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日本的民族精神?它是怎样形成与传承的?传统的日本人是怎样培养与不断“克隆”出来的?《日本社会论——家与村的社会学》在“日本人剖析自己的民族精神及其形成与传承”方面为中国的社会学界填补了一项空白，是一本优秀的日本农村社会学读本。

《日本社会论——家与村的社会学》从源与流的承继关系上为我们揭示出日本社会、日本民族、日本人的特征及其形成的背景。内容涉及家的理论·(例如家庭制度、先祖崇拜及日本人的祖灵观、同族及同族团问题等)，村的结构(村的理论、村落类型、村的决议形式等)，村的生活组织(养子制度、年龄阶梯组织、社会交往等)。

日本社会——中文版序言

序

第1章　家的逻辑 

一　家与家成员

（一）　怎样理解家

日常生活话语

社会科学的特性

因民族不同对家庭理解的差异

家与家庭

（二）　家的结构

家的三个特征

关于非亲族

家是如何构成的

（三）　直系家庭制下的核心家庭形态

直系家庭与核心家庭

家的周期

家的旁系

制度与现实的偏差

二　家的先祖与日本人的祖灵观

（一）　灵魂与神

自己死后去向何方

灵魂的存在与向神的升华

佛教与日本人的祖灵观

作为鬼魂节的盂兰盆节与正月

成为先祖的过程

彷徨的灵魂

（二）　各种各样的先祖类型

两种“佛”

去人格的先祖与有人格的先祖

出身的先祖

两种“出身的先祖”

（三）　系谱的先祖与象征性的先祖

作为“祖”的系谱的先祖

表示社会地位的象征性的先祖

三　家的联合体——同族、亲类

（一）　超越家之上的各家间的关系

亲戚们

多样的现实

两种亲族组织

同族的意义

亲类的意义

（二）　同族团的规定

作为经营体的同族团

关于同族团的本质规定的不同解释

两种解释

构成原理与存在理由

（三）　亲类

亲类的特征

普遍存在的亲类

亲类的功能

第2章　村的结构 

一　村的结构与村落类型

（一）　村的意义

各家的集聚

集落与村落

町村制的推行

区与部落

村与“村”

村落共同体

区与部落的差异

（二）　自然村理论

自然村理论的前提

三种社会地区

村的精神

自然村理论的评价——与有贺理论的比较

（三）　社会学的村落类型论

几种学科领域的类型论

家与家联合的必要性

家联合论

村落类型论

类型论的撤回

二　村的领域

（一）　村落领域论

村落的范围

村落的“总有”

三　村的组织与运营

（一）　村落的职务

村落的自立性

村落的代表者

各种职务

干部的决定方法

（二）　协商的方法

集会

协议机构

决议方法

全员一致制的体系

（三）　村落的财政

两种账本

村落的财产与区费的征收

财政收支

（四）　村落的协同劳动

两种协同劳动——交换、合伙

村落的协同劳动

第3章　生活组织 

一　社会性亲子——“父辈”、“子辈”

（一）　“亲子”关系的确立

“亲子”

“父辈”、“子辈”是什么

（二）　认干亲

必要的确定仪式

出生时的认干亲

成年式时的认干亲

结婚式时的认干亲

亲生父母的愿望

（三）　村落的构造和认干亲

多样的干亲关系

有无家格与同族非同族

（四）　同族型的干亲关系

同族团与干亲关系的区别

原村大垣外

作为介绍人的干亲

干亲关系的构成形态

（五）　非同族型的干亲关系

西山村上汤岛

五种类型的干亲

干亲关系的构成形态

二　年长者与年少者——年龄阶梯制

（一）　年龄阶梯

长幼顺序

年龄阶梯制与亲族组织的矛盾

（二）　年龄集团

年龄阶梯制与年龄集团

儿童组

青年组——青年团

中老年组、老年组

（三）　年龄阶梯制村落

地域分布与生产力说

作为村落类型的年龄阶梯制

伊豆伊浜的年龄阶梯制

三　社会性的伙伴——“讲”、“组”与伙伴交际

（一）　“讲”与“组”

无礼讲

“组”的构成

“组”的活动

“座”与“讲”

“讲”的种类与目的

横向关系

实　例

一　家庭与家的定义

二　非亲族是家成员吗？

三　商家的家成员

四　通向另一世界的道路

五　关系至上主义

六　平等与公平

七　渔村的村落账目

八　学校的年龄阶梯——关于能力主义的少数意见

九　少女与合宿

后　记

家与村研究文献内容简介

作者介绍

译后记

家庭与家的定义

《家庭》

户田贞三 (家庭)是以拥有夫妇、亲子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成员，由少数近亲，在密切融洽的感情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小集团。(《家庭构成》，1937)

