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迪是英国最伟大的管理大师，他通过描述自己理论、思想形成的经历以及他身边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告诉我们他是怎样思考问题的，他是怎样成长和学习的——在孩童时代他父亲是怎样教育他的；他在壳牌工作时是怎样工作的；在他成为管理大师后他又是如何思考管理以及社会问题的。通过本书，我们不但可以一览管理大师的成长历程与思想精华，还可以从他富有哲学的思想中反思我们的价值观，组织的发展以及什么是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核心，怎样才能觉得满足？

过着作家、主持人、教授“组合式人生”的管理大师汉迪将他的过去娓娓道来，他还不忘那些在他生命中留下印记的人和事。

你会看到一个害羞的爱尔兰小男孩，一个在牛津大学里苦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系学生。

你也会为那个在婆罗洲丛林里打拼的壳牌公司高级主管担心，更会了解到汉迪是如何创建英国商学院的。

当然你也会惊讶于一个管理大师如何在培养神职人员的学院里做个学监……

在这本自传中，汉迪跳出管理学领域，深刻地审视过去，发掘伴随自己人生转折点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与困境。

故事的跌宕起伏不仅代表汉迪生命的起承转合，也让我们好好思考“生命的意义到底为何”。

第1章 你确定吗

第2章 爱尔兰童年

第3章 希腊智慧

第4章 婆罗洲之课

第5章 金种子

第6章 商学院

第7章 安提戈涅的挑战

第8章 父亲之死

第9章 家就是城堡

第10章 圣迈克和圣乔治

第11章 组合式人生

第12章 房地产买卖

第13章 厨房和书房

第14章 孩子的狗窝

第15章 家务事

第16章 大师时期

第17章 带着麦克风去旅行

第18章 人生七十古来稀

这种双重生活真叫我们目瞪口呆。我们想，他们怎么可能夜里是美国人，白天是印度人呢。我们宽慰自己说，不用感到怀疑，不管报酬有多优厚，工人们也干不上两三年。接着我开始反省自己在企业和其他组织里的生活。当我走进组织的办公室时，也会改变自己的服装和态度。从某些方面来说，我变成了一个与我家人所知不同的查尔斯·汉迪。我们都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自己的环境。

伊丽莎白，我的摄影师夫人，利用“照片拼接术”来阐明这一问题。她请被拍摄的模特摆出两三个不同的动作，穿上不同的衣服或做不同的事情，以此反映他们人生中的不同角色，但照片的背景全都一样。她在厨房里给自己拍摄肖像照，在灶台边摆出摄影师和厨娘的样子，坐到电脑后面就成了我的代理人。接着她把照片拼接到一起，房间里就好像是有了3个不同的人——但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她还有另外一个手法。拍照的位置固定不动，而模特则站到房间里的不同地方。最靠近照相机的形象就显得大一些。“哪一个角色，”她问对方，“最像你?”这往往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可在她自己的肖像照里，一切倒显得清晰明白。摄影师伊丽莎白骄傲地站在前面，背景是一个弯在电脑后面的小伊丽莎白，还有一个稍微大点的伊丽莎白在为家人准备晚餐。

在人们欣赏这些照片的时候，我有时会问他们：要是伊丽莎自给你拍照，你会选出自己的哪三种形象?你会把哪一种摆在最前面?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形象会发生变化吗?其他人认同你的安排吗?对我自己来说，我近来最突出的形象是作家——拿着一本书坐在书桌前，或是抓着脑袋，冥思苦想该写什么。几年前，伊丽莎白为我拍照，她把这3种形象都用过了。我并不太乐意。它有这么一种意味：我就是作家，写作就是我的全部。我希望照片还能拍下我手持煎锅做饭的样子，或者端着红酒跟家人坐在餐桌旁的样子。要是放在10年前，我大概还想要来一幅商业会议照，因为当时我还挺在乎思考实践两手抓，并且很想接近某些大人物。如果伊丽莎白每隔十来年就给我拍一组照片，它们一定会忠实地记录下我的人生进展，正是这些不同的形象，勾勒出不断演化的查尔斯·汉迪这个人。

