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大师,巴金的思想和艺术魅力曾对二十世纪中国有过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无论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鼓舞人们走向新生道路的《激流三部曲》,还是八十年代代表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与痛苦反思的《随想录》。乃至后来呼唤建立文革博物馆,虔诚严苛地自我拷问和历史反思的忏悔精神,都曾在思想界和社会各阶层引起强烈反响。像这样巨大的思想艺术的冲击波,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阅读上实属罕见。
巴老在晚年最辉煌壮丽的一笔就是在《随想录》中把“讲真话”的问题提出来。贯穿整部作品的忏悔意识和反思精神,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随想录》在思想界和读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被誉为一部“讲真话的书”,巴金先生也因此被誉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巴老在晚年最辉煌壮丽的一笔就是在《随想录》中把“讲真话”的问题提出来。贯穿整部作品的忏悔意识和反思精神,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随想录》在思想界和读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被誉为一部“讲真话的书”,巴金先生也因此被誉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本书收集巴金一九七七年以来的所有作品——包括《随想录》五卷、《再思录》和封笔之作《怀念曹禺》。
个人的想法
听说《外国文艺》创刊,我非常高兴。我谈一点个人的想法。像我这样的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翻译工作者,正需要这样一份刊物。首先我们需要学习外国的“有益的东西”,向一切优秀的作品和丰富的经验学习。我记得鲁迅先生说过“如要创作,第一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这个借鉴很重要,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教导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说到借鉴,只要是别人的长处,不论是外国古人的,或者外国现代人的,对我们都有用。有没有这个借鉴,正如毛主席所指示,关系到“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我在三十年代认识一个作家,他说自己不看别人的作品,免得受别人的影响。我不知道他是否坚持了这个原则,不过后来他也没有写出什么好作品。
其次,我们需要了解外国文学的情况,特别是现代文学的情况。我们生活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要争取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要和各国人民交朋友,同外国人进行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就应当对别人有所了解,应当知道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文化水平,应当熟悉他们想的、讲的、爱的、恨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就应当对我们周围的世界有所理解。我们能出去走走看看,当然很好;倘使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就得求助于各国的文艺作品,外国文艺是帮助我们了解外国人民的最好工具。总之,我们不出大门就想知道天下大事,就想了解别人的情况,只好多读别人写的东西,多读反映别人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可是近十多年,我在这方面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看不到。一年多来我接待过一些外国朋友,交谈起来,他们问我喜欢哪一位现代外国作家,谈起西方现代文学的情况,我只好承认我一无所知,虽然这并不是光彩的事情。不能怪我,这是“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恶果。“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搞阴谋诡计,宣扬种种谬论,推行种种歪理。他们在自己的周围划一个圈圈,把圈外的一切完全勾销,吹嘘只有他们的“阴谋文艺”世界第一,用不着向别人学习。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有些人甚至有这样的想法:不读外国作品就不会受“封资修”的影响,好像什么事都不做就不会犯错误那样。也有人这样看:要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就得远离“资本主义文艺”。“四人帮”的流毒今天还没有肃清。尽管读者排长队如饥似渴地购买外国文学名著,还有人不敢决定多印几本外国作品。我说,“四人帮”不准介绍外国文学名著(不准图书馆出借,不准出版社出版),这只是一方面,他们有时也介绍几本他们喜欢或者对于他们有利的外国东西,甚至大吹特吹,欺骗青年。他们搞起阴谋来,对外国的东西也尽量利用。他们也办文艺《摘译》那样的刊物,借口介绍外国文艺情况,用外国人的文章攻击今天中国的现实,攻击中国的革命老干部。他们搞“洋为帮用”,把外国文艺作为他们害人的利器,加注释,添说明,造谣中伤,诬蔑诽谤,这都是他们擅长的伎俩。你若认为他们真正在介绍外国文艺情况,那就会上大当。他们既然可以编造历史,当然也会胡诌外国文艺。总之,对“四人帮”的流毒必须严肃对待,彻底肃清。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别人可能还有不同的意见,当然编辑部的同志也有自己的主张。我相信编辑同志会密切联系读者,了解读者的需要,办好刊物,在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五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