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选辑的是作者近年发表或新近撰写的政治法律哲学的论文和政论，围绕民主、法治、公民权利和人文知识分子的良知等当代热点问题，联系中国的现实展开论述。为了探讨基本学理研究的态度和方法论问题，其中也有几篇论文专门论述当代研究哲学的基本态度、科学理性精神、学术中立和遵守规范等根本问题。这些论题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涉及对基本政治和法律概念、原则以及对改革根本理念的理解。这些论文的写作乃出自一种社会责任感的内心冲动，其中的一些篇章在发表以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可以说是对作者的思考和劳作的最大奖赏。

当代政治法律哲学在我国思想理论界正成为人们追踪的重点和热点，因为社会现实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而艰巨的任务，必然强化对理论研究本身的要求。任务的新颖性要求我们先整理、分析、辨别西方政治法律哲学的现有成果，再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创新性研究，提出适合现有社会文化特点的改革理论和方案。作者欣赏直奔主题、尖锐泼辣的学风和文风，因而一直要求自己尽量明快而现实地讨论问题。近年试图不局限于单纯介绍西方政治法律哲学，而是在批判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东亚文化和中国实际作一些理论创新的尝试，有时也附带写一些通俗的政论文和随笔，主观意图完全是为了贡献于中国的全面改革和发展。于是便有了这些不成熟的文字，算是给读者的一个小小的交代。

作者自序

关注生活世界 以自己的头脑去思考——致21世纪的哲学家

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反思

对经济全球化的文化思考

关于民主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辨析

论法治基础上的民主——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论法治现代化的基本原则

现代法治国的基本特征和要素

司法审查理论与制度的发展

如何认识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哲学

论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

科学理性精神与人文社会研究

当代西方思潮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趋同

正义与自由的不懈追求

还是要回到事实本身

重建中国公共哲学的反思与设想

全面认识个人与社群的关系——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

个人、社群与人类共识——围绕基本政治理念普适性与特殊性的当代争论

当代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主要分歧

论波普尔的开放社会

论社会公正与自由的关系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

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光荣与缺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反思

人文学者精神独立的价值——从海德格尔公案说开去

罪感、耻感与个人道义责任

    急功近利的工具，还是真诚的学术追求？

那些只是简单重复权威思想的哲学工作者，最大的弱点恐怕还不在于对大师的过度崇拜和对自己思维创新能力的缺乏信心，而在于自私自利的动机在作祟。相当一些人把哲学当作一种微不足道的工具——或者是晋身的敲门砖，以便混个一官半职；或者是提职称时的成果依据，所以他们缺乏起码的学术真诚。无私才能无畏，说话、写作都为了给当权者或评委听和看，那又何来讲真话和创新的勇气呢？怎么能真正爱上哲学呢？其实这些倒还不算太坏，因为至多也就是取悦于少数人。更差的是利用哲学去以势吓唬人、压制人，这就把哲学从一般无害的工具变成了虎皮和大棒，变得面目可憎了。

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功利的考虑，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大概只是天上有，地上无。哲学家也是人，也需要先生存，然后才能思考。问题在于，完全把哲学当作手头的一个物件，一件工具，那就会丧失哲学的起码要求——学术真诚。没有这种学术真诚，哲学只会成为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毫无定论。有人曾以某一种哲学去“论证”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极“左”歇斯底里，特别是所谓“斗争哲学”，又以同一个哲学去论证新时代的改革开放。最令人感慨的是，中国的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一些哲学家却以不变应万变，仍然讲述几十年前的哲学。固然，哲学离现实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不可能在现实改变以后，自己也马上跟着全变。但完全不看现实，奉行“鸵鸟政策”，同样不符合哲学真诚的起码要求。

这里便存在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问题。一般而言，意识形态具有一些非学术的特征，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十分明确的原则阐述，对其追随者具有权威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两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接受或推行某种意识形态还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必须完全服从它，其行为必须渗透着这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迫使利益对抗的人们相互欺骗，并以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利益和小团体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知。

哲学则不同，它不属于狭义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学术追求。尽管不少哲学家对于真理有自己的看法，有人不承认终极真理，但哲学家的一个共同要求是普遍化的学术追求，追寻超越小团体、信仰和局部利益的普遍学理，至少能够在一种相对客观的前提下与不同国度、信仰、种族、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和讨论。有的哲学家说：“我就是要为某些人服务”，这很好，但仅仅限于此，那他所持有的就不是哲学，而是意识形态。要想与更多的人进行平等交流和讨论，就不能仅仅满足于为少数人或小团体服务，否则，对话伙伴就很难相信他，至少不把他当学术伙伴。这正好比哲学需要宣传，但哲学不等于宣传一样，纯粹出于宣传的目的去研究哲学，肯定研究不好。

