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学漫画典藏系列”分册，书中以漫画的形式再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一生。

本书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一图一文，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为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位伟人的思想家提供了便利。

本书用漫画的形式讲述了孔子如何从一个普通人成长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最终成为“圣人”的故事。孔子之所以被后世尊为圣人，就在于其看似平易的言行和思想，无不与包括哲学与科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相互通约。本书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圣人”形象。

自序

引言

一、孔子的身世

二、自学与自立

三、初涉社会的兜头冷水

四、学无常师

五、以相礼为职业

六、办学成名

七、有教无类

八、创办四教

九、观览京师

十、问礼于老子

十一、问乐于苌弘

十二、鲁国的政治环境

十三、齐景公问政

十四、闻韶

十五、接浙而行

十六、不惑与知天命的十四年

十七、对三代礼乐的整理与归纳

十八、因礼得仁援仁人礼

十九、君子人格的确立

二十、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二十一、孔子的仕途

二十二、出任鲁国司寇

二十三、叱咤夹谷

二十四、观蜡

二十五、堕三都始末

二十六、迟迟我行也，去父母之道也

二十七、适卫

二十八、在匡薄遭拘禁

二十九、在卫国的三年并不愉快

三十、过曹去宋和郑国

三十一、去陈国

三十二、绝粮于陈蔡之间

三十三、过于负函

三十四、邂逅楚隐者

三十五、重病于路途

三十六、再次回到卫国

三十七、国老

三十八、整理典籍

三十九、门人三千，高足七十

四十、三人之死

四十一、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四十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八、创办“四教”

孔子办学的宗旨是坚持教学内容的多科性和全面性，并且不忽视所授内容的实用价值。这一点与邓析的诉讼培训班有本质区别。《论语·述而》称孔子有“文、行、忠、信”四教。文，即文化课。《史记·孔子世家》说“孔予以诗、书、礼、乐教”，这就是其主要文化课程，它们和孔子晚年增设的《易》、《春秋》被汉人合称为“六艺”。此“六艺”同贵族学校中的“六艺”相比，则更加丰富和生动。

如在传统的“六艺”中，礼乐也包括《诗》，但礼乐所结合的《诗》，主要是与礼仪活动相关的祭涛和颂诗。在孔子教学中，《诗》不仅与礼仪相联系，他还特别强调《诗》的多种社会功能，使其成为学生们必修的一门独立课程，与《礼》、《乐》并列。

为此，孔子曾这样讲：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乌兽草木之名。

可以兴，是讲诗运用形象帮助人们认识事理、陶冶情操、振奋精神；可以观，是讲从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中考察政教得失；可以群，是讲诗能交流思想感情，促进人们相处；可以怨，是讲借助于诗以批评时政。诗的这些功能可以达到“事父”、“事君”即齐家治国的目的。诗的功能还包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即从中了解更多的自然知识。由于孔子的阐述，诗反映并影响生活的意义由此明确地从理论上被肯定下来。

这种以《诗》、《书》、《礼》、《乐》为内容的文教，广泛涉及政治、伦理、历史、文艺、美学以及文献学、相礼技艺等。它们对于普及和丰富传统“六艺”中的内容，全面继承发端于黄帝、完成于周公的优秀文化，继而成为数千年中国文化的道统，孔子所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功莫大焉的。

与“文教”相对，“行、忠、信”三者在孔子“四教”中则属行为教育，是贯彻文教所必须遵循的。学以致用，这就是“行”；实行时，遵其所学的原则，并持之以恒，坚持到底，就是“忠信”。学而不行，或行而背其所学，便不合孔子教义。孔子办学伊始便注重行为教育，强调学与行的统一，始终把对人的培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在孔子的私学里，不论亲疏贵贱之分，只有德才高下之别。不管各人入学早晚和其出身、地位如何，一律平等相待。孔子三十四岁时接收鲁大夫孟僖子的两个儿予入学，并不因为他们是权贵子弟而使其享有特权。他中期招收的青年学生颜回出身贫贱，年龄与早入学的年长弟子相差二十多岁，但因德才超群，一样受到大家的一致尊崇。

孔鲤到入学年龄后也跟大家一起学习，孔子作为父亲，并未给他特别教育。后来一名叫陈亢的学生曾问他是否从孔予那里得到过与众不同的传授。

孔鲤回答说：没有啊。父亲曾经独自站在庭院当中，我快步走过时，他问我学《诗》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善于表达。我便退下去学《诗》。过了几天，又遇见父亲独自一人站在庭院当中，发现我经过，又问我学礼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无以在社会上立足。我便退下去学礼。我便听到这两次私下的教导。

