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公开审判。本书由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审判员亲自口述，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回眸历史，细心挖掘，再现历史变迁！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公开审判。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场大审判，这场大审判不但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时也将载入中华民族的历史。

本书是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讲述的参与这场大审判的亲历记。

一 赶赴北京

l 紧急通知

2 面对历史

3 第一次开庭

二 王洪文、张春桥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4 对王洪文的法庭调查

5 张春桥——权力的梦想与破灭

6 姚文元与武装叛乱无关

三 王洪文与“长沙告状”

7 风庆轮事件

8 审理王洪文“长沙告状”

9 姚文元为“长沙告状”定下调子

10 王洪文与江青当庭对质

11 特别法庭的一次失误

12 邓小平被诬陷为“纳吉”

四 王洪文是大型武斗的罪魁祸首

13 “剿灭赤卫队”

14 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

五 江青制造的上海文艺界冤案

15 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

16 一夜抄了五个人的家

17 江腾蛟——从开国将军到历史罪人

18 江青最担心的是写给唐纳的信

六 江青在法庭调查中

19 预审时的江青

20 黄晨拍案怒斥江青

21 吴法宪揭发了江青

七 审理刘少奇、王光美冤案

22 江青批捕王光美

23 杨承祚屈死狱中

24 逼供在临死前进行

25 江青成了“刘少奇专案组”的太上皇

26 在法庭上江青终于低下了头

八 江青制造的一系列诬陷案

27 第八届中央委员被“一网打尽”

28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成了“军统特务”

29 聂荣臻元帅的夫人成了“告密特务”

30 王昆仑的血泪证言

3l 江青与廖沫沙在法庭上吵了起来

32 《朱德传》与“特务”孙泱

33 周恩来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

34 《红灯记》与“反革命分子”阿甲

35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之死

九 张春桥在法庭上的顽固抵抗

36 张春桥的“改朝换代”

37 张春桥指挥的特务组织

38 张春桥为何在法庭上一言不发

39 “安亭事件”等三件事，未算在张春桥头上

十 与姚文元的较量

40 审判员与姚文元的智斗

41 无法辨掉的罪责

十一 “四人帮”对周恩来的诬陷

42 江青挑起“伍豪事件”

43 孙维世冤案

44 周恩来成了《水浒》中的宋江

十二 荒唐岁月里的荒唐事

45 “二月兵变”与贺龙蒙难

46 离奇的罗瑞卿冤案

十三 未被写入起诉书的事件

47 彭德怀冤案是如何写入起诉书的

48 关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搞乱军队的问题

十四 陈伯达的罪行审判

49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如何出笼的

50 陈伯达伙同江青、康生迫害刘少奇

51 陈伯达批捕陆定一

52 陈伯达、谢富治一手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

53 陈伯达在法庭上长叹：“这个发疯的人呀!”

54 陈伯达律师的辩护词

十五 林彪集团阴谋杀害毛主席案

55 “九八”手令与谋害毛主席

56 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

十六 王洪文的最后陈述

57 王洪文说：“我没有什么值得辩论的……”

十七 江青的最后挣扎

58 江青的陈述做了两个小时

59 江文义正词严驳斥江青

十八 合议庭——决定十名主犯的命运

60 对江青的量刑适用于刑法条文一百零一条，三位法官提出了不同意见

61 一个具体日期的纠正

62 法律的威严与量刑的公正

63 审判员逐个举手表决

64 海涛般的掌声在审判大厅里久久回响

后记

3 第一次开庭

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北京正义路1号。

特别法庭上国徽高悬，整个大厅庄严肃穆。

参加旁听的人员除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民主党派代表、首都各界代表之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派出10名或5名代表参加旁听，加上采访的国内记者，将整个大厅坐得满满的，人们都静静地等待着神圣时刻的到来。

审判庭楼上会议室设有闭路电视，专供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实况。

台下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贺龙元帅的遗孀薛明和罗瑞卿大将的夫人郝治平三人坐在前排中间的旁听席上，正在轻声地交谈，看得出她们都很激动。

3时3分，江华宣布开庭。

第一个被押上被告席的是王洪文。

在两案中江青是最主要的罪犯，人们都认为按两案嫌疑犯的顺序她应该是第一个被押上被告席，为什么第一个被押上来的是于洪文呢?

