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大师德鲁克经典著作！向管理大师学习管理大智慧！

这是一本写给决策者与希望成为决策者的人的书，他们大多依据过去的现实来做决策。但是德鲁克在本书中告诉我们，现实已经不同了。

面对一些即将发生的新现实，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如何从旧问题中，找到新现实，进而管理新现实、主导未来？

你会看到，早在20年前，德鲁克大师就已为我们指出方向，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从大师那里寻求大智慧！

本书是管理大师德鲁克于1989年出版的作品，探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事实上，我们现在以及更远的未来的事情，在此前的半个世纪就已经基本被定下基调。德鲁克以一位“社会生态学家”的身份洞悉社会的脉动，掌握经济的趋势，对政治进行深入观察，同时又以冷静且近乎孤僻、开明又保守、创新又务实、中庸又前卫的旁观者立场洞察已发生的重大事件，为我们清晰勾画出一幅未来的社会蓝图。跨国经济的主流、全球化下的扁平社会格局、管理的新功能、知识社会中知识公民的角色和定位，以及对政治及经济领袖的新要求，这些我们正在面临的重大问题，早在20年前，德鲁克就已一一点明。

导读

序一

序二

第一部分 政治现象

第一章 分水岭

 一、1873～1973年欧洲的政治流变

 二、1973年的分水岭

第二章 不再有社会救济

 一、社会救济不是唯一的正确答案

 二、政治的试金石

第三章 罗斯福时代的终结

 一、以经济利益促进政治整合

 二、经济利益不再是密码语言

第四章 苏联解体

 一、最后的帝国

 二、苏联解体对美国的意义

 三、北美洲是美国新的关注焦点

第五章 军备已经具有破坏性

 一、军备和经济

 二、军队不再是全民的学校

 三、军事援助的政治反效果

 四、军事反效果

 五、私人军队的复活

第二部分 政府和政治程序

第六章 政府的极限

 一、从全能政府到私有化

 二、政府能做什么

 三、道德考虑或经济考虑

 四、“简单的”业务和“困难的”业务

 五、政府花钱做不到的事

 六、课税做不到的事

 七、财政国家的极限

 八、沉默的抗税活动

第七章 新的多元主义

 一、多元的社会

 二、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三、个人的地位

 四、什么是社会责任

 五、社区责任

 六、政治责任

 七、个人的权利和责任

 八、政府的角色

 九、少数的暴力

第八章 慎防领袖魅力：对政治领袖的要求改变了

 一、新的政治标语

 二、我们不再需要领袖魅力

第三部分 经济、生态和经济学

第九章 跨国经济——跨国生态

 一、美国的经验

 二、美国经验的教训

 三、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

 四、不再有超级强国

 五、敌对贸易和互惠性

 六、跨国生态

 七、保护跨国经济

第十章 经济发展的困局

 一、成功的例子

 二、可怜的败绩

 三、指导式的计划经济有效吗

 四、成功的策略

 五、发展承诺的终结

第十一章 处于十字路口的经济学

 一、经济现实

 二、经济模型及其假设

 三、像“理想气体”的经济体系

 四、世界经济和经济理论

 五、经济学和复变数学

 六、从经济理论到各种经济定理

 七、从“天气”到“气候”

第四部分 新的知识社会

第十二章 后企业社会

 一、企业太成功了

 二、资本家的没落

 三、知识工作者和企业

 四、新的职业选择

第十三章 两股反文化势力

 一、蓝领工人的起伏

 二、工会能生存下去吧

 三、工会面临的选择

 四、通过第三部门发挥公民的角色

 五、第三部门的成长

 六、不再有“志愿者”

 七、作为反文化势力的第三部门

第十四章 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

 一、一些早期的例子

 二、有什么特质

 三、问题

 四、将来的高级主管会从哪里来

第十五章 管理的社会功能

 一、管理的起源和发展

 二、管理和创业精神

 三、管理的正当性

 四、什么是管理

 五、管理是一种人文艺术

第十六章 转变中的知识基础

 一、教育责任

 二、学校的优先工作

 三、学会如何学习

 四、作为社会目标的教育

 五、新需要

 六、受过教育的人

 七、从教学到学习

 八、新的学习技术

 九、知识是什么

结论 新世界观

 一、信息造成的社会冲击

 二、形式和功能

 三、从分析到观念

一、1873～1973年欧洲的政治流变

人类上一次跨过历史分水岭，是在1873年。就经济冲击而言，当年维也纳股票市场的崩盘算不了什么，它只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和纽约的股市引起了短暂的恐慌，一年半以后，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已经完全复苏。

然而，这次股市崩盘在政治上却代表着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100年来以自由放任为主要政治信仰的时代终于宣告结束。这个自由主义的世纪始于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1776年。就在1873年以后的10年内，以“进步”和“启蒙”为名、横扫整个西方世界的所有自由主义政党，都已经式微了。这些政党从此一蹶不振。

在欧洲，这些政党不久后都分裂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反犹太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两种新政党同样都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反犹太政党的诉求对象是那些传统的反资本主义分子、农民和小商人，而不是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人。但是，反犹太政党跟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样，排斥自由放任思想和资产阶级伦理。而且，跟马克思主义一样，反犹太主义一开始就被视为政治整合的主导力量，是一个可以征服政治权力的主义。事实上，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把天然气公司、电力公司和电车公司收归公有的政治人物，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位反犹太的社会主义者——1897年当选为维也纳市长的卡尔·鲁伊格(Kar1 1ueger)。

