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构思精巧，从空间上横向切入，以文化特色和电影创作特色为依准，在中华大地上划出8大电影区域，这些“域”分处中国地图的各个角落，统合为一个“面”，形成一幅中国电影百年区划图。对于“面”上的每个“域”，根据地域文化特色和电影创作特色，提炼出3-5个地域关键词，每个关键词都要能代表本地域文化或电影的一个侧面。然后围绕这3-5个关键词对与本地域相关的电影展开论述，由此形成“关键词-域-面”的区划模式。本书图文并茂，可读性非常强，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地域文化与电影所展现的地域文化之间的有趣对比。

不论是北京城的沧桑，还是大上海的繁华；不论是大漠黄沙的豪情万丈，还是海岛小城的绵延哀愁；不论是白山黑水的彪悍赤诚，还是江南山水的透彻清灵；不论是青青草原的辽阔神秘，还是欢娱港岛的灯红酒绿……第一部影片所呈现的，不仅是影像，故事，更多的是背后的独特文化。

序 百年悲笑一时览

京城：古老都城的影像流连

关东：纵情于白山黑水之间

草原：穹庐为室，逐水而居

沪上：从石库门到十里洋场

西部：天之广漠，地之沉厚

湘西：温顺与野蛮共荣共生

台湾：漂萍海岛的影像命运

香港：无根悲情，娱乐狂欢

后记

天子脚下 金銮宝殿四合院

北京，凝结了中国近五百年历史的沧桑，无论是华丽优雅的皇城宫禁，还是喧嚣热闹的胡同院落，仿佛都因为这岁月的积淀，呈现出一种凝重的身姿。

因为这份凝重，在无数的艺术家眼中，这座城市似乎散发着恒久的魅力。他们带着喜爱或崇敬，用文字，用画面，用声音去描摹北京，当然，也少不了用胶片，去勾勒光影中的金銮宝殿和四合院。

如果说一个城市的象征就是它在陌生人眼中最显著的部分，那么金光耀目的皇城就应当成为北京的象征。紫禁城见证了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没落，它的气势俨然已经成为历史的形象，而它的深远总能让行走其间的人喟叹世事的沧桑。

l987年，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首次获准进入紫禁城内实景拍摄。他拍成了电影《末代皇帝》，将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坎坷人生搬上了银幕。次年，在第六十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影片一举成为热点，共夺得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服装、最佳作曲、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效果、最佳摄影和最佳美工在内的9项大奖，而且还创下了奥斯卡历史上所有提名都得奖的记录。一时间，古老的东方国度在世界面前重新散发神奇魅力，而紫禁城作为影片最重要的场景，也吸引了亿万人的目光。

紫禁城自1925年10月10日首次向公众开放，至今已经过去了80年，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它还远未揭开神秘的面纱。历史学家们的考证并不能满足普通人对红墙后帝王嫔妃生活的好奇。而影像比文字更强的再现能力，不但使贝托鲁奇的这部电影成为一部美轮美奂的皇城旧影，更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宫闱生活、内幕情愁的好奇心。虽然，这似乎有些背离导演的初衷——他想表现的是一个还原为普通男人的皇帝，但在更多人眼中，这部电影却成了宫廷生活的实景再现，让他们得以窥见红墙内神秘的权力欲望交织的世界。影片中重复出现的高大的宫墙和紧闭的城门，以及氤氲始终的紫禁城特有的红黄相间的色彩，正切合了人们对北京的印象一个庄严而神秘的地方，和所有的人保持着值得敬畏的距离。

偌大的宫殿内，高耸的城墙深刻地呈现出加诸溥仪身上无法承受的沉重历史枷锁，“打开门(open the door)”成为不止一次出现在影片中的台词。影片的经典场景之一，便是年轻的皇帝从开着的官门看到了外边的繁华喧嚣的世界，他试图走到那里去，但门在他面前慢慢地关上——紫禁城维护了它的完整和封闭。这像一种残酷的隐喻：虽然最终有形的城门被打开，溥仪并非自愿地走出了紫禁城，但历史的重重禁锢却难以消失，更何况，门外并非自由乐土，而是开启另一段漫长而苦难的历程。

试图打开历史迷雾的绝不止贝托鲁奇一个人，出生在北京的香港导演李翰祥早就把镜头对准了神秘而美丽的宫廷。1975年和1976年，他在香港相继完成《倾国倾城》和《瀛台泣血》两部清宫片，1983年又得偿夙愿，在北京实景拍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构成著名的“清官四部曲”，在银幕上再现了一段不堪回首、风雨飘摇的历史。李翰祥的镜头不再局限于阴冷的宫禁，而是包括了颐和园、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为了更真实地再现历史，拍摄《火烧圆明园》时，李翰祥还真的上演了一出“火烧圆明园”，当时耗资64万巨款、耗时一年多搭建的中国电影史上最宏伟的圆明园实景，到最后也在一场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今天，清朝戏，特别是反映清朝宫廷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被老百姓戏称为“辫子戏”，但其中的历史成分大大减少，作。为背景的各种影视城也粗糙不堪，经不起细究了。P3-6

