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一九九〇年代以来的飞速发展，时时引起人们对其早期发展状况的回望与思考，而城市本身的急剧膨胀也带动了对自身历史的追寻与回味，于是，曾经作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旧上海再度成为新一代“摩登”的怀旧对象，甚至，种种迹象表明也有被塑造成为楷模的可能。当然，当整个中国都在城市化的道路上突飞猛进的时候，向旧上海致敬的也不仅仅是上海人。这其中，必然也就会带动学术界当然包括文学研究界对旧时上海文学的频频回望……

这是一本关于上海的“颓废加放荡”的小说、一本“鸳鸯蝴蝶”笔法写就的散文、一本时空错落，充斥着声光魅影华丽的文化地形图。另外，它还是一部极其严肃的文学批评专著。书中洋溢着战前上海的独特风味，对于上海这个悲情传奇的都市在大时代中的生活，描写得细致入微。在研究上海的著作中，本书具有无可比拟的成就。

总序

中文版序

第一部分 都市文化的背景

第1章 重绘上海

 外滩建筑

 百货大楼

 咖啡馆

 舞厅

 公园和跑马场

 “亭子间”生活

 城市和都市漫游者

第2章 印刷文化与现代性建构

 现代性问题

 《东方杂志》：一份中层刊物

 启蒙事业：教科书

 启蒙事业：文库

 作为《良友》的一份画报

 女性和儿童

 广而告知

 月份牌

第3章 上海电影的都会语境

 电影院

 电影杂志和电影指南

 电影谈

 流行口味：电影和观众

 中国电影叙述：好莱坞影响与本土美学

 《马路天使》、《桃李劫》和《十字街头》三剧研究

 观众的角色

 电影与城市

第4章 文本置换：书刊里发现的文学现代主义

 从书刊进入“美丽的新世界”

 《现代杂志》

 面向一个“现代”文学

 中国人的接受：翻译作为文化斡旋

 一个政治化的跋

第二部分 现代文学的想象：作家和文本

第5章 色，幻，魔：施蛰存的实验小说

 现实之外

 历史小说

 内心独白和阿瑟·显尼支勒

 “善”女人肖像

 色，幻，奇

 都市的怪诞

第6章 脸、身体和城市：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小说

 摩登女，穆杭，异域风

 欲望、诡计和城市

 女性身体肖像

 舞厅和都市

 作为丑角的作家

第7章 颓废和浮纨：邵洵美和叶灵凤

 翻译波德莱尔

 一个唯美主义者的肖像

 《花一般的罪恶》

 《莎乐美》和比亚斯莱

 一个浮纨的肖像

 浮纨和时代姑娘

第8章 张爱玲：沦陷都会的传奇

 张看上海

 电影和电影宫

 “参差的对照”：张爱玲谈自己的文章

 一种通俗小说技巧

 “荒凉的哲学”

 写普通人的传奇

第三部分 重新思考

第9章 上海世界主义

 殖民情形

 一种中国世界主义

 横光利一的上海

 一个世界主义时代的终结

第10章 双城记(后记)

 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

 怀乡：上海，作为香港的“她者”

 关于老上海的香港电影

 上海复兴

附录

 一 《上海摩登》韩文版序

 二 漫谈(上海)怀旧

 三 都市文化的现代性景观：李欧梵访谈录

“亭子间”生活

伊萨克(Harold Isaacs)是一个美国记者兼上海的长期居民，非常同情中国左翼作家，他是这样描述三十年代的上海的：

三十年代早期的中国社会还是通常的殖民社会构造：代表殖民势力的外国人，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上层华人买办，及有限的华人竞争者；大批在外资和中资受雇的中方白领；以及从赤贫的乡村涌入的穷困大众，他们成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大军，搬运夫，乞丐，妓女，罪犯和一群无助的人，这些人每年在城市街道上留下五万个死婴。

这份个人记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但却不能说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中国人继续住在这么可怕的一个环境里。为什么上海的作家比如鲁迅，在这个被伊萨克称为“无法无天的中国的混乱之海”再加上西方种族歧视的环境里，继续生活、写作，并出版他们的专著？在伊萨克的叙述中，似乎通商口岸并不鼓励现代中国作家在那儿生活，除r提供“少得可怜的行动自由与出版自由”外。到底是什么使得一个中国作家或艺术家在这样一个极其西化的，与中国其他城市截然不同的都会里生活和工作？