原来，在开庭之前，特别法庭的法官们就作了充分的分析，根据在预审时的表现，如果将江青第一个押上来，很有可能她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大闹法庭，给以后的审判带来困难。因此决定不按两案主犯原来的排列顺序，先押认罪态度较好的王洪文，然后再押张春桥等8名主犯。

在传唤江青到庭时，当江华一声高唤“传被告人江青到庭”之后，整个大厅顿时一片寂静，近干双目光齐刷刷地转向同一个方位。

江青被两名女法警押着走来了。

江青已66岁，仍然是满头青丝，要不是亲眼见到，我也会和许多人一样怀疑这个女人一定戴的是假发。今天，她将头发梳得油光铮亮，配上那件合身的黑色上衣，显得十分得体。

这时江青目不斜视，大摇大摆地走进法庭，对于射过来的近干双目光毫不理睬，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按照指定的位子安静地站在审判台前。

法庭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长达两万多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对林彪、汀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提起公诉。

起诉书宣读完毕，江华庭长宣布：对两案所涉及的10名被告人，将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进行审理。由第一审判庭审判的被告人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由第二审判庭审判的被告人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接着，江华庭长向被告人宣布：被告在庭审过程中必须听从法庭指挥，不得违反法庭规则。被告有辩护和最后陈述的权利。

5时20分，江华庭长宣布休庭。

P11-13

现代史学越来越不满足于文献资料，而求索于人们的记忆。于是，口述史于20世纪40年代在西方勃然兴起，20世纪80－90年代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关注。口述史让历史的参与者直接对“历史”说话，不仅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而且使历史更加鲜活、生动。口述方法更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因为许多事件的当事人健在，他们能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生动地诉说自己参与的那段历史。

新中国诞生五十多年，它谱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最为壮丽辉煌的篇章，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是一项应大力加强的工作。毫无疑问，参与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的老同志的记忆对于国史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他们年事已高，自己动手困难，访谈并整理他们的口述，成为十分紧迫而带有抢救性的工作。作为国史研究专门机构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建立伊始，就十分重视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并由《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陆续发表了一些口述史方面的成果。我们意在将这些成果汇集出版，并由此进一步萌发出版《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的想法，以此汇集和整理亲历者记述当代中国史的资料。在酝酿这套丛书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亲历者可以自己动手撰写，有些亲历者生前对其亲人讲述过自己所亲历的事件或与一些要人交往的情形，其亲人以回忆的形式述出。很显然，这些记述都是十分宝贵的当代中国史资料，因此，我们也将它们收入这套丛书中。

《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的首要宗旨是存史，为当代中国史研究者提供可信的史料。而史料的生命在于真实性。因此，丛书所收以亲历者的叙述为主体，无论是口述、自述，还是回忆录，都必须是亲历者作为事件的当事人、决策者或参与者对事件的叙述。而且必须是以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叙述。当然，完全避免情感的因素不仅不可能，而且会使之失去鲜活性。但情感的倾诉应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如果是对口述的整理，整理者应对事件背景有必要的了解，要对关键的情节、关键的人物以及时间、地点作必要的查证。同时，要理顺叙事逻辑。文采不求飞扬，但必须成诵。

这项工作既已开始，就要扎扎实实做下去。亲历的内容十分丰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及个人生活史、家族史都可涵盖：亲历者可以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也可以是普通老百姓，总之，工、农、兵、学、商都可以成为本丛书的作者。他们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叙述当代中国的历史，可以记录下一个比较真实的当代，对于丰富国史内容，弄清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经验，资政育人，都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希望本丛书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者的资料库，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增益智慧的智囊团，成为关心共和国成长和命运的中国公民的图书馆。  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部

经过两年多来的努力，这本中国首部由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审判员亲自口述的，极具史料价值、研究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书稿终于完成了。回想三年前与口述者王文正大法官(以下简称王老)的联系，就如同过去从事地下工作一样，充满着一种神秘和使命的感觉。

记得那是一个江南春雨绵绵的早晨，根据事先的联系，我在上海一个公交车站下了车，掏出手机来给王老打电话：“我已经到了你指定的车站，身穿一件深色的夹克衫，中等个子，五十岁年纪，手中提一只出差的小提箱……”接着，传入我耳边的是一口浓重的胶东口音：“我马上来公交车站接你。我是一个小老头，个子不高，头发白了。手中拿一把长柄雨伞。”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公交车站的前面出现了一个老头。他走过来，看了看我，没有说话，然后伸出手来与我握手……

