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日本的历史小说中，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题材的作品占有重要位置。本书运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方法，全面评述了战后六十年来中国历史题材的日本文学，重点研究了井上靖、海音寺潮五郎、司马辽太郎、陈舜臣、伴野朗、宫城谷昌光、壕本青史、津本阳、原百代、田中芳树、浅田次郎等十几位作家的有关创作，把他们介绍、推荐给中国学术界和广大读者，以促进中国读者对这些作家作品的了解，揭示中国历史文化在当代日本的传播与影响，填补了日本文学史研究、中日文化与文学关系史研究的一处空白。

对当代日本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加以系统评述与研究，是一件拓荒性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文化的、学术的价值与意义。

本书将有助于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日本文学，了解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加深文化上的相互认同，强化两国文学的连带感，并对中国作家的历史小说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绪论

第一章 从“三国志”开始

一 《三国志》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017

二 “柴炼三国志”和陈舜臣《秘本三国志》／026

三 “北方三国志”和“三好三国志”／034

四 “伴野三国志”／042

第二章 战后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开拓者井上靖

一 以中日文化交流为主题的《天平之甍》／051

二 独具特色的西域小说系列／055

三 成吉思汗·杨贵妃·孔子／060

第三章 历史小说巨匠海音寺潮五郎、司马辽太郎的中国题材

一 海音寺潮五郎的《蒙古来了》及其他中短篇小说／069

二 关于兵法家孙子的传记小说《孙子》／077

三 文学“父子”：海音寺潮五郎与司马辽太郎／083

四 司马辽太郎的《项羽和刘邦》与《鞑靼疾风录》／088

第四章 得天独厚的华裔作家、中国历史小说的第一人陈舜臣

一 “人间派”推理小说及其中国历史文化含蕴／097

二 中国历史人物画廊／108

三 波澜起伏的古代中外、中日关系／117

四 风雷激荡的中国近现代史／126

第五章 古今中华任挥洒的伴野朗

一 在北京发现的《五十万年的死角》／141

二 帝王将相传记小说／144

三 刺客·侠土·反骨·探险家·谋臣／151

四 猎奇的中国现代史题材／161

第六章 中国题材历史小说新旗手宫城谷昌光

一 由金文、甲骨文进入中国历史文化／171

二 殷商题材的三部长篇小说／176

三 春秋战国十大人物的复活／181

第七章 原百代、琢本青史、田中芳树、浅田次郎等各显身手

一 原百代的《武则天》与津本阳的《则天武后》及其他／195

二 塬本青史的秦汉历史人物／2()0

三 田中芳树的隋唐宋元题材／208

四 浅田次郎的近代史题材／218

五 学识不足但充满想象力的新生代作家／220

后记

出版者的话

现代日本作家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创作，主要是从《三国志》的译介、仿作和再创作开始的。

在日本学术界及文学界，所谓“三国志”，不仅指公元3世纪晋代史学家陈寿编纂的《三国志》，也指后世在此基础上出现的有关注释、史书、平话，特别是元末明初(14世纪)罗贯中编写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三国志》在中国史学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东邻日本的影响也很大，有关的故事情节很早就传到了日本，在14世纪出现的日本历史文学巨著《太平记》中，就引用了许多《三国志》及《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化用了一些情节。到了日本江户时代元禄二年至三年(1689～1690)间，京都天龙寺的僧人湖南文山首次将《三国演义》译为日文，题为《通俗三国志》，元禄五年刊行。这个译本并不是忠实的翻译，而是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为主要底本，同时参考陈寿的《三国志》加以取舍而成，其中最显眼的是将《三国演义》的章回体的形式加以改变，将一百二十回合并为五十回，从而减少了各章的切割，增强了故事情节的连续性，各章内容也有一些增删，可以说是一个编译本。这个译本在当时的知识阶层中流传较广，后来一般不通汉文的日本读者关于三国故事的系统了解，都主要依赖于该译本。当时著名剧作家竹田出云的剧本《诸葛孔明鼎军谈》(享保九年，1724年初演)中的有关情节，所依据的恐怕也是这个译本。到了天宝七年至十二年(1836～1841)年间，又有人对这个译本做了校订，并由浮世绘画家做了插图，影响也进一步扩大。到了明治时代末期，一个名叫久保天随的人又对《三国演义》进行了翻译，译名为《新译演义三国志》，1911年和1912年分上下两卷由东京至诚堂书店出版发行。该译本的语言为近代日语，较之湖南文山的译本更为通俗些，是对清朝初年毛宗岗点评本的较为忠实的翻译。