一个典型上海作家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所谓的“亭子间”，它是典型上海住房中，里屋和外屋之间过道楼梯上的一间小房子，常常建在厨房上头。典型的上海住房叫“石库门”，因里弄的大门是石头造的而得名。这种房子总是冬冷夏热，通风设备差而且常年见不到太阳，因为窗户是朝北的。所以，它们一般租金低廉，一个月不到四元钱，两三个作家可以挤在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空间里。住在“石库门”里的居民，多数属于中下阶层，因此把“亭子间”租出去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经济的需要。据最近的一个资料表明，一个普通公司职员的月收入是四十至六十元，而一个中等阶层的五口之家的月开销是六十六元。因此房子出租和再出租就相当普遍。著名的电影《乌鸦与麻雀》，就是用这类租房作了整个布景。“亭子间”事实上成了上海文学生活的附属物，以至于后来成了作家的形容词，“亭子间文人”和“来自亭子间的作家”。他们的住所不仅集中说明了上海作家的社会经济状况，而且也表明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在作家们自我解嘲的描述中，“栖身亭子问”是权宜之计，是帮他们过渡到一个好一点地方的暂栖之地。这主要是因为三十年代早期聚在上海的现代作家多数是外来者，他们或者是从军阀混战的北京逃出来，或者是因蒋介石的一九二七政变在上海租界避难，多数人在上海起初觉得不自在，因为这并不是他们的城市，而且要在上海活下来压力也太大。但渐渐的，当他们也能收支平衡时，他们就半自傲半自嘲地把他们的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称为“亭子间岁月”。著名作家巴金有一段时间就是过着“亭子间”日子，后来还把它写进了小说《灭亡》，他说他喜欢躺在床上听楼下的房东和他的老婆吵架。而叶灵凤是这样结束他的小说的：“写于听得见电车声的书房”，以此表明他的亭子间很近电车道。所以后来连毛主席也准确地指出了上海的“亭子间”作家太骄矜了，不适合延安的新革命环境。而“亭子间作家”这个称呼慢慢就成了上海作家的代名词。

这样，个人的生活方式就开始成为文学倾向的象征。尤其是在左翼作家中，“亭子间”又是“象牙塔”，他们这些艺术上的波西米亚人，仍然可以把赤贫的生存化为浪漫的想象。但外在的社会政治现实也迫使他们走出自我营造的“象牙塔”，组织起来为社会服务或投入到更激进的事业中去。这个从波希米亚式的生存到政治上激进主义的过程，在著名电影《风云儿女》(田汉编剧，1935年)中表现得十分出色。其主题曲后来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即使是政治上并不激进的作家，他们的私人空间“亭子间”和上海的公共空间之间的距离也够大了。而正是这个差距使他们要利用上海的某些公共空间和西方的物质文化。他们避开大饭店里昂贵的餐厅和卡巴莱，把流亡俄人开的相对便宜的咖啡馆当成他们的聚集地。像舞厅一样，放第一轮好莱坞影片的电影院也是一个流行的场所。但即使是上海的跑马场和回力球馆他们也时而会去光顾，刘呐鸥、穆时英和黑婴曾用这些场合来表现他们心目中最独立不羁的文学女性。

应该说，这个征用过程并不是物质上的占有，但它扩展了他们生活的想象边界。他们不光觉得他们有权像上海的外国居民一样享用这个城市的空间，而且他们想象性的占据使他们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联接起来。就像漫步在法租界马斯南路或皋乃依街上的曾朴，他已经想象性地过渡到了法国文化的世界中去了。另外的像张若谷这样的作家，在上海的咖啡馆里也有相似的经验。施蛰存和徐迟在谈话里都跟我说，他们在上海最难忘的经历就是在洋人区的几家西文书店里倘佯，淘旧书买新书。在叶灵凤的回忆录里(见第四章)，他提到有一次就是在那样的一家书店里，他透过橱窗瞥到一本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出版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他的脑子一下就发热了，尔后他以不可思议的七毛钱买了值十美元的书。很显然，通商口岸的租界使叶灵凤这样的作家能分享这些商品，而且能在想象中分享世界文学。就是通过这些想象，他们感到自己是和这个城市和这个世界连着的。

当然，作家和艺术家既不属于上层买办，也不属于广大的城市贫民。他们不像买办阶层，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和洋人在生活上都很少有私人接触。但他们看上去大多像买办阶层一样西化，但只在文学偏好上比在生活方式上西化而已，尽管前面已提到，他们有的人喜欢去咖啡店或成为好莱坞影片的影迷。他们买西文的书报看，并从中节选翻译。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得出来他们一直和他们最钟爱的西方作家作想象的对话；甚而他们写作时，诚如我在以后的章节里要谈的，也投入到某种文本置换中，因为西方文本很醒目地在他们的作品中成为背景。

伊萨克在他的论述中没有提到这些文化关系的想象性层面，但我认为这种文化关系事实上超越了东西方在现实生活中的明显不平等。所以如果要讨论作家与城市之间的创作关系，我觉得我们应该用一种截然不同的诠释模式。

P37-41

我的写作生活不算长，至少比学术生活短得多。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赴美留学，在环境影响下用英文写学术论文，不觉已有半个世纪，直到最近十年，才着力用中文写作。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所有的中文作品都是习作。

有人把我的中文作品称为“学者散文”，但没有解释，顾名思义，似乎指的是作为一个学者写下来的随意而松散的文章。然而散文其来有自，可以上溯至明末的小品文。在西方称之为“essay”，法文叫作“essai”(有尝试之意)，这两个传统不尽相同，我的文章都配不上，只能勉强称之为“杂文”，但又缺乏鲁迅式的匕首投枪的作风。我从不用尖酸毒辣的文字去批评世界或人物——这一点“鲁迅风”我完全没有学到，虽然自己确曾研究过鲁迅。也许，对我而言，“生活”这个人文文本太丰富了，它是我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如果把前人的生活和时代加上去，更像一座宝山。我每读一本前人的著作，不论中西，都觉得在山下掘宝，越挖越兴奋，越发感到高山仰止，灵光灿烂。个人最中意的小文都与这类读书报告有关，如《狐狸洞书话》。生活加读书，人生的意义足够了。