就这样，我开始对王老进行了长达近两年时间的采访，多次来往奔波于沪宁铁路线上。有时我回来看了采访本，又想起一些问题，于是就写信给他一个一个提出来，他就一个一个问题地给以回信。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了，但对于当年亲历的这场震惊世界的大审判，王老却仍记忆犹新，许多时间、地点、人物都能准确无误地张口说出。由于从事过秘书工作，许多当年审判的资料他都保存完好，也为这部书稿提供了可靠的史料。

其实，在我对王老进行采访之前，他就早已自己着手写了厚厚的几大本参加特别法庭审判的回忆了。当然，这些文字与出书还有较大的距离。我曾问他，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花如此大的力气来完成这一件事情?王老告诉我说，他曾看过一些写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文章和书籍，觉得里面的差错太多，有的完全是作者个人的凭空猜测和想象，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他认为这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将为后人研究共和国的这一段历史造成很多麻烦和错觉。再看此类书刊的作者，大都没有亲历过这场决定共和国命运的大审判，有的也只是参加过一两场旁听的记者，更多的是从别的书刊上摘来的二三手资料，而这些资料却有真有伪。当年与他一同坐在审判台上的审判员，很多都已相继谢世，为了尊重历史，为了对后人负责，他决定要来完成这件事情。

王老的想法与我正好相投。的确，在我所看到的有关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书籍中，同样一件事情，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这不得不使人感到困惑。就我所知，此类书籍大都为文人所写，至今为止没有一个当年特别法庭的审判员为此成文出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感到不解和不安的事情。很多年以前，我就有了这个打算，让亲历者出来说话，将历吏的真相留给后人。

在写作过程中，我严格遵照王老的口述，遵照特别法庭在审判时以事件而不是以人物为主的原则，对于一些事实，在王老口述的基础上，又根据王老提供的资料重新作了核对。对于当年被确认为“保密”的材料，王老这次也作了真实的披露，这里许多都是特别法庭内部掌握的，也是过去人们闻所未闻的第一手资料，十分珍贵。整个写作过程是艰苦的，每写一段文字，我都要反复地查看王老提供的原始资料。为了史料的真实性，在一些重要的地方，我都请王老以亲历者的身份提供了书面的文字。书稿完成后，又打印出来请王老核对，逐一地过目，并得到他的确认和肯定。

谈起这场共和国历史上的大审判，王老时常显得有些激动，几个小时口述下来，加之我不断地提出一些问题，使他显得有些吃力，有时声音都有些沙哑。但他只休息一会儿，接着又开始往下讲。我在整理这些口述时，经常会为一个不太明白的细节，自费乘车前往上海，与王老当面核对和订正，尽量做到采写整理出来的文字与口述准确无误。这样的写作当然是很累的，有时累得连脖子都无法从电脑前抬起来。在这个“市场经济”时代，如此认真写作的人恐怕也不会太多了。

我不得不认真，因为我记叙的不但是共和国的一段历史，同时也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至今所从未有过的一场大审判，这场大审判不但将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时也将载入中华民族的历史。在这里，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书稿是不朽的。

书稿完成后交到出版社，前后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出版社责任编辑和领导精心编辑审阅的基础上，又被送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当代中国研究所，请有关专家和领导进行认真仔细的审阅。这一年多的等待是漫长而令人焦虑的。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和严谨的工作作风，让我十分感动。最后一致同意这本书稿与广大的读者见面，这是有眼力和胆魄的，在这里特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文化大革命”中生发出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两颗毒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悲哀，因为他们阻碍了历史的前进、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繁荣。通过对他们的审判，不但使人民看清了他们一伙人的丑恶嘴脸，更重要的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民主与法制。事实说明，一旦离开了民主和法制，就会出现专制和独裁，就会孳生出林彪、“四人帮”一样的病毒，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灾难。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已经过去二十多个年头了，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所为，感到不可理解，犹如在听天方夜谭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对于物质生活不懈的追求，对于这件曾经给中国大地带来无穷灾难与创伤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都已逐渐地淡忘了。可是，“忘记就意味着背叛”，以史为镜，我们才能更好地前进，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绝不会重演了。因此我们应该忘记过去，忘记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一切向前看，前面是光辉灿烂的。我并不完全相信这样的话。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历史悲剧重演的故事真是太多了。仅以中国历史上对于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来说，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直延续到满清时代的文字狱，这样的悲剧不是一代一代地重演吗?

历史竟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特别法庭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它留给我们的民主与法制的思想，却是永恒的，这就是我千方百计找到当年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大法官，并决心真实记录下整个审判过程的原因。

历史总是喜欢惩罚那些忘记他的人。

沈国凡

2005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