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复杂的拉丁美洲。作者把拉西美洲文明看作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一种文明，并从全球的、批判的和历史长时段的角度对各个主要因素作了深入的剖析。

本书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复杂的拉丁美洲。本书作者把拉丁美洲文明看作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一种文明，并从全球的、批判的和历史长时段的角度对它的各个主要因素作了深入的剖析。本书重现了拉丁美洲在目前世界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作用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表现在新反体系运动( 如墨西哥恰帕斯州的新萨帕塔主义运动)上，表现在新城市民众运动上，表现在新拉丁美洲史学或新拉丁美洲文化上等。

今天的拉丁美洲：来自长时段的观察

当代拉丁美洲史学中的“漫长的20世纪”：1870—2025年

拉美历史学家的问题和任务

拉美史学界中的年鉴派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在拉美

费尔南·布罗代尔：拉丁美洲和巴西

布罗代尔在美洲

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拉丁美洲

费尔南·布罗代尔和拉丁美洲文明史

1492年的真正含义

恰巴斯和墨西哥1910一1921年的革命：历史的分析

恰巴斯、拉丁美洲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布罗代尔曾经在阿尔及利亚长期生活过并也取得了重要的经验，当时他对地中海国家有关问题的研究也有了新的成果，应该说，他在1935年之前对史学的认识已经开始有了变化。巴西的经历只是使他的学术思想变化更加深刻和更加彻底。具有特别意义的是，费尔南，布罗代尔学术思想发生变化，从传统的史学观转变到经济一社会新史学观，正是发生在1927一1935年之间。这个转变是在1934年年底和1935年年初完成的，当他在拉古萨档案里第一次发现了整个“16世纪的经济地中海”，也就是说，他发现了在腓力二世统治时期，地中海地区国家之间所有的外交伎俩，政治或者结盟形式下，掩盖着商品的买卖以及货币和财政的流通等专门的经济活动。此后，在巴西，政治和经济不可分的概念在他的脑中迅速形成了。在这个概念中，经济也是在不断迅速地组合、改变和分化中发展的一一所有拉美国家无一例外。在拉美，他能够从最近的距离来观察这种现象，从自身的直接经验中证明在历史上经济和社会因素的真正作用。这就帮助他奠定更牢固的基础，完成向新史学观的转变。这种新史学重新分析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意义，提出新的评价。当时在法国，《社会和经济史年鉴》杂志社的年轻人正在大力推动和倡导这种新史学观。

布罗代尔作为索邦大学的学生，学习历史时接受的是那种欧洲或者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现在这种观点也面临着“分化”。正如他自己指出的那样，在阿尔及利亚期间，在逐渐学会以另一种方法，不被人们认可的方法来“观察”地中海国家时，就开始对那种史学观提出了质疑，对欧洲中心主义有了新的认识。他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观察平台，即从阿尔及利亚和马格里布地区出发，对地中海国家进行了分析，使得他对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有了新的认识和判断，

从地中海的“南岸”来观察和分析地中海，得到的是对地中海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一般来说，对大多数的欧洲史学家都是陌生的看法，所以费尔南，布罗代尔在第一次与比利时史学家亨利，皮朗直接见面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是在1931年到阿尔及利亚进行学术访问时认识亨利的。他聆听了亨利发表的著名的演讲，布罗代尔再次肯定了自己的想法，这就是可能把地中海看作是历史分析中的“主角”，从而推翻了传统的论点。根据这种论点，地中海仅仅是欧洲与其

P118他地区的“连接点”和欧洲发展的补充。

这次是巴西推动了世界历史研究中的这次转变，重新确立“观察”的角度和发展的中心。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之间的碰撞”，是拉美国家通过巴西造就了布罗代尔的这种观点，使他能够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另辟蹊径”，从根本上超越了仅仅从欧洲的立场来看世界的传统观念。所以，他能够把地中海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世界，“旧世界”中的一个有组织的、起决定作用的中心来开展研究。这是一个崭新的论点，具有革命意义的观点。实际上在布罗代尔对地中海研究后的第一本著作中已经暗藏了这个论点。当他把这个论点进一步展开，于是就有了欧洲文明是“两个欧洲”之间不断对话的产物这样一个的观点。“两个欧洲”各自存在并相互结合才有了欧洲。于是就有了布罗代尔对世界历史独特的看法，即世界历史是人类长期以来在地球上建立的各种文明的辩证关系的总和。