在翻译的同时，也有学者对三国志人物，特别是诸葛亮进行了研究、评论和创作。1897年，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出版了《诸葛武侯》上卷，上卷只涉及至J诸葛亮的前半生，下卷已列出大纲，但最终未见问世。该书参照正史，试图对演义中虚构的诸葛亮的形象加以还原，虽然是一部未完的著作，但作为日本第一部诸葛亮研究著作，对后来日本的“诸葛亮崇拜”及涌现出的大量相关著作，无疑具有首着先鞭的作用。1899年，著名诗人土井晚翠写出了吟咏诸葛亮的诗篇《星落秋风五丈原》，这是使用较为古雅的近代日语写出的自由体长诗，追溯了诸葛亮的一生，尤其对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极尽咏叹，全诗充满了悲凉的格调。这首诗在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文学界和知识界广为流传，其中的一些诗句许多人可以背诵。大正二年(1913年)，杉浦重刚和猪狩又藏(猪狩史山)合作出版了《诸葛亮》。到了昭和时代前期，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又有中国问题专家村上知行翻译的《三国志》刊行，尤其是1939年起吉川英治《三国志》的连载和初版本全十四卷的出版，标志着《三国志》已经开始“日本化”，开始融入了日本文学当中。

吉川英治(1892～1962)被称为“大众文学第一人”，也是20世纪上半期最有影响的历史小说家。他擅长历史(时代)题材作品、特别是多卷册长篇小说的创作，创作量巨大，日本讲谈社出版的《吉川英治历史·时代文库》就多达八十五卷。其主要代表作品有《江户三国志》(三卷)、《亲鸾》(三卷)、《宫本武藏》(八卷)、《新书太阁记》(十一卷)、《新平家物语》(十六卷)、《私本太平记》(八卷)及中国题材的《三国志》(八卷)、《新水浒传》(四卷)等。吉川英治青少年时代就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抱有浓厚兴趣，据说年轻时常常通宵达旦秉灯夜读久保天随翻译的《新译演义三国志》，因废寝忘食沉溺其中而遭到父亲训斥。1937年，日本挑发卢沟桥事变三个星期后，吉川英治作为所谓“笔部队”(从军作家)的一员，来到天津进行采访，辗转河北、北京等地，回国后写成报告文学《在天津》。1938年，吉川英治第二次作为“笔部队”作家，来到中国南方前线采访，由上海、南京、经长江到过九江、汉口。吉川英治两次到中国采访，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黄河、长江流域的壮阔的自然与风俗民情有了直观的感受，据说这成：勺他后来写作《三国志》的动因。1939年，他的《三国志》开始在报纸上连载．到1943年连载完毕，作品规模宏大，日文字符约二百八十万个，后又出版各种不同版本的单行本和文库本。

吉川英治的《三国志》是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发表出来的，那时日本军国当局对言论实行严酷的控制，对文学作品也实行审查制度，不仅禁止有反战倾向的作品发表，而且对无关时局的风花雪月之类的文字(如谷崎润一郎的《细雪》)也强制中止连载。而吉川英治的《三国志》竟能在战争时期连载五年，虽不能据此认为吉川英治的《三国志》与侵华战争有直接的关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三国志》不是同期遭禁的谷崎润一郎《细雪》那样的“有闲文字”，其战争主题切合了当时日本读者的阅读期待，特别是《三国志>中的大量战争谋略，所反映出的中国人的行为与心理，都切合了日本读者了解战争、了解中国及中国人的需要。

P17-19

在日本，以前常听到“同文同种”的说法。日本人相信自己和中国人没有多少不同的地方。近代以前，那样热心地学习汉学，是因为不是把它当作中国固有的学问，而是认为它是普遍的“人”的学问。但是，其结果，就产生了一个错觉，那就是以为学习同“文”者就具有相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直到近代以后这种错觉仍然存在着。

另一方面。中国人虽然一点也不认为自己像日本人，但就像美国人多觉得加拿大像是美国的一部分或者一个“准州”似的，中国人不也觉得日本文化像是中国文化浮浅的模仿或者派生物吗?