现实中一些人尽管拥有博士、教授的头衔，但还称不上真正的学者或哲学家，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还不懂得区分哲学与意识形态。看看一些人写的文章，通篇都是为了替某种信仰体系作论证，字里行间时不时地冒出为少数人辩护的用心。他们通常在同一篇文章里不讲究逻辑，或者是在不同的文章中前后矛盾，尽管用了不少新的名词、概念、术语，但出发点仍然是为某种意识形态作论证。这让人想起文革后某些人平反冤假错案时常说的一句话：过去给你戴上帽子，把你抓起来是对的，现在给你摘帽子，平反也是对的，将来在形势需要时再把帽子戴上，还是对的。这叫强词夺理，但某些“哲学家”怀有的是同样的心态，他们的思维永远属于权力，而不属于学术。陈云有句名言：“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一些人就是这样只唯上、只唯书，就是不唯实．这样的人缺乏起码的学术真诚，因而只能属于意识形态，而不属于哲学。

当然，研究哲学不可能只有一个模式、一种风格，我们不能强求哲学家都写概念清晰、逻辑明确、论证严密的文章，更不能以一种观点为是非标准评判何为正确，何为错误。研究的粗与细，用语和概念体系的晦涩与简明，多使用专业术语还是立足于日常语汇，这些都属于哲学家个人的选择，不该整齐划一。但在学术共同体内必须遵守大致的学术标准，以便别人能够读懂、理解和商讨自己的思想和文章，这是学术真诚的一个起码的要求。

      P5-P7

这里所选辑的是作者近年发表或新近撰写的政治法律哲学的论文和政论，围绕民主、法治、公民权利和人文知识分子的良知等当代热点问题，联系中国的现实展开论述。为了探讨基本学理研究的态度和方法论问题，其中也有几篇论文专门论述当代研究哲学的基本态度、科学理性精神、学术中立和遵守规范等根本问题。这些论题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涉及对基本政治和法律概念、原则以及对改革根本理念的理解。这些论文的写作乃出自一种社会责任感的内心冲动，其中的一些篇章在发表以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可以说是对作者的思考和劳作的最大奖赏。

当代政治法律哲学在我国思想理论界正成为人们追踪的重点和热点，因为社会现实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而艰巨的任务，必然强化对理论研究本身的要求。任务的新颖性要求我们先整理、分析、辨别西方政治法律哲学的现有成果，再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创新性研究，提出适合现有社会文化特点的改革理论和方案。作者欣赏直奔主题、尖锐泼辣的学风和文风，因而一直要求自己尽量明快而现实地讨论问题。近年试图不局限于单纯介绍西方政治法律哲学，而是在批判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东亚文化和中国实际作一些理论创新的尝试，有时也附带写一些通俗的政论文和随笔，主观意图完全是为了贡献于中国的全面改革和发展。于是便有了这些不成熟的文字，算是给读者的一个小小的交代。

这些文章的发表情况如下：《关注生活世界，以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一文发表于《开放时代》1998年11、12月号(《科学时报》1999年2月4日号详细摘发)；《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反思》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其英文本发表于该刊英文版2000年第2期)；《对经济全球化的文化思考》发表于《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关于民主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辨析》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论法治基础上的民主》发表于《学术界>>2000年第3期；《论法治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发表于《江苏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现代法治国的基本特征和要素》发表于《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秋季号；《司法审查理论与制度的发展》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如何认识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哲学》发表于《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发表时题目为《当代西方公共哲学思潮》，由《新华文摘》同年第8期详细摘要转载)；《论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发表于《中西政治文化论丛》2003年卷(发表时题名为《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科学理性精神与人文社会研究》根据发表于《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的《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一文扩充修改而成；《当代西方思潮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趋同》发表于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与山西大学于2002年联合召开的全国学术会议及会后出版的论文集；《正义与自由的不懈追求》和《还是要回到事实本身》均发表于《开放时代>>2003年第1期；《重建中国公共哲学的反思与设想》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全面认识个人与社群的关系》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个人、社群与人类共识——围绕基本政治理念普适性与特殊性的当代争论》以《当代自由主义对社群主义理论挑战的回应》为题发表于《哲学动态》2002年第11期；《当代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主要分歧》发表于《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论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发表于《开放时代》2002年第6期；《论社会公正与自由的关系》发表于《学海》2004年第2期；《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以英文和俄文发表于《俄罗斯世界哲学百科全书》2003年(莫斯科)，并以中文发表于《华人世界的国家结构》，商周出版公司2003年；《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光荣与缺憾》发表于《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人文学者精神独立的价值》发表于《开放时代》2000年11月号；《罪感、耻感与个人道义责任》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8期。上述已发表的文章大部分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本集中的文章基本保留了发表时的原貌，只在少数地方有所增删。

这些文章的写作有相当一部分受到相关杂志和出版社编辑的启发、相约或催促而成，特别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杨全强先生提议作者结集出版并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作者衷心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顾肃

              2005年10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