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楚材，蒙古汗国大臣，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提倡“以儒治国”的方案和“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的政治主张。本书讲述了耶律楚材的家世、早年经历、晚年的悲哀、政治思想、宗教观、人生观与处世哲学以及耶律楚材在诗歌、音乐与史学、天文历法、医学等其它方面的成就与地位。

耶律楚材是中国13世纪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在中国连年战乱、民族文化垂危的情况下，他以拯救斯民为己任，辅佐蒙古统治者，积极推行汉法，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举措。本书详尽地阐述了耶律材的生平，并对他在诸如政治、宗教、处世哲学、诗歌、音乐、史学、天文历法、医学等方面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探讨，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成就，是国内有关耶律楚材研究的最新成果。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导论 耶律楚材所处时代

 一、由分裂走向统一

 二、中国北方面临的社会问题

第一章 家世

 一、先世

 二、家族

第二章 早年经历

 一、耶律家的千里驹

 二、开州同知与燕京留司任上

 三、万松门徒

第三章 成吉思汗时代

 一、北上觐见成吉思汗

 二、西征的艰难历程与见闻

 三、与长春真人邱处机的交往

第四章 窝阔台汗时代（上）

 一、窝阔台汗即位前的活动

 二、窝阔台汗的登基大典

 三、创建十路课税所与出任中书省长官

 四、对地方势力的抑制

 五、两次随军南下

 六、金灭亡前后对生命与人材的保护

第五章 窝阔台汗时代（下）

 一、乙未括户

 二、丙申分封

 三、新赋税制度的确立

 四、发行纸币与整顿绎站

 五、保护中原文化

 六、与高丽的交往

第六章 晚年的悲哀

 一、与回回人的义利之争

 二、政治上的失意

 三、郁郁而终

第七章 著述、祠墓与问题考辨

 一、著述

 二、祠墓

 三、问题考辨

第八章 交游

 一、蒙古仕宦阶层

 二、前金遗士

 三、其它

第九章 政治思想

 一、正统观及大一统思想

 二、对金、宋的态度问题

 三、以儒治国的经世思想

第十章 宗教观

 一、三教合一思想

 二、笃信禅宗

 三、对理学思想的批判

 四、对佛教异端的排斥

 五、对全真教的抨击

附、耶律楚材父子在宗教观上的差异

第十一章 人生观与处世哲学

第十二章 诗歌、音乐与史学

第十三章 天文历法、医学与其它

结语 成就与地位

附录

索引

后记

一、由分裂走向统

中国历史上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国后，就已经开始出现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封建国家。而后，历经秦汉四百余年的封建统治，开始进入几个民族政权同时并存、互相对抗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时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共持续了约四百年。直到隋朝，才在公元589年再次完成全国统一。唐朝建立后，在其统治前期，曾一度出现过“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特别是在唐玄宗统治时期，这种繁荣局面达到了顶峰。当时，全国社会秩序稳定，生产高度发展，国力富强，疆域辽阔，呈现出一派升平景象，其成就远远超过了西汉的“文景之治”。但这种局面并没有能够维持长久，自公元755年爆发“安史之乱”后，强盛一时的大唐帝国即开始衰落，疆土日蹙，朝廷内部宦官党争接连不断，造成朝政日益混乱，而各地的藩镇节帅纷纷拥兵自重，开始形成武装割据局面。到唐朝末年，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已经极为尖锐，终于在公元875年爆发了王仙芝、黄巢等领导的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这次农民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但无疑沉重地打击了唐王朝的封建统治，加速了其覆灭的进程。到公元907年，军阀朱温废掉唐朝最后一个皇帝李祝(哀帝)，唐朝最终宣告灭亡。自此，广大汉族聚居地区开始进人分裂割据的五代十国时期，在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个短命王朝，南方与北方的山西地区，也先后出现了吴、南唐、吴越、闽、南汉、楚、荆南(南平)、前蜀、后蜀、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而在全国其它地区。更有契丹(辽)、回鹘(纥)、吐蕃、南诏(大理)等几个少数民族政权与其并存，中国历史开始进入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第二次大分裂时期。