陈亢听到后十分高兴，感到自己一问多得，知道学《诗》和礼的好处，又了解到君子不偏爱自己的儿子。  孔子办学的成就，使他渐渐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乃至大夫孟僖子在临终前特意嘱托管家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孔子那里学礼。这种在当时来说异乎寻常的举动，说明孔子的私学不仅在民间，而且在政府和上层贵族社会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地位，从而为其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其以后的政治活动打开了通途。对于立足于社会不久的孔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所以在接受孟氏二子为徒以后，他决定到京师洛邑参观访问，以扩大、提高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政治视野。

九、观地京师

孔子这次出访京师的时间约在鲁昭公二十四年三月。当时孟僖予去世不久，南宫敬叔大概趁鲁昭公前来吊丧时，将孔子出访的计划告诉了他。鲁昭公听后十分支持，特意赐给孔予一辆车。两匹马和一名僮仆。国君的资助不仅为孔予远足提供了交通之便，而且提高了他的声望。随行者除僮仆外，还有他的一名弟子。京师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古又名王城，位于洛水与彀水交汇处。

洛邑始建于西周成王时，至平王东迁都于此，又不断改建，气魄宏大。作为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具有最完备的文物典籍和系统的国家礼仪制度，一些精通礼乐的王官，如老聃、苌弘等人，也尚留居此地，因而这里一直是孔子心驰神往的圣地。

孔子此次赴京的主要目的是对这里的礼制、文物、典籍进行考察。《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在京“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是就其礼制而言。郊，祭天。社，祭地。“历郊社之所”就是参观祭祀天地的天坛和地坛。“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就是考察宗庙制度。西周春秋时期，明堂与宗庙合一，是国君祭祖、朝会、议事和宣政的场所，故又叫“庙朝”。在这样的地方，国家重器和其他文物陈列十分集中。因此，孔子考察庙朝时，所见彝器文物应当是非常丰富的。

《观周篇》还说：孔子在这里曾见到明堂四周墙上有尧、舜、桀、纣、周公、成王等人的画像或雕像。这些画像或雕像善恶不一，并附有对其成败兴衰的说明文字。还有周公辅佐成王，抱着他在斧（一种带有斧形图案的屏风）前面接见诸侯的图像。孔子在这些画像或雕像前观阅徘徊，感慨良多，认为周人所以兴盛，正是因为他们善于以史为鉴，从前朝帝王的成败中汲取了教训。

孔子在京师参阅的典籍，除已熟知的《诗》、《书》外，还有大量的各国史记。据《周礼·春官·外史》及郑注记载，作为中央集权的王朝，周人设有专门史官，掌管各国方志旧史，如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祷机》等。周室收藏这类珍贵史记有一百二十固之多，数量巨大。

司马迁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旧闻”，主要指参阅和讨论这类史记。这些内容丰富、地域广阔的旧史档案让孔子受益颇多，更为他晚年修订《春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P36-44

尽管“有血有肉”，但孔子仍是“圣人”

在中国文化的定义中，“圣人”指由于掌握了自然法则而知行达到完备的人，其精神是一种有限世界中的无限存在，所以“圣人”一词又是儒家对“止于至善”的人格诉求。后来的诸子百家，以及其后的各种宗教、学派，也都有各自认定的圣人，但儒家认定的尧、舜、禹等圣人却基本得到大家的公认。其实，将儒家和诸子百家对圣人的理解汇总起来，也就是圣人的本意了，因为它们之间并没有矛盾。但由于范畴所致，儒家的圣人更具整体意义，比如具备“道”的高度，而诸子百家强调的则是这个整体之下相对狭义的圣人，如农圣、医圣、兵圣等，更近于“术”的层面。

关于儒家的圣人，《孔子家语·五仪》的诠释是这样的：

“所谓圣人，他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宇宙的法则融为一体，智慧变通而没有固定的方式。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天道拓展入自己的性情，内心光明如日月，却如神明般在冥冥之中化育众生，凡夫俗子永远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了解了这一点，也无法真正明白他精神的边际到底在哪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是圣人。”

如果由于我们的生活已经过于琐碎，或者已经远离纯粹，那么我们对这样的诠释一般会以为是子虚乌有，继而嗤之以鼻。但事实上，当我们这样以为的时候，就已经沦落为上述诠解中的“凡夫俗子”了，不应再妄加置喙，尤其不应仅仅因为发现孔子也“有血有肉”，便纷纷忙不迭地将他“请下圣坛”。