当然，这两方面都是很大的错觉。而且，不用说，对不深知的对手却以为知之，这是极其危险的。没有看透相互的不同，双方都认准同样的“常识”是通用的，于是便容不得细微的龃龉，对不解的对方态度焦躁起来。

理解不同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认识相互的差异。从相互是不同的这一点出发，那么粗看起来是“不当”的“出格”的东西，实际上作为有魅力的、有启发的、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人的文化的一种形态，正是可以如实接受的。

宁夏人民出版社不久以前出版了钱林森主编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全十卷)，在重新审视世界主要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往和相互理解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功。这一次又聚焦于邻国日本文化与中日关系，进而推出更大规模的王晓平主编全数十卷的“人文日本新书”。它们都是第一流的学者新写问世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深掘问题所在、精读原典、并面向一般读者好读易懂为主旨。

其中既有和歌、《万叶集》、谣曲，也有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吉本芭娜娜；既有日本的敦煌文书、唐诗、《长恨歌》、《三国演义》，也有在唐留学过的高僧空海和最澄；既有东洋学与儒学，也有相扑和漫画；既有原始宗教、民间故事，也有风花雪月、恋爱和旅游，还有对不同文化间误读的研究。真可以说尽善尽美。

这套新书，辨明中国和日本的不同，无疑对于中日关系更加亲密会作出巨大的贡献。有中国方面这样的壮举于前，日本也不能不认真行事。

2004年6月

我写了七八十篇与日本有关的文章，也写了多部与曰本有关的著作。但迄今为止，除少量论文外，我并没有写过单纯研究日本或日本文学的书。换言之，我所研究的实际上大多是中日文学与文化关系。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学者研究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化，就是站在自身文化立场上对外国文化的探索、理解与阐释，也是了解和包容异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方武，且不论研究水平高低，其研究本身就是很有必要和很有意义的。但是，另一方面，既然是学术研究，就确实存在着一个选题优劣、水平高低的问题。就日本研究而言，作为一个中国学人，假如不注意发挥中国文化的优势，不是自觉地站在中国人特有的角度或立场，不去发现只有中国人才有可能做得好的课题，而是和日本学者一样，去研究日本学者擅长研究的问题，那就不能扬长避短，而是相反。日本是一个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虽然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但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却并不比中固少，说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人数之多如过江之鲫，文章著作之富如漫天繁星，也并非夸大。尽管日本学者及其研究成果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共在平庸无奇，但在众多的“量”中，也必然有“质”的存在，在大量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及其成果中，也有不少精英学者和优秀成果。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国学者即使勉强跻身其中，也难免不被淹没。不管他有多么好的素质和条件，倘若放弃了中国学者的优势，则他的研究能够在众多的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显出特色和价值来，是难以想象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自己不愿重复日本人已经研究过的东西，也无意涉足那些由日本人来研究将更有优势的课题和领域，而是希望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立场，在中日文化的交叉处，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换言之，我认为搞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研究，就是要千方百计寻找异国文化的接点，想方设法“在夹缝中求生存”。

本书是对当代日本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综合研究。既然日本作家的这类作品涉及到了中国历史文化，那么由中国学人来做评论、研究，则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然而，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除了有少量文章对有关作家的有关作品做过一些评论外，将“中国题材历史小说”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和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系统研究，至今还是一个空白。可以说这是一个拓荒性、有挑战性的课题，研究过程存在着种种困难，主要是资料收集的繁难和阅读量的庞大。现在我住在日本，资料的收集便利多了，但由于所需要的日本当代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文本，日本的任何一个图书馆、任何一家书店都只是收藏和贩卖其中的很少一部分，这就需要经常不断地在各种新、旧书店转悠。于是逛书店，也就成了我在日本生活的重要内容。好在日本许多读者都愿意把看完的书卖到旧书店，我可以经常不断地在各类旧书店发现并买到所需要的书。本课题的研究所需要的大约五分之四的书，就是由这样的途径弄到手的。同时，再通过图书馆、因特网等种种途径和手段，借阅或订购那些一时买不到的或新出版的书。准备资料的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年多时间，有关书籍购买了三百多册，最后总算大体臻于完备，使研究和写作得以顺利进行。

