龙五十里，巨门武曲、金星起。一脉如丝滚绣球，耸起登高[和]狮子。势别雌雄隔樵水，争奈雌雄不联起。”这些诗都从宏观的角度歌咏了福建北部、中部山区的壮丽景色。黄镇成在诗中还进一步称赞了这里的山水之美：“寒泉飞下绝涧响，老树倒挂苍苔碧。”

这被诗人多方赞美的山，就是邵武的山。这清澈美丽的水，就是环绕在群山、邵武之间的清泉、湍溪。这里的青山绿水哺育了无数杰出的人才。严羽就出生在这环境优美的邵武。他生于斯，长于斯，晚年又隐居于斯。樵岚山、樵川、莒溪、沧浪之水环绕着他，培育着他，伴随他度过欢乐的童年，又成为他晚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他又号沧浪逋客。

邵武的山川虽然秀美宜人，但在政治、经济发展方面，却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落后的状态。三国时代，邵武刚刚设立为镇，继而改为县。这也只是刚刚起步而已，还没有发展的机会和条件。晋怀帝永嘉年间，中原板荡，士大夫率族人南迁，江南的经济、文化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又有所谓“八姓入闽”之说，邵武遂在人才、经济实力等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经过宋、齐、梁、陈和隋几个朝代，虽然战乱不止，闽地和邵武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不可逆转的。唐代的统一、强盛和经济繁荣以中原地区为其代表，但一个庞大帝国的存在，也势必构成了这个山区发展的外部条件。而唐朝末期的战乱和大批士人渡江、入闽，则直接促进了邵武的崛起，缩短了这个山区同外部世界的距离。此后，赵宋统治者于太平兴国四年设置邵武军，这个一向闭塞落后的小县，遂成了那个地区的权力中心，成了福建北部的军事重镇。这个巨大的变化，自然更加促进了邵武经济、文化的进步。

特别是赵宋政权南迁以后，定都临安(今杭州)，名门望族由北向南迁徙的浪潮比晋代永嘉年间更为迅猛，进入福建和邵武的侨居者也成倍地增长。据《嘉靖邵武府志》卷五载，此时的邵武“始无不耕之地”。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从相近时期的发展数据中也不难提供一些有力的证明。前书又引《旧志》说：“崇宁中(1102～1106)，本军户87594，咸淳七年(1271)，户212953，在不到170年的时间里，户口数增加了1.5倍。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出邵武发展的一斑。至于迁居邵武而又见于记载的，也举不胜举。其中较著名的早期迁入者，如政和二年(1112)进士、累官太常少卿、中书舍人季陵，祖籍处州(今浙江丽水西)，客寓邵武，在这里娶亲，于是落户生聚，成为侨居人氏中的佼佼者。另一位名人则为南宋时朱熹的得意弟子吕胜巳，祖籍河东(今山西)，他的父亲吕祉以吏部侍郎镇合肥，战死后葬于邵武的樵岚，子孙遂徙家于这山青水秀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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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二十多年前，我对宋代文学和文化思想怀有浓厚的兴趣，很想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和角度，研究一下这个课题，以便更好地认识那些自己喜爱的人和有关的事件、成就。八十年代初，在我研究并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诗经胜境及其文化品格》(后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1993年)之时，对此又有了进一步的触发和一定程度的涉足。周代的礼对人的思想、性格的制约，孔子儒学对人的教育，程朱理学在人格理论方面的新的发展，文学同文化的深层关系，都关系到文学及文学理论的时代风貌和民族特色的形成。这个问题的深邃及其给予中国文学的决定性的影响，更深深地吸引着我。嗣后，在同日本学者合作，完成日本文部省课题《中国古代文学家人格理想的本质及其表现》时，我们对这个问题取得一些新的认识；我在该项课题中还撰写了《前代典范与宋代文学转向》一章。因此，当匡老主持《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计划和选题公诸于世之时，关于宋代文艺思想家的选题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于是，我承担了《严羽评传》的研究撰写任务。

关于严羽的文论成就及相关思想，从古至今不断地有人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可贵的成果。这成了我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我之所以对这一课题感兴趣，花费几年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它，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值得特别提出来。其一，严羽是南宋后期文艺理论界的巨人，他的思想和理论建树具有超前的性质。他扬弃了当时文艺理论界的积极成果，将其推向新的思想高度。他对于文学的性质、宗旨，对于诗歌创作的基本原理，乃至评价诗歌的标准等一系列原则性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新的看法。他的思想、观点不仅对当时的文艺理论界来说是个极大的冲击和突破，就是对当时正在走红的程朱理学来说，对于传统的儒家文学观来说，也都具有明显的离经叛道倾向。正因为如此，他的理论在当时较少同调，而在明代实学兴盛之际，他的思想观点不仅未被人们遗忘、抛弃，恰恰相反，他得到了几乎一个朝代的杰出诗人和理论家的拥护，直到清代，人们还要从他的论述中寻找积极的思想因素。并且，在他的思想启迪下所形成的观点、主张，都侧重于对艺术规律的直接探寻和总结。应该说，我们不仅要重视严羽的理论建树及其给予后代的影响，更应侧重研究其影响的实质。其二，严羽的家世、生长环境、他的师友交游和经历同他的思想的形成、学说的创立，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也是我们探讨一个思想家建立其学说的规律时必须解答的问题。然而，古往今来，人们对此却知之甚少，从而也无法说明严羽之所以成为严羽的必然原因。其三，严羽的理论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对此，人们已经进行了一些探讨，然而，对于理论界和文学研究界来说，它仍然像一座有待开发的矿藏，能够向人们展现其绚丽的色彩。

上述理论难点同这一课题的学术价值同在，因此，它对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鉴于这一课题的上述困难，我从基础工作作起：对他的诗进行整理、笺注、编年，以作为了解严羽生平的内证；多方搜集有关资料，编写他的年表、年谱，对其生平、家世形成基本的认识；深入研究当时有关思想资料，认识其理论观点同当时思想成就的关系；联系当时文学创作的实际，吸收文艺理论的新的成果，探讨他的理论的内涵。

在我所借鉴的研究成果中，郭绍虞、张文勋、陈伯海诸先生的启迪之力尤为突出，谨致谢忱。其他有关严羽的研究，有关宋代文学、思想的研究成果，直接、间接借鉴甚多，未能一一注出，敬祈见谅。

在研究过程中，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领导和同志都很关心本书的撰写；责任编辑巩本栋先生为本书倾注了较多的心血，并惠赐参考资料；素昧平生的张伯伟先生慷慨地以自己珍藏的资料相助；敝师兄李炳海博士提供了《适园丛书》本《严沧浪先生吟卷》；还有一些朋友对本书的撰写给予了多方的关心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本课题在辽宁省教育委员会立为重点科研项目，并获得经费资助，谨志于此。

许志刚

1995年10月于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