《映画年华》和《映画神州》主编张江艺、吴木坤和执笔者们，都是“而立”上下的年轻人，他们都取得了电影学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受过很高的电影专业教育。对于这样一批人，我称其为新世纪电影学者或新一代电影学者。他们近几年来活跃于电影学界，已发表了许多卓有见地的论文、专著。正值中国电影百年，他们想借此机遇对这j 00年以来的中国电影的时代风貌、发展轨迹以及各种内在联系加以梳理，给予自己的表达，传递自己的看法，于是就有了这两本书的问世。

我匆匆地翻阅了一遍他们的初稿，又细读了部分章节，深深感到这批年轻的电影学者对于编写这两本书很有自己的想法，颇费了一番心思和功夫，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我感觉这两本书有这么几个特点。

首先一点，书的框架、体例很有新意，很有特色。著作者们是以时间为纵坐标、地域为横坐标，十字交叉线式地来把握百年的中国电影的；在纵向的时间陈述中突出重要事件，在横向的空间描绘里书写历史进程。这样，就在有机的时空交错中，有重点、有省略、繁简相宜地展现了一幅比较真实的中国电影的百年画卷。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度，还有一个世界范围的、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华侨市场，而一百多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又具有一种风云变幻的复杂性，这样，历史的时代特点、地域特点和民族特点就不可能不反映到中国电影里。作者们所创意的书的框架、体例，正是从这样的实际出发的，因而也便于用来对中国电影百年历史进行讲述。

其次是主编和作者们的治史态度值得赞赏。他们说：“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尊重历史，回到历史中写历史，然后跳出来站在大历史的角度重新看待历史。”这是科学的历史态度。这样就把历史存在的客观性和历史写作的主观性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览这两本书各“站”、各“区”的文本，可以看出，编著者大体都能保持一种不带个人好恶情感的客观平和的治史态度。然而，从章节的设置到具体讲述的文字里，又时时可以感受到编著者感于当下电影现实而生发的问题意识，从而使著作具有某种“史鉴”的价值意义。

第三点是书的行文、书的文风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在承继传统的学术文体语言的基础上，新一代的学人们更多地引入文学语言和网络语言，以丰富自己的写作。加上他们具有大量吸收新知识、新学问的优势，同时又长于利用网络信息，从而使他们的历史写作可以涵盖更广博的知识面。

策划者把书名定为《映画年华——中国电影百年讲述》和《映画神州——中国电影地域纷呈》，“有感伤时光流逝之意，贴近这两本书回首百年光影的立意”。这是年轻人的感受。我则乐意于用辛弃疾《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中的词句“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来表达。因为中国电影没有千古兴亡问题，而我也没有登楼，故节编之为“百年悲笑一时览”，并姑且作为该序题名。

在诸多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而出版的图书中，《映画年华——中国电影百年讲述》和《映画神州——中国电影地域纷呈》可谓独具一格。它们有文化品位、学术价值，很好读，也很耐读，对于喜爱中国电影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可资一览。

李少白

2005年1O月16日

书稿交给出版社后，照例要开始写后记。然而这篇后记却拖了很久，一直未能完成，只因在这两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有许多感受需要慢慢沉淀。就如同在百年中国电影史面前一样，我们必须留出足够的时间，对之进行认真而细致的梳理。

对百年中国电影史做梳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电影是目前唯一知道出生年月日的一门艺术，但是在百年当中，伴随着中国社会变革，以及科技发展所引发的种种变化，中国电影生长得犹如一棵大树，繁芜而茂盛。

2004年5月一个懒洋洋的下午，我和吴木坤在北师大聊起百年中国电影的寿诞。当时我们手头上各有一些与此有关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大多由机构来承担。当时我们想，是否可以用一种简单的方式，用个人化的方式，将百年中国电影历史和文化的繁芜和茂盛呈现给普通大众。为之，我们提出了一个个的设想，然后又逐一否定。两个月之后的最后决定，就是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两本书。

当我们决定开始的时候，才知道这个过程的艰难。参与编写的都是一些与我同龄的年轻朋友，虽然我们都是电影专业出身，但是在写作过程中，因对历史的尊重，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同时必须对可能要做出的结论进行再三的掂量和深思熟虑。因此，虽然每个人所承担的章节并不多，却让大家颇费心思。同时，又由于大家都有正式的工作，只能在诸事缠身的状态下，忙里偷闲地写作。

写作是辛苦的，也是快乐的。在这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徜徉在电影的历史长河中。在站点咖啡馆，在史家胡同的小院，大家无数次地聚在一起，交流每个阶段的写作心得，同时对其他人提出各自的意见。这种快乐，难以用文字来表达。

感谢李少白先生在百忙之中为这两本书赐序。先生在电影历史观上对我们影响至深。先生的宽容平和、涵养气度，治学的博学精深、严谨扎实，著述的从容不迫、大家风范，都给我们很深的教益。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事业部的信任和支持。谭燕编辑一直关心我们的写作，并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思路上的问题。

感谢我们这个亲密无间的团队，这个团队由王国平、刘涛、刘莉、李力、陈珠珠、林挺、崔颖、唐晓花、张彬、吴木坤和我组成。感谢大家，你们的认真、坦诚和团结，让我度过了一段特别愉快也很有收获的日子。还有卫南，虽然他因工作繁忙最终没能参与写作，但是他提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在此一并感谢。

最后要感谢电影，因为电影我们才有缘相聚。祝中国电影在下一个百年再创辉煌。

张江艺

2005年9月25日写于史家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