因为，作为后世公认的圣人，孔子一定具备这样的高度，不然整个中国文化将顿然失色，没什么博大精深可言了。

我们知道，孔子由于深信周公完成的礼乐制度是自然秩序的体现和人类理想的归宿，所以有“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谓，继而将自己创立学派的原则定义为“述而不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孔子也恰恰是由于“述而不作”被公认为圣人的。因为在那个礼崩乐坏的非常的社会形态中，孔子差不多是正常社会形态的唯一信仰者和守望者，事实上也由此成为其后中国数千年具有“先知”意义的文化传承者。

这个常态社会的原型就是创始于黄帝、完成于周公的中国文化之道统，这个道统的形式是以“礼”为象征的，国学前辈钱穆先生将“礼”定义为中国有别于其他文化的最显著标志。

“礼”，原是与“乐”并称的。《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明备，天地官（功能完备）矣”。由于在政治和文化层面礼与乐的功能是相同的，所以一般以“礼”概括。

“礼”本来是古代贵族在冠婚、祭祀、丧葬、朝聘、军旅等典仪中“登降揖让”和“进退酬酢”的程序，以及衣着陈设等的规范。它们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是氏族生活习俗的积累进而形成的文明规范，至周代已经成为一整套具有价值共识意义的完备体系。

这个体系的完成者为当时辅政的周公。他的目的是借体现自然法则的“礼”，来“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别”。通过构筑一个具有常态和自洽功能的社会秩序、人际关系，而使国家得以长治久安。

体现“天地之和，天地之序”的自然法则在此成为关键，事实上，不论自觉与否，自然法则一开始就是人类行为与思维的指南——行而上的依据。而这个形而上的依据的深刻性和普遍性，将直接影响到它所支撑的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尺度与规模。以中国文化历史的悠久、幅员的辽阔和人口的众多而言，应该足以由此反证出这个依据一定是最大程度上契合了自然本身，即这个文化的完成者一定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

果然，当我们回首历史，会发现当周公完成礼乐制度之际，恰是中国文化以《周易》为标志，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层面完成了理论建树之时。

那么以《周易》为标志的这个自然法则与自然本身的契合度到底有多大呢？孔子在《易传》中对此的评价是：“《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与天地准，即《易》的法则与天地是平行的，所以其解释与推理的功能能够覆盖世间一切。

我们知道，《周易》（包括其组成部分的河图、洛书、八卦）是以数学和符号语言描述的阴阳五行学说，而人们熟悉的太极图则是它们形象化的标志（参见本丛书的另一部作品《易经图典》）。仅就这个形象化的标志而言，它完全经得起关于形式完美和逻辑严谨度的苛刻推敲，已达到无从超越的高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得以将其诉求更多地集中于人类生活的本来意义之上，如果人类全部努力的最初动机与最终目的不过是心灵的宁静与完整，那么人与人，乃至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统一也由此成为一种可能。

作为一种自觉、而非本能，中国文化在哲学上有“天人合一”的背景，在科学上有“天工（而非人工）开物”的底线，在政治文化上则有“礼乐制度”的维、系，等等。古代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些共识展开的。

绝对地什么都不做是不可能的，应该说，孔子正是通过“述而不作”才做了他应当做的一切，从而使五千年的固有文化得以衔接，特别是使发端于黄帝时期的哲学思想能够历经春秋战国的动荡，最终得以传承。

以孔子所“述”的“六艺”而言，它们构成了其后中国文化的核心框架，如《周易》上升至哲学的高度后，从形而上的层面，成为了包括科学与哲学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与推理系统；《礼记》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大法，使我们的心灵在去往彼岸前在现世便得以安顿；《春秋》由于会令“乱臣贼子惧”而为中国文化在价值上提供了判断标准；《诗经》以其质朴和优美成为了中国文学与美学的元典；《尚书》通过慎终追远，使中华民族逾越血缘的纽带，转化为文化的认同。

如此等等，若没有前述“圣人”的胸襟、品质、洞察力、使命感，“凡夫俗子”或一般意义上的才智之士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载和完成的。

所以孔子一定是“圣人”。以其影响范畴的尺度与规模而言，他应该获得被我们轻易怀疑的豁免权。

在如何看待、评价孔子的问题上，孔子的学生子贡的回答应该仍然有效，即：贬低孔子是出于无知，诋毁孔子如同诋毁日月一样不知天高地厚。

儒学是孔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创立的。现在人们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作为主流的儒家学说。

历来有一种成见，认为儒家文化在中国占有主导地位完全是由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致，甚至把“现代科学”（即实证科学）没有在中国得到后人所预期的发展等等，也当作一种过失，而不是特征，归结于此。

而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儒家学说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与其说是统治者的倡导，毋宁说是历史的抉择。因为相对于百家，儒家学说更集中地体现了发端于黄帝时期的思想精髓，它是由中国辩证（即整体）科学这个形而上的依据决定的。儒家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正是对这一抉择的生动写照。

周春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