一开始(即19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反犹太的“国家”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在互相争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继承权。在1873年维也纳股市崩盘以前，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1et)和舍内雷尔(George Von Schoenerer)是奥地利自由主义阵营的明日之星，两人是亲密的盟友，私交也好。可是还不到5年，这两位亲密的朋友已经反目成仇。阿德勒成为欧洲大陆最受尊敬的马克思主义领袖，而舍内雷尔则创立了第一个反犹太政党。60年后，

希特勒在德国实施的反犹太政策，就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维也纳服兵役时，从舍内雷尔那里学到的政治教条。

在1873年以前，马克思还只是个籍籍无名的“异数”，靠当新闻记者勉强糊口。可是5年后，马克思就成了一位信徒遍布欧洲甚至美国的大师。1873年后的20年内，马克思社会主义政党已经成了欧洲大陆各主要国家的最大政党，包括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和俄国(虽然社会主义政党在俄国受到镇压)。

维也纳股市崩盘10年后，在1883年到1888年之间，德国首相俾斯麦设立全国性的健康保险制度和全民养老保险制度，开启了“福利国家”(由政府提供各种社会保障措施)的时代。同一时期，英国和奥地利也通过工厂检验制度、保健和安全法规，以及对工厂雇用童工与女工的限制，开始约束雇主的权力。就连一向远离欧洲政治潮流的美国，也在19世纪80年代抛弃了毫不受限制的市场经济制度。在这段期间，美国通过了一连串旨在管制市场力量的法案和举措：颁布格吉兰法律、建立管制铁路经营的州际商务委员会、实行反托拉斯法和第一批管制证券业的州立法。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反企业”的政治运动也开始在美国出现，这个运动以民粹主义为诉求，要求政府控制华尔街、农产品价格、工时和工资。在1900年前后，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首府林肯市，成为把电力公司、天然气公司和电车“社会化”的第二个都市——与维也纳的国有化政策只相距几年。

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反犹太主义成为一股主要的政治势力。1894年，法国的屈里弗斯上尉(A1fred Dreyfus)因莫须有的间谍罪名被判刑，引发反犹太主义的风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亲纳粹的法国维希政府就是这场风暴的直接产物。另外，德国皇室的宫廷教师阿道夫·施特克尔(Ado1f Stoecker)也于1895年在柏林创立了一个反犹太的社会主义政党，公开动员德国的“反资本主义分子”。两年以后，奥地利第一次选举反犹太主义分子出任维也纳市长。

屈里弗斯事件让极权主义更加高涨。在屈里弗斯被诬告为德国间谍之后不到两年，法国人都知道他是无辜的，而且大家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间谍。可是，要求法国政府为屈里弗斯平反的请求，只得到如下的答复：“谁在乎屈里弗斯是不是无辜的，真正重要的是军队的利益。”这就是极权主义的基本精神：团结、党、国家、雅利安民族是绝对的。这种军队的利益便是“真理”的论调，以及这种论调背后的思想基础，使法国民意对屈里弗斯极为不利。虽然10年之后屈里弗斯重获清白，可是后来的极权政权——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人的政权——都是建立在这种论调基础之上。

1873年维也纳股票市场崩盘后的100年内，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对社会的引导成为“进步”思想。在这段期间，政治辩论主题不再讨论是否建立福利国家，而是讨论在“福利国家”中，政府本身和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控制，是应该受到法律和民主的规范，还是放任政府权力无限膨胀。P4-6

本书的主题不是讨论“即将发生的事”，也不是讨论“下一个世纪”。这本书的论点是：“下一个世纪”已经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出现了；事实上，我们早就进入“下一个世纪”了。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答案，可是我们知道问题是什么。我们可以采取的行动已经有迹可循；那些虽受欢迎(即使不具破坏性)却注定失败的行动，同样也已经有迹可循。那些正在出现的新现象，与政治家、经济学家、学者、企业家和工会领袖们所注意到的，以及在各类图书和演讲中所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同。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便是充斥在现代政治和经济中深刻的不实际感。换句话说，这本书谈论的虽然不是未来学，目的却也是在于界定未来几年将会成为事实的关注焦点、议题和纷争。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些最棘手的问题，刚好是过去的成功所造成的，例如：福利国家制度的成功、20世纪才兴起的财政国家制度的成功，以及知识社会的成功。我们所面对的一些最大的障碍，就是已经过时，却仍在支配大众的注意力，并限制我们的见识的口号、承诺和议题。另外，一些快被人们遗忘的古老教训又再度变得有意义起来，例如19世纪的奥匈帝国和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它们的经济发展经验对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所造成的冲击，对俄国的未来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这正是本书包括很多历史题材的原因。

这是一本有“野心”的书，书中涵盖的主题相当广泛。虽然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人，可是书中的主题并不只局限于美国。事实上，本书也探讨了许多日本、西欧、俄国以及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然而，本书也可以被批评为“野心”不够大。科技对军备和国防、对政府的功能和极限、对学校和知识的学习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本书对此讨论很多，却并没有单独一章探讨科技本身的问题。原因是，作者认为这个主题已经在很多著作中广泛讨论过了。科技虽然很重要，但是它已经不再是“新闻”了。

本书还有一个更大的局限：本书讨论的只是“表面”，只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像政治和政府、社会、经济和经济学、社会组织和教育。至于基础——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这两者的转变，虽然书中常常提到，但是只在本书快结束时，用几页的篇幅来讨论。另外，本书也没有讨论精神上的苦闷和道德上的恐怖等问题：暴政和野蛮的权力欲望，恐怖和残忍，以及赤裸裸的犬儒主义——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已经吞噬了全世界。我既缺乏权威，也没有能力来讨论这些主题。

这本书所关注的并不是以后我们要怎么做，它所关注的是：面对一些即将发生的新现象，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在一些自我设定的限制下，这本书试图为读者勾画出一幅蓝图。

彼得·F·德鲁克

1989年复活节于加州克莱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