现在我的好友季进和黄育海、陈子善策划将这些中文作品和中译的学术著作，汇集成“作品系列”出版，作为送给我的七十岁生日礼物，我却之不恭，只好笑纳。这个作品系列不代表什么写作成绩，只是一种生活和读书的感受与潜思的记录。这么多年积少成多，竟然有将近二十卷之多，连我自己也感到诧异。

除了某种纪念意义外，“作品系列”的面世，自有其公共的意义：这些参差不齐的文章，都要再度呈现在读者面前，成为一个文本的“整体”，有点太“重”了，似乎当年的“狐狸”变成一个大“刺猬”。然而，我曾屡次提过，自己的文章绝对成不了系统，因为我的兴趣太广，在人文领域几乎无所不包，也从来没有为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岂能成为刺猬式的思想大师？我愧不敢当，只能说，这个系列所代表的是一种积累，犹如重新发行的一套唱碟，希望价廉物美，消费者喜欢就好。

这个系列也代表了我日趋多元的兴趣。回顾起来，糟杂之中也自有脉络可寻，总而言之，可以用文学、历史、音乐、艺术、电影和建筑这几项人文科目来概括。我学的是历史和文学，但兴趣遍及其他各项，加起来看，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文主义者。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现代性”文化的各种吊诡层面。我的时间范畴是近现代——特别是二十世纪，我游移的文化空间也遍及东西方，不知何故，近年来反而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学和文化兴趣日增。别人可以在文化上落叶归根，我却不自觉地飘零四海，其乐也融融，所以我也自认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甚至把双语写作和阅读作为一种常态。

这个系列中的各书出版次序可能不会以写作先后为序，因此我必须略作交待。如果把学术著作和杂文写作放在一起，很明显地可以归纳出一个轮廊：我是先从五四时期的浪漫精神出发，逐渐向不同的文化时空探索和投射。在中国现代文学方面，从五四走向一九三○年代，而鲁迅研究则成为一个中介，他晚年住在上海，我也不觉对上海的都市文化产生兴趣，甚至为了摆脱鲁迅的“魔障”，故意去研究他最不喜欢的东西——十里洋场的摩登上海。我万万没有想到，当年的一股“反动”和好奇，竟然使得拙作《上海摩登》一度成为上海怀旧浪潮的标志之一，这更激发了我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

我的作品中的另一条空间脉络是香港和台湾。我生在大陆，长在台湾，后在美任教三十多年后，退休到了香港，目前则在港台两地游走。从地缘政治而言，我似乎地处边缘，我也故意采用一种“边缘视角”，别人——特别是自觉或不自觉的“中心主义”知识分子——可能嗤之以鼻，我却甘之如饴，甚至以此自我定位。对我而言，边缘才是真正自由的，因为我不受“中心”情结的牵制，可以随意转变视角，扩展视野，由中而西，由美而欧，甚至指向西欧的边缘小国如捷克(当然这也拜昆德拉所赐)，近日兴趣又转向南美和南亚(如印度)文学，下一步可能是解放后的南非。总而言之，我认为只有在边缘才能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边缘视角也影响了我的思想内容。我的不少想法往往和“主流意识”不同，不见得是“对着干”，而是不自觉地另辟蹊径，走个人的道路。我不敢说自己的看法是“灼见”(insight)，或创见，只能自嘲是“不按理出牌”的结果，对于学术理论尤其如此。这一方面，我在和季进和陈建华的两本对话录中都曾仔细地自我分析过，此处不赘。

我的另一面“不按理出牌”的表现是感情。一般受过学术训练的学者，往往把自己藏在“客观”之中或隐于文本之外，我恰好相反，从第一本学术著作《五四作家的浪漫一代》开始，就感情外露，侵入研究的对象，甚至自觉地另用散文形式去踏寻徐志摩的踪迹。这一股浪漫情绪，见诸我早年在台湾出版的两本散文集《西潮的彼岸》和《浪漫之余》。多年来这股“余绪”一直支持着我的内心生活，终于在十年前我和子玉结婚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但我们夫妇合写了三本书，而且我在人生进入老年之际，从子玉身上学到一个“真”字，因此也把一股真情用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之中，笔锋常带情感，文章到处可以看见主观的“我”，这也是一种风格和立场。当然，有时主观会导致偏见，我也在所不顾了。从“浪漫”到“偏见”——但并不偏激——这也许可以总结我的心路历程吧。

以上的这些自剖，其实都是多余的话，文章写完发表，有它独立的生命，应该听由其自生自灭，这是我一贯的主张。这个作品系列，除了献给支持我写作的妻子外(连这篇小序也是今早她给我的灵感)，也愿意献给所有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朋友。

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于九龙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