每当有人请伊丽莎白为自己拍肖像照，她总会先让对方从初稿中选出他们自己最喜欢的样子。有意思的是，人们选哪些照片，取决于照片会送给谁看。一位年轻的姑娘选了4幅照片，每一幅都有很大的不同。她解释说，有一幅是送给她父亲的，在这张照片里，她像个孩子般纯洁；送给母亲的那张与此截然不同，她坐在电脑前，表现得像是个能力出众的专业人士；还有一张是打算送给爱人的，她显得特别温柔，特别浪漫；最后一张，她脸上带着看穿一切的嘲弄表情，严肃，但不可预测——这一张，她打算自己留着。在她看来，每一种关系里的自己都是不同的。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她呢?也许每一个都是她，但恐怕没几个人能看到她一种以上的形象，甚至还有一些形象，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正如“乔哈里之窗”理论所说，无论对谁而言，我们都是陌生人——连对自己也不例外。

在英国，我们有一年一度的“带女儿上班日”，家长带着小女儿去工作，让孩子们看看外面的世界什么样，有些什么感觉。小姑娘们还会看到父母的另外一面。“他在那儿可真是个大人物，妈妈，”我听见一个女孩回家之后这么说。至于这句话还有什么其他含义，一切尽在不言中。在工作上是狮子，回到家往往就变成了小猫，反之亦然。我们跟德里电话服务中心的接线员没什么区别——一人分饰两角。

这有什么要紧的吗?有的。为什么有人在商场上如鱼得水，可个人生活就怎么也处理不好，老是麻烦不断呢?这一直是道德伦理上的一个不解之谜。很多人发现，跟朋友或亲戚一起工作非常棘手，因为关系太复杂。作为朋友，你不仅欣赏对方的技能和天赋，也能接受他们所有稀奇古怪的地方和缺点。朋友就是朋友，他们人就那样。可在很多工作场合，这么做就行不通了。作为他们的领导或同事，你会觉得必须改变他们，甚至要求他们离开。

我有个经营慈善事业的朋友，请我帮他解决管理上的难题。托管理事们正式任命我为该组织的顾问，我花了4个星期跟所有高层员工谈了个遍。最后，事情变得很明显，正是因为我朋友孤立疏远的管理风格，造成了该组织上下蔓延的不信任感，妨碍了组织要完成事业。我私下请他吃饭，告诉他我认为存在哪些问题，可以采取哪些实际的补救措施。他不情愿地点点头，勉强同意了。我暗自庆幸自己解决了一个棘手的大麻烦。可是我庆幸得实在太早了。在下一周召开的理事会上，他辞职了。他严厉控诉我挑拨离间、散布不和，使他无法继续开展工作。

我气得抓狂，赶紧请他和他妻子再来吃顿饭。可他挑明了说，他绝不愿意再跟我“坐在同一张餐桌上”。

从那以后，我打定了主意，决不再为朋友工作，决不再和朋友共事，甚至决不再和朋友住在一起。友情弥足珍贵，经不起一点风险。工作和友谊要分得清清楚楚，别让它们重叠在一起，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对彼此的感觉才不会变得混乱。然而，要是大家从工作上的同事变成了朋友，也会出问题。也许你超过了他们，也可能他们超过了你。环境会变化。朋友兼同事升职了，现在成了上司兼朋友。如果非要批评你的话，新上司会有多坦白?对组织的关心应该凌驾于对朋友的感情之上吗?毫不出奇，如果友情占了上风，所有要求你改变的批评或建议都会变得温和之极，最后消失无踪。

