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到上个世纪末，这160年无疑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变化最剧烈、各种潮流激荡得最汹涌的时期。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每个置身于其中的普通中国人，身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大变局的印迹。可是，这段离我们最近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反而山色朦胧雨亦奇，是“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原因么？作者对中国的近现代史，比某些所谓的大家，更有精到的看法。然而他自己不说话，不是他不能说，而是他让历史人物自己来说话,避免了庸俗的评点与阐释。

160年间中国重要的历史人物，其言语几乎都在本书里能找到。读起来毫无因年代久远的隔膜感，那些帝王也罢，革命家也罢，权谋家也罢，军阀也罢、才子也罢，学问家也罢,他们都是些鲜活的人。

本书以《世说新语》类似的体裁，截取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段，记录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这些话语中讲述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同治重臣，以孙中山、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锋，以钱钟书为代表的传统文人，以李敖、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坛斗士等等。分为：史景、政事、文林、武运、革命、问世、人论、英风、狂狷、骨气等共三十二编。

1/史景第一

16/政事第二

25/文林第三

41/武运第四

50/革命第五

59/问世第六

64/人论第七

78/英风第八

88/意志第九

99/性情第十

111/骨气第十一

118/狂猬第十二

128/识见第十三

141/立言第十四

152/代言第十五

157/修辞第十六

168/世道第十七

173/敬畏第十八

176/信念第十九

183/自觉第二十

191/教化第二十一

200/命运第二十二

209/变异第二十三

216/神伤第二十四

228/限定第二十五

234/虚荣第二十六

239/无情第二十七

243/心智第二十八

250/廉耻第二十九

259/依附第三十

265/隔膜第三十一

275/荒诞第三十二

　　1926年，段祺瑞执政府的卫队旅制造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警卫司令部代警卫司令李鸣钟惊慌失措，跑去对卫队旅上校参谋长楚溪春说：“晴波，打死这些学生，叫我怎么办？叫我怎么办？”楚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好报告段执政吧！”于是二人赶到吉兆胡同段宅见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正同吴清源下围棋，见二人进屋，马上声色俱厉，大声说：“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李在门口立正鞠躬向后退，连声说：“执政，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能维持治安，我能维持治安！”段接着对楚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二人赶紧退出。　 北伐胜利后，中国各地又有拥兵自重的地方大员成为新军阀。李宗仁为始作乱者，其后大小军阀俱闻硝烟而动心，蒋介石痛感“军阀习惯成性，除不胜除，余乃为内外夹攻之人”，但他仍说：“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韩复榘在山东被称为“韩青天”，因其常坐省府大堂审案。一次，省参议员沙月波雇用了一个名叫小道的听差，年仅15岁，沙参议让他去省府送信，正值“韩青天”坐堂审问一批盗犯，他一时好奇，站到大堂一边看，执法队竟把他也推上了车。小孩大喊，“我是送信的！”韩听见了问什么事？执法兵说，“报告主席，他说他是送信的。”韩回答说，“送信的也该枪毙！”这个孩子当时吓昏了，如此被糊里糊涂拉出去枪毙。事后，沙参议带着小道的母亲哭到省政府找韩，说执法队误将小道推上汽车枪毙了。韩青天笑笑说：“现在他是小道，如不杀掉他，将来就是大盗！我也不叫沙参议为难，给他娘五百块钱过日子吧。”　　1935年，桂系久蛰思起，企图联合广东等方面组成反蒋的统一战线。刘斐和国民党居留广州的元老派就共同劝说推动陈济棠反蒋。刘每次去陈济棠那里谈话，陈手里常端着一只水烟袋，谈着谈着，陈总是说：“为章兄！我一定反蒋！”但陈患得患失，使各方策动他反蒋的人非常不满。白崇禧挖苦说：“我们跪在猪栏门口喂猪，唯一目的是要猪肥嘛！只要猪肥就好了，急也是急不来的呀！”　　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开口说：“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叹气：“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1938年1月，蒋介石将韩复榘枪毙于武昌，临刑前，韩大呼冤枉：“我丢掉山东该枪毙，刘峙称‘长腿将军’，统率十几万大军，一夜之间失地千里，为何逍遥法外？丢掉上海、南京、武汉，又该枪毙哪个？”蒋听见此话，咬牙切齿：“娘希匹，他是什么东西，也配同刘峙比！”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提出在蒋介石下台，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日本即与国民政府谈判停战。汪精卫在日本对华声明后，要求蒋介石辞职，以争取和日本实现停战。汪说：“我们应迅速连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在说服不了蒋介石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单独搞“和平救国”。汪精卫乘蒋介石去陕西参加军事会议不在重庆的时机，１２月１８日以外出演讲为由乘飞机离开重庆到昆明，然后飞往当时作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汪精卫离开时给蒋介石留下了长文的诀别信，表示他和蒋介石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汪精卫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汪精卫死后，南京伪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陈公博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此时日本的败局已定，南京伪政府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45年8月14日深夜，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中午，蒋介石即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声称“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的至高至贵的德性，中国将对日本帝国的八年侵略战争以德报怨”。　　1946年10月，曾琦当面对蒋介石说：“行政院必须改组，吾辈无所谓，吾辈部下就希望分得几部做官吃饭。”P.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