铃木荣太郎 作为家庭构成的原理，笔者认为，在男女间对性的依恋以外是不存在的。将这种对性的依恋关系，以某种特定的形态长久持续下去，并为社会制度所承认即为家庭。家庭就起始于社会制度。制度是不会对自然的家庭集团加以制约的。自然的家庭集团是无法想像的，正是社会的制约将人们的性的结合关系纳入家庭这一形态。家庭最初就是来自制度。(《日本农村社会学原理》，1940)

喜多野清一 所谓家庭……以夫妻结合为核心，由直接亲属结成的小的结合体，几乎所有的民族和时代都存在，而且家庭因具有自然的基础而普遍存在——但不能因此就将其称为自然的、生物的集团——的基本的社会集团，可以称为历史上各种家庭形态的核心。因此，或许近代的家庭与所谓的小家庭都被认为显示着它们最初的历史的形态。(《同族组织与封建遗制》，1951)

森冈清美 家庭是以夫妇、亲子、兄弟姐妹等少数近亲者(关系近的亲戚——鸟越注)作为主要成员，成员相互之间以深厚的感情包围联结在一起，以共同的福利为首位追求目标的集团。……家庭是由亲族构成的集团。亲族(kin)是指依赖血缘或姻缘结成，人们相互承认的关系。(森冈清美、望月嵩： 《新家庭社会学》，1983)P10-11

本书是以增进对家与村的理解为目的完成的。毋庸赘言，家与村都属于具有深刻内涵的制度体系和社会集团。因此，在我看来，这本小册子所能呈献的仅仅是关于家与村的一部分。

关于家与村的限定之一：本书关于家与村限定在社会学所关心的范畴。关于家与村，历史学、法律制度史、经济史等历史研究有着丰富的积累，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经济学、法社会学的研究也达到了值得肯定的水平。虽然本书有时也借鉴了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各个学科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并未涉及。

限定之二：家与村是农村社会学（村落社会学）的核心研究领域，而家及其相关的亲族又是家庭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然而，从农村社会学范畴来考虑，家与村的研究并不是农村社会学的全部。可如果回顾一下农村社会学的学说史，家与村的研究又始终处于农村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中心。所以，有时给人的印象似乎家与村的研究就是农村社会学。

然而，正如北原淳所恰当地指出的那样：社会学对家与村的研究，其分析过程是将家与村假定为封闭的体系，并以此为立足点探讨其内部的构造关系。结果，作为农村研究的分析方法之一，虽然有对家与村的社会学研究，可是从农村社会来说，家与村的真实状态却没有被完全揭示出来。

此外，莲见音彦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结构中，家与村是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但是“战后的日本资本主义，毋宁说是以高度的技术为背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战前相比有着不同的再生产结构，它是与农家生活基础的崩溃同时发展起来的。因此，遭到瓦解的地方的农家生活成为主要的问题，而不再是家与村，伴随生活的解体所产生的面对各个方向的主体回应以及以此为媒介或具体体现的组织化成为我们必须加以研究的问题。家庭生活、地域生活问题，农民的意识问题，农民组织和与之对抗的地域社会的结构问题，成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莲见将家与村的重要意义限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认为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战后的家与村已经失去了重要意义，只有具体的家庭生活、地域生活问题，农民的意识问题，农民组织和与之对抗的地域社会的结构问题等才能成为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莲见的这种见解是正确的，而且事实上这已经成为最近农村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我也对这种见解的主要框架予以支持，并对此给予好评。

但是，当你一走入现实的农村，就会痛感，被表述为家庭生活的实体依然是表述为家的生活更为恰当，掌握着地域生活主体的实体也是村。此外，要了解当今的农民意识而与农民交谈的话，显然，如果抛开家与村意识也便不复存在了。进一步看，不用说官制下的农民组织，就连与农村地域的环境问题等有关的农民志愿者组织，也都将家与村纳入视野开展各种运动。（我们学术界却在讨论家的解体、村的解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家与村同战后的家与村相比，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彼此不同。但是，舍弃了家与村要表现其实体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此外，确实可以发现一些从以往的家与村的组织结构中脱离出来，建立起新的农业生产组织的地带，也有这样的研究报告发表。而且在村庄里也有否定家与村的人，这种动向并非不存在。