实际上，在不同的环境下，对待不同的人，我们都有着不同的表现。认为自己从不这样做的人，要么是因为他们所遭遇的情况还不足以让他们发生变化，要么就是因为他们看待自己的眼光跟其他人不同。我常常想，要是碰到打仗，碰到什么紧急事故，我会怎么做呢?我会挺身而出迎接挑战，还是落荒而逃?幸运的是——说成不幸也成，我从没碰到类似的检验。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打开乔哈里性格之窗的左下窗格(开放区)，同时探索右上的秘密窗格(隐藏区)。我们要尽量对自己坦诚，而不是假装成另外一个我们根本不是的人。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这样那样的谎言里，竭尽全力成为一个我并不是的人。年轻的时候想做个外向的、能大口喝啤酒的家伙，后来当上了强硬的石油公司主管，再后来又有人发现我是个擅长鼓动人心的领导者，可奇怪的是，我并不总能朝着想去的方向前进。能做回自己实在让我大松了一口气，尽管有时我还是想做一个非常不同的人。不过，我不再努力想把这些不切实际的愿望变成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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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我的书即将在中国这片有着悠久历史和美好未来的土地上出版，我感到非常激动。回顾30年的写作生涯，我发现我的书勾勒出了我心目中西方经济的商业革命的进程。我感到中国现在也正处在这样一种商业革命之中，但其速度却要比西方的快得多。在这30年里，我写书的目的已经发生了改变，从回答工作、生活和管理中的“是什么”这个问题转而思索“我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好”。最近又在探讨“我们为何要这样做”。在现今的中国，这些问题想必也都是需要解答的。

我写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76年，我给书取名为《组织的概念》(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因为那时我认为(并且现在仍然认为)，大多数在组织里工作的人们并不理解什么是组织，或者组织是如何运转的。这样所造成的后果就使得人们工作得不开心，也没有效率，而且往往会失败。在我看来，有时候组织会成为禁锢人类灵魂的监狱。我自己在组织中工作时就经常会有这种体验。

我的第一本书成为了标准的教科书，全球销量已经达到100万册，而且在30年后的今天仍是很多大学和企业的教学用书。这就告诉我，国家可能有兴衰起落，但人们的希望、恐惧和动机却没有太大的改变，无论他们身在何处都是如此。世界会改变。但人性不会，而我的书写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过组织却是会变的，这主要是由于技术的发展允许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安排工作，并且只需按一下按钮就可以跨越千山万水实现协同配合。我们不再需要把所有相关人员都集中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来完成工作。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改变了管理者的一切。你无法直接看到你的员工并与他们面对面交谈，所以你就必须加倍努力地思考如何组织、控制他们的工作，以及如何给他们报酬。

我想，我们可能必须重新思考组织的本质。买下人们的时间然后有效地对其加以利用，这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吗?如果技术的发展允许人们在远离主要组织的较小单位中完成工作，那我们何不直接购买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而让他们自己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呢?这样就能省去很多琐碎的监督工作，省去对下属的监视，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都离得很远。组织能够节省办公空间、养老金和其他福利，以及用于管理的时间。总之，我们可以把很多为我们工作的人和群体看成是供应商而非雇员。这样可能对双方都有利。

这些在现在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在1980年可并非如此，因此我开始写第二本书《工作与生活的未来》(The Age of Unreason)。我想要告诉那些在组织中工作的人们，为什么他们在思考如何组织、协调、沟通工作时，可能需要进行“颠覆性”的思考，并且需要非理性的和革命性的思维。在这本书中我谈到了三叶草组织(Shamrock Organiza—tion)，这种组织由三类工作者组成：核心人员、外包人员和自雇工作者。我认为后两种工作者应该是把自己看成是拥有独特的顾客组合和项目组合的“组合式工作者”，所以他们并不完全依赖于某一种收入来源。

像我所有的书一样，这本书对于那个时代的欧洲和美国来说也是超前的。当时的人们还没有为独立谋生做好准备，而组织也不信任独立工作者。但是，慢慢地，世界改变了。把所有人都招进组织里来所需的费用太高。我的想法和我所发明的词逐渐流行开来。但现在我又开始担忧组织所面临的新压力了：保持全球竞争力、不断扩大的组织规模，每天24小时每周7天的工作、不断地对它们的“人力资源”提出更多要求。这会对组织中的人，尤其是那些努力工作的核心人员，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他们是否会像我在《觉醒的年代》一书中所说的，遇到变成“空雨衣”的危险呢?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个雕塑公园里看到一尊雕像，那是一件无人穿着的空雨衣。那天上午，我参观了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总部。穿行在一排又一排的桌子、一间又一问的办公室之间，我感到那里的人们正处于为了他们的角色而牺牲掉自己个性的危险之中。也许他们只是些无名的“角色扮演者”。