现在，布罗代尔利用20世纪30年代巴西向他提供的材料，继续他的学术思想的变革之路，也找到了新的事实和获得了新的经验，从而使他发生新的、深刻的变化。比如说，他作为“文明史”课主讲教授应该提出的文明研究分析的参考框架就迟迟不能出台。用布罗代尔自己的话来说，“文明史”的课程就是为了检查“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中所有活动的发展历史”。他不得不重新复习关于世界历史的知识，以便应付文明史课程和讲座中需要讲清的各个题目，为了讲东方史、希腊史、罗马史，同时又要讲19世纪历史，从伊比利亚历史的起源讲到它的发现，还要讲中世纪的各个阶段。从某种意义来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为了回答那个时期巴西历史和生活提出的疑问，听课的又是一群头脑灵活，喜欢刨根问底的学生。他们会就学到的所有问题进行讨论，从而也迫使布罗代尔“站在所有人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这样做的结果，是几乎通过一种自发的方式，迫使布罗代尔这个将要发表《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的作者，通过对人类活动的所有记录耐心而又系统地查阅，形成了一种对历史问题进行分析和观察中使用比较方法完全崭新的、更加全面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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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和第二个千年的最后几个月，“全球化”这个词是再时髦不过的了，无论是为了欢迎它，说它有巨大的功能和带来了良好的结果；还是为了谴责它，说它制造了灾难和带来了糟糕的结果，事实是，几乎所有的时事分析家和眼下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都已经接受了“全球化”和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所谓的现实，似乎它是一个显而易见又完全崭新的事实，是一个实际上毋庸置疑的观点。

另外，也是因为“全球化”观点不仅仅在学术理论界占了上风，而且成为了一个含义广泛、生活中常提到的普通词汇：新闻媒体对它进行了大量传播，普通人在日常谈话中也常常引用。这种情况也是世人皆知的。

“全球化”一一或者其孪生术语即起源于欧洲的“世界化”一一在异乎寻常的大范围内得到传播，不仅在学术报告中被引用，而且也在日常言语中也常出现，使它成为研究、分析、评价、预见当今世界发展必要的前提条件或者是基础条件，甚至是在谈论当今世界时也不能回避的一个词汇。

正因为如此，人们在谈论经济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多的资本货生产、销售、交换和消费的“世界化”，举例来说，像“世界汽车”的生产和制造，或者可以把地球上所有地区的物流都组织起来进行销售的小市场。还有就是出现了“全球”和全球化的消费者。他们能够从自己的电脑上对来自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下达指令，同时也不断地、越来越多地把来自世界各地的物品充实到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周围环境中去。

同样，人们也在谈论这个正在兴起的、假设的全球化所产生的后果，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能以及“国家”的机器和机构将被削弱，不断发展的、权势越来越大的、跨国的、国际的、泛地区的组织将从中受益。这些组织中有的就是公开的世界或者全球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面对庞大的“全球”权力中心的决定，“国家边境”变得越来越脆弱，各国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小，同时民族性的标志和特征被破坏而出现了危机。在上层，是因为有跨国机构；在下层，是因为有来源不同、特征不同、形形色色的地方和地区的要求。

同样，有人坚持所谓的“全球化”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像遍布全球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文化”以及它们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影响。还有，一些生活习惯、穿着打扮、音乐欣赏、言谈举止、标志或形象在全球内的传播，似乎都试图将全世界各个社会都拥有统一“标准”。“全球化”的捍卫者似乎只强调这些社会的趋同性和现代社会共同拥有的因素。

于是乎，全球化的捍卫者、研究学者甚至是普通的旁观者，都会强调新闻报道的即时性以及在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件可能在同一时刻几乎对所有人产生影响，同时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地球村”这个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典型论断的术语。

最后，为了描写和展示所谓已经很明显的全球化现象，有人也从“全球化”在文化领域产生影响的过程进行论述。在全球广泛使用英语的同时一一当今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或多或少地讲这一语言一一也在大力推广一种处于不断地运动和革新过程中城市的、现代的、国际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能够超越地区的文化特性和超越每个地区特定的文化模式，在世界上各个角落适应环境，繁殖再生，最后把从它派生出来的模式和观念强加给这些地方。

在对现代社会中所谓的全球化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之后，大多数的社会科学者最终都接受了这个被反复强调的观点，认为它是合理的、毋庸置疑的，尽管迄今为止，这个观点尚未有一个统一的、严格的、确切的、结构合理的、有理论依据并有充分证明的定义。它的所谓的科学合理性一方面来自明显的、几乎是故意模棱两可的定义，另一方面就是对支持这个论点的所谓事实的论证犯了经验主义的毛病，试图用所谓的“全球化”观点来简单地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表现这些事实。  但是，哲学早就告诉我们，理论从来不是现实真实的“抄袭”，也不是现实“直接”的反映。我们所从事的是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石是批判，批判则要求我们仔细地检查所采用观点，要求这些观点具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具体的实际内容和能说明问题的创新功能。由此看来，检讨广为传播的“全球化”“观点”并不是件多余的事情。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对它提出质疑：特定的理论基础，要表达的内容，特别是它要掩盖的内容，以及它对世界资本主义和世界上当代社会在近三十年来发展分析的实际功能。

这么做不仅仅是确定这一提法或者观点是否合适并且是否可能产生作用，更是为正确地、批判地认识世界资本主义最近的发展提供具有重要意义的依据。

       ——节选自《对“全球化”和“世界化”观点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