然而，生活改善运动、新生活运动，由此派生出来的主妇烹饪教室、妈妈排球、老人门球，像这样“摩登”的事物的举办也大都与村组织相关联。如果去了解那些亲戚或熟人间的纠纷，也同样是和家与村的问题密切相关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以上对莲见的观点给予了大致评价，但是，笔者认为，无论如何，作为基础理论也必须牢牢地把握住家与村。  基于这样的想法，本书没有将家与村的理论论争史作为重点，而是更多地对实体予以记述，尽力使立志于学习家与村的实践者在其进村时避免不知所措。本家、分家具有什么意义，“ikke”和“maki”包含的性质，还有所谓“村”在当地所指代的究竟是什么，区长是什么人，村里修路工程中的协同劳动占有什么位置，什么叫做“讲”，什么叫做“组”，本书力图把这些内容记述下来。关于家和同族问题，社会学在理论上有很大的进展，作为农村社会学与家庭社会学的一般知识，对上述问题的理解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虽然有些繁杂，但还是拿出一些篇幅来解释这些理论。

最后还有一点要予以说明，如果通读过本书马上会发现，本书没有论及到家、同族、“讲”这些社会现象的变化和变迁。把握这些社会现象的变化、变迁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对于这本小册子来说却是超负荷的。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常常受到把变化也写出来的诱惑。如果写变化就必须写出引起这种变化的社会原因，但这是本书的篇幅所不允许的，需要另写一本书。

换句话说，本书的研究方法属于所谓的文化论的研究方法。这种文化论的研究方法的缺点是：从方法论方面看，没有太多地考虑社会变迁、社会变化。有时甚至把近世与现在视为一体。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长处在于，对于家与村的结构原理和支撑这一构成原理的价值、规范可以做出直接的阐释。

本书是在以上各种限定的前提下写成的。但是，无论如何，它是个基础，我相信，以此为出发点，各种取向的理论和思考都将得到发展。

鸟越皓之先生是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学者，并且在民俗学领域也有相当深的造诣。《日本社会论——家与村的社会学》是其代表作之一。

正如作者鸟越皓之先生所说，《日本社会论——家与村的社会学》仅仅是本小册子。然而，译者为什么要把这本小册子推荐给中国读者呢?因为它是一本有助于我们深刻剖析研究日本社会、日本民族乃至日本人的精品，同时又是一本优秀的日本农村社会学读本及关于农村社会学史的集大成之作。

对中国人而言，日本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人们从不同的侧面或角度出发，希图给日本一个简洁恰当的抽象概括，例如“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脱亚入欧”以及“集团主义”、 “家族主义”等。然而，这些大都是可以看到的较为熟悉的表象，我们所不熟悉的恰恰是隐藏在这方方面面表象背后，却又时时处处都在顽强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用的日本民族所固有的独特的传统文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固有的传统文化在实现与外来文化的融合、进一步适应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也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对“儒家文化”、“汉字文化”以及“脱亚入欧”发展趋向的抑制与排斥的角色。在不同的民族之问，尤其是当不同的国家覆盖其上时，民族之间的差异表现得尤为突出，即便是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传承惯性与对异文化的排斥力度，也是决定该民族兴衰存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一个民族固有的独特的传统文化消亡的时候，该民族也就将随之消亡了。

我们可以凭借现有的知识对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对其社会结构、文化信仰、道德规范以及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予以精到的描述。但是，当我们对这林林总总的现象探究根源的时候，当我们对不同国度、不同民族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并非易事，许多我们自以为已经十分了解的问题不过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自然，对日本的研究也同样如此。

鸟越皓之先生的《日本社会论——家与村的社会学》为我们揭开了笼罩在日本民族面容上的神秘面纱，了解日本社会、日本民族的可行的方法就是到“家”中去寻根，到“村”中去求源。

《日本社会论——家与村的社会学》向我们揭示了日本的个人就是被充分群体化了的个体。在传统的社会中，“家”与“村”是个人早期社会化、继续社会化的直接环境。日本人的早期社会化、继续社会化是在极其强大严密的传统文化及社会规范的制约下完成的，其结果形成了个体在思想行为方式、方法趋向上的高度一致。然而，纵观个体早期社会化、继续社会化的整个过程，我们又可以发现，这种对个体强大严密的制约，却主要依靠的是非强制性的社会控制、社会管理系统来实现的。