我觉得是时候了，我要说，组织对社会的影响令我感到担忧。我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森林里，为周遭的事情感到困惑。我们好像比从前更努力地工作，并且也变得更富裕，但却比以往更不快乐。生产力是提高了，但这通常意味着是更少的人在付出更多的劳动。对于那些不再被需要的人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而对于那些要比以往更加努力工作的人们来说，也经常不是什么好事。人类的寿命更长了。所拥有的时间也比以前更充裕了，但我们却不知道应该如何打发这些时间。特别是一旦组织不再需要我们工作时。我们就更加不知所措。这世界太让人困惑了。

为了和更多的读者分享我的思想，现在我是两份杂志的专栏作家。我也在组织之外活动，以反思这个社会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我正开始成为我自谓的社会哲学家。《个人与组织的未来》(Beyond Certainty)就是一本此类文章和一些其他著述的合集。我觉得整本书的篇幅可能有些过长，但那些由闪现人类思想火花的短文所汇集而成的书，对于忙碌的人们来说可能更方便。他们可以把书放在案头或者床头，时不时地拿起来翻看。我发现，尽管我已不在教室里讲课，但骨子里我还是个教师。好的教师只管讲故事、提问题，而寻找答案则是学生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教师只能指点方向，给出建议。

在《饥饿的灵魂》(The HungrySpirit)一书中，我指出了虽已找到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部分答案，但却不确定对此能够做些什么的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在非洲，人们说渴望分为两种：渺小的和伟大的。渺小的渴望，是指渴望获取维系生命所需的东西：必须的商品和服务，以及购买这些东西所需的金钱，这些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而伟大的渴望，则是追寻一个问题的答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个人与组织的希望与追寻”。在这本书中，我分析了资本主义能否不追求提高道德观而继续存在下去，以及市场是否也有其局限性。在个人层面上，我苦思冥想的是认同感、宗教、社区和教育方面的事情。这些问题还没有答案，只有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和一些想法。随着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富强。它就必须认真思考自己的前进方向；而对于所有衣食无忧的人来说，则必须探究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在担忧自己对于管理者的教育是否已经达到了可能达到的最佳水平。我受托领导一个小组来对比研究英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对管理者的教育方式的各自不同特点。研究成果报告结集成为一本很有趣的书——《经理人制造》(Making Managers)，它的意义在于，证明了对于管理者或领导人的培养方法，各家没有一个公认的最佳方法，但都认为应该把实践经验同正规学习结合起来。在研究这份报告的过程中我发现，过去英国的管理者所获得的管理教育是在军队服役(当时所有男性都要服义务兵役)，或作为会计接受培训时得到的，这两种教育方式都不完全适合于商业企业和政府组织。这本书促成了英国商学院的大发展。

英国广播公司(BBC)要求我在《大师论大师：汉迪解读13位管理大师》(The Handy Guide to theGurus of Management)一书中总结世界顶尖管理思想家的工作和思想。只有这一次，我没有再提出我自己的想法，而是设法介绍他人的理论和思想。这是一项很有用的训练。太多的时候，我们这些作家都是师心自用，路子越走越窄，很少会停下来看一看其他人的研究方向。实际上，我一直都是一个其他人思想的阐释者，使他们的想法能够契合当今普通人的工作。  其实，在写我最近的一本书，也就是我的自传——《思想者：查尔斯·汉迪自传》(Myself and OtherMore Important Matters)的过程中，我认识到自己后来所写的很多作品，都极大地受到了我在大学时研究过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影响。回首过往，我发现原来自己所学到的东西中，有那么多是来自于我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而非正规的学习课程。但是要想从中学到东西，仅仅经历过这些事情还不够，还必须要对自己的经历加以思考。在我们繁忙的生活中，有太多时候根本没有思考的余裕。这将成为我下一本书的焦点。

我希望我的新读者们会喜欢我的思想、我的故事和我的感想，并且能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