本书重点研究的十几位作家，除了井上靖一个人的作品在中国翻译较多之外，其他作家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极少，而对我的研究而言又不能不直接阅读大量原著。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约有二百多种，而我重点评述的又是长篇小说，这其中又有半数是多卷册长篇小说，因此阅读原作是一个十分费事费力的工作。近些年来随着年龄渐长，审美趣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时阅读一些纯虚构作品，竟有被作者愚弄的感觉，因而对纯虚构作品(fiction)的兴趣有所减弱(确实优秀的作品又当别论)，另一方面却对历史小说这类半虚构的作品、特别是“非虚构作品”(non—fiction)有了更多的亲和感。这使得我对花费很多时间阅读大量历史小说并不畏怵，也不感到枯燥。另一方面，本书的研究属于文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研究，我还必须查阅和参照中国的史料。在这个过程中，我认真地阅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中国历史典籍。对我来说这是对中国历史的一次认真的、实用性的学习，感觉颇有收获。

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在日本收集、购买作品资料的过程中，有几个感觉和感受特别强烈。第一，和日本比起来，中国当代历史小说不够繁荣和发达。我们的作家还没有对历史进行充分自主的研究与解释所应有的思想意识和环境氛围，被收紧的、单一化的言论空间和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不利于对历史做全方位、多角度的描写和再现，也不利于历史小说创作的繁荣，结果是中国历史上很多题材，中国作家没有写，反倒让日本作家占了先。第二，我为当代日本作家及日本历史小说家的等身的产量、惊人的创造力而震撼、而慨叹。例如司马辽太郎的全集就有六十八卷；陈舜臣在1987年出版了二十七卷《陈舜臣全集》后，到现在又出版了近二十本新书。第三，我发现日本人特别爱看历史小说，也爱看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日本的书店里历史小说都设专架(而其他作品则一般不标注专架)。即使看上去书名极其普通的历史小说，在日本也好卖，所以日本作家起书名不必花里胡哨，而多以主人公的名字作书名，例如《项羽和刘邦》《晏子》《诸葛孔明》之类。而这些以中国古代人名为书名的作品，在有着泱泱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有多少人的眼球会被吸引?又有多少人愿意掏钱购卖呢?第四，在日本，历史小说的作用和影响巨大!一般日本读者是从历史小说中来了解历史的。有学者甚至指出：日本人的历史观，特别是明治维新史观，是司马辽太郎的有关作品及“司马史观”培育起来的。而且历史小说的主要阅读群体是三十岁以上的成年人，其中大量的读者是公司职员，他们也是支撑日本社会的骨干，影响了这些人，也就等于影响了日本社会的中坚。

本课题的研究是我在京都外国语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完成的，并且作为京都外国语大学“语言和平研究所”的研究项目，获得了该研究所的研究经费资助，在此向京都外大理事长森田嘉一先生，学长(校长)兼语言和平研究所所长堀川彻志教授，以及研究所的各位日本友人表示感谢；我妻亓华副教授也参与了本课题的研究，在观点的切磋，书稿的修改润色等方面多有协助。本书脱稿后得以列入“人文日本新书”并以较快的速度顺利出版，幸赖丛书主编王晓平教授和丛书的出版策划及实施者哈若蕙女士的帮助与支持。记得2003年王晓平教授来信约我加盟他主编的“人文日本新书”的时候，要求每本书字数限定在十来万字，我担心会受到字数限制，许久想不出适合这个篇幅的选题。而现在这本书在内容、规模上与丛书要求较为切合。特别是这套丛书要求图文并茂，正合我意。本书插配了七十幅图片，其中包括原作书影、作家像、原作中有代表性的插图等，都可以帮助读者加深对书中内容的理解，对文字内容也是必要的补充和延伸。

王向远

2005年10月31日

于日本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