作为制度体系的家，以父系家长制、长子继承制为中心形成了完备的家庭制度。日本的传统家庭里只有长男能够获得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其余的子辈最多只能分得远不及长男所得的少部分家产，建立分家，搬出另过。然而，外姓的作为拟制子辈的佃农却可以获得分家。所以，由本家、分家构成的地主一佃农关系，实际上属于血缘关系或拟血缘关系。也就是说，地主～佃农关系是由嫡系本家与长男以外的子辈分家、佃农分家两方面构成的。父系家长制、长子继承制形成了家制度的刚性，异姓佃农进入家庭获得分家体现了家制度的柔性，刚柔相济，两者交互作用，既保证了家庭内部秩序的稳定，又使生产资料家庭财产得以保全，从而达到实现经济发展与血统延续的双重目的。

传统的“村”是国家权力的支配对象，在历经“太阎检地”即承认土地私有之后，日本的“村”逐渐演变为村民利益共同体。村民拥有一部分共有的山林、土地。为了维护村庄的整体利益，即使是私有土地，主人要改变土地的用途或是买卖，也要受到种种限制。对祖先的崇拜，共同的祭祀庆祝活动，与村庄建设及各类公益事业相关的义务劳动，以及各种劳动与生活互助组织、宗教信仰组织所开展的活动等，这些制度及民俗层面上的因素的合力规定了“家”的作用及其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并直接间接地作用于个体的早期社会化、继续社会化。被研究者称为“村的精神”的存在和继承，正是个体在社会期待结构的长期作用下，形成的村民在思想行为方式、方法上的高度一致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与上述高度一致共生的所谓“村外村”的存在反映了主、分家家庭之间地位上的不平等，以及村外来者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及原住民给予的排斥。而把勒令迁出村外居住作为对于违犯村规民约者的惩处手段，则表现了与“村的精神”相互依存、相反相成的另一种类似“疾恶如仇”的精神。严格的惩处手段是对社会期待结构的强有力的补充。

《日本社会论——家与村的社会学》从源与流的承继关系上为我们揭示出日本社会、日本民族、日本人的特征及其形成的背景。独特的家与村构成的早期社会化、继续社会化环境，造就了日本人，造就了日本人的群体，进而形成了日本民族，派生出日本社会。这种日本民族固有的、独特的传统与文化，在与各种外来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并没有消亡，作为一种极强的民族凝聚力，在当代社会的运行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现实作用。

自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引进介绍了大量外国学者的经典著作与近期新作，此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建设与实际调查研究的发展。但是，在诸多的引进著作中数量占压倒优势的是欧美社会学家的作品，对于日本等国的社会学著作引进的并不太多。这与学界对非欧美国家尤其是日本的社会学的整体认识关系极大，人们普遍认为深受欧美社会学影响的日本缺少自己的社会学，连一些日本学者也持有这种观点。因此，要引进社会学直接从欧美拿来，何必去找“二传手”呢?译者曾多次求教于对日本社会学较为熟悉的中日学者，甚至直接问日本学者：日本社会学里到底有多少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称得上是日本“创造的”社会学领域究竟在哪儿?

学者们一致认为，尽管日本社会学受西方社会学的影响颇深，可是西方没有日本样式的“村”，更没有日本样式的“家”，因此植根于日本农村的农村社会学走上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形成了最具有独创精神、最能体现日本特色的社会学分支学科。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日本已经从整体上实现了城市化，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农民已经发生了具有本质性的变化，与其同步的农村社会学也已经走过了从创立到鼎盛的发展过程，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学者们大都向我推荐了《日本社会论——家与村的社会学》，要想全面了解日本的农村社会学，一定要读一读这本书。

《日本社会论——家与村的社会学》的内容涉及家的理论·(例如家庭制度、先祖崇拜及日本人的祖灵观、同族及同族团问题等)，村的结构(村的理论、村落类型、村的决议形式等)，村的生活组织(养子制度、年龄阶梯组织、社会交往等)。该书还有一大优点，就是通过附录的方式较为详尽地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农村社会学发展的全过程，并着重介绍了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主要流派的代表者及其作品。使我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日本农村社会学的概况作一初步了解。对于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学者来说，肯定能从本书的附录中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在诸如学科研究范畴的确立及理论体系的科学建设等方面得到启发与收获。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有幸多次得到作者鸟越皓之先生的热心指导，日本爱媛大学教授中村则弘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庆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罗红光先生、陈婴婴女士都对译者鼎力相助。尤其是李国庆先生在百忙之中抽出大量时间对本书的译本反复审阅。译者痛感，离开了各位先生的无私帮助，本书的翻译实难顺利完成，在此对各位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王 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