这种分裂局面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虽然后来在中原地区建立起来的北宋王朝(960—1127)通过征服战争，于979年实现了局部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但全国境内几个民族政权同时并存、互相对抗的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在历史上这一动荡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先后涌现出辽(916—1125)、西夏(1038—1227)、金(1115—1234)、蒙古一元(1206—1368)等四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这几个北方民族王朝虽然分别为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四个北方少数民族建立，各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与风俗习惯，但在其管辖境内，均包括了许多其它兄弟民族。这些王朝的政治制度，均一不同程度地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它们的相继建立，促进了当时中国北方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最终由蒙古族建立起来的元朝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历史使命，从而结束了自唐末以来中国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辽朝，是由中国北方的契丹族建立起来的一个少数民族王朝。契丹族源出东胡，为中国北方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唐朝末年，契丹族逐渐发展壮大，在其杰出领袖阿保机的领导下，于公元916年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辽朝。辽朝在当时的中国北方非常强盛，在太宗统治时，甚至灭掉后晋，一度入主中原。以后辽朝虽然退出中原，但在中国北方地区的统治非常稳固。到圣宗统治时，辽朝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其疆域辽阔，“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对内，辽朝针对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遵循游牧传统与农耕文明相结合的原则，实行不同的统治制度，在以上京为中心的契丹旧地与西北游牧部族聚居地区继续实行草原传统制度，东部地区灭亡渤海后保留了原有的封建制，南部燕云十六州地区则继续实行汉人传统的封建统治制度。对外，辽朝东征高丽，西控西夏，并于公元1003年大举南下进攻北宋，迫其订立“澶渊之盟”。进人道宗统治时期，辽朝开始逐渐衰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兴起后，腐朽的辽朝抵挡不住女真人的进攻，于公元1125年最后灭亡，其残余势力则在耶律大石的率领下，辗转进入今天的新疆与中亚地区，建立起西辽帝国(1124—1211)。辽朝在中国北方与西北地区前后统治了近三百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论是对开发中国的北部边疆地区，还是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贡献，而耶律楚材的远祖即出自辽朝的契丹皇室家族。

西夏，为党项族在中国西北建立起来的王朝。党项族为中国古老民族羌族的一支，原先居住在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河曲一带，到隋唐时期，开始向外发展。唐朝末年，党项族首领拓拔思恭由于帮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赐姓李，任定难军节度使，统辖夏、绥、银、宥四州，自此开始奠定西夏立国的基础。北宋初年，李继迁起兵反对宋朝的统治，党项族开始日渐强大。到其孙元吴时，于公元1038年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其统治范围主要为河西地区，东临黄河，西尽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小方盘城)，南迄萧关(今甘肃环县北)，北抵大漠，“方二万余里”。其立国制度，一方面效法汉族封建王朝，一方面又保存发扬了党项的旧有习俗，基本上是蕃汉并行，蕃汉分治。西夏建国后，连年与北宋发生战争，多次挫败宋军。公元1044年，西夏与宋议和，同年，西夏又大败辽军，辽、北宋与西夏三足鼎立的局面最终形成。金朝灭亡辽与北宋后，西夏又继续与金、南宋对峙。由于西夏在诸国中疆土最小，故后人认为它“抗衡辽、金、宋三国，俪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到十三世纪初，蒙古族兴起后，西夏开始不断遭受蒙古政权的进攻。1226年，成吉思汗于西征结束后，亲率大军攻打西夏，耶律楚材作为大汗的随从，也亲身参与了这次军事行动。到次年七月，西夏被迫投降，蒙古军队执杀末帝李睨，西夏灭亡。P2-5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一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耶律楚材评传》的撰写任务，本来是由业师陈高华先生与我共同承担的，后来，陈先生由于科研任务繁忙，遂嘱咐我独自完成这项工作。尽管如此，陈先生依然非常关心评传的写作，本书的基本框架和纲目，均是陈先生与我共同商讨后确定的。评传中引用的一些重要史料，像李奎报的《东国李相国全集》等，也是陈先生介绍并提供给我的。本书的初稿完成后，陈先生又提出了一些重要修改意见。

我还应当感谢的是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的樱井智美女士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李昌宪教授。在写作过程中，樱井女士曾多次惠寄材料，而李教授对本书的修改意见，亦使本书增色不少。

刘晓

2001年4月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