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吕正惠文集之七”，“写在人间”意为“为人间出版社写作”，主要是为陈映真先生所创办的《人间》杂志，写序和投稿。那是作者一生中“进步”最大的十余年。全书收录了吕正惠先生的多篇文章。通过此书，可以让读者更加了解相关的历史。

吕正惠，1948年生，台湾嘉义人。台湾大学文学硕士，东吴大学文学博士。先后任台湾清华大学与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专治汉魏六朝诗、唐诗和中国现代文学。著作有《杜甫与六朝诗人》《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小说与社会》《战后台湾文学经验》《CD流浪记》等。

代序 如何做一个“人民中国”的知识分子？
代前言 三十年后反思“乡土文学”运动——我的“接近中国”之路
第一辑
从反传统到反思传统
——江湄《创造“传统”：晚清民初中国学术思想史典范的确立》序
台湾乡下人与中国古典
——颜昆阳《古典文学论集》序
艰难的探索：孙歌的学问之路
——孙歌《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序
横站，但还是有支点
——王晓明《横站》序
我们需要这样的异质思考
蔡翔《神圣回忆》序
关心现实与关心历史
——王中忱《作为事件的文学与历史叙述》序
沈从文的爱欲书写
——解志熙《欲望的文学风旗》序
第二辑
洪子诚《阅读经验》序
赵园《中国现代小说家论集》序
陈建华《革命与形式》序
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序
江弱水《中西诗学的交融》序
周良沛《中国现代诗人评传》序
赵稀方《后殖民理论与台湾文学》序
刘小新《阐释台湾的焦虑》序
牛汉《我仍在苦苦跋涉》序
醉里风情敌少年
——唐翼明《宁作我》序
艰难的历程
——我所知道的施淑教授
《朱晓海教授六五华诞暨荣退庆祝论文集》序
第三辑
被殖民者的创伤及其救赎
——台湾作家龙瑛宗后半生的历程》
一个台湾青年的心路历程
——从“皇民化”教育的反思开始
难忘的老同学
——龙绍瑞《绿岛老同学档案》序
历史的重负
——《白色档案》序
第四辑
为人类的苦难作见证
——阿赫玛托娃《安魂曲》序
难以战胜的女皇
——《我会爱：阿赫玛托娃抒情诗选》序
阿赫玛托娃《回忆与随笔》校读后记
并非偶然，查良铮选择了丘特切夫
——《海浪与思想：丘特切夫诗选》序
《在星空之间：费特诗选》序
终于找到柯罗连科了
小森阳一《村上春树论》序
苏敏逸《“社会整体性”观念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生和形成》序
徐秀慧《战后初期(1945-1949)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序
黄文倩《在巨流中摆渡》序
为何要出版这一套选集
——《2015年台湾小说、散文选》序
附录
中华文化的再生与全球化
中国文化是我的精神家园
编后记
为“人间”出书，为“人间”写序

我生于1948年11月，西
医的病历上注记我的年龄是
“74岁6月”，十分精确。在
这个年纪出版文集，未免太
早了，何况就著作的数量和
质量而言，我实在没有资格
出版文集，可以说，这是“
情非得已”的。这事说来真
是有点话长，我尽可能长话
短说。
我在就读高中阶段，就
立志要当一个研究中国古代
文史的学者，并且希望能够
在大学任职。这样，既有稳
定的工作，又有合乎自己兴
趣的职业，可谓两全其美。
那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
我读的是台湾最好的高中—
—台北市建国中学。从小学
开始，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
好，而在那个年代，台湾社
会普遍认为，数学好的人就
应该读理工，读文科是没有
出息的。而且那个时代，教
师（包括大学老师）待遇不
好，好学生不可能选择教书
这个行业。所以我决定要读
文科，要当大学教授，不但
不被认为是心存“奢望”，反
而会被讥笑是傻瓜。我爸爸
就强烈反对，但我是独子，
一意孤行，我爸爸也无可奈
何。
就这样，我一路读到博
士，而且在大学任教，我的
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以唐
诗为重点。当我拿到博士，
当了台湾清华大学副教授，
分配到宿舍，我非常满足。
我出身农村，别无他求，以
为可以以此终老。
但是，就在我读博士期
间，台湾社会开始产生变化
，而且越变越快，越变越激
烈。变化主调是，企图改变
国民党政权长期“戒严”，一
手掌控政治、社会、文化秩
序的局面。整个社会蠢蠢欲
动，民主化的浪潮难以抵挡
，连我这个一心想献身学术
的人也受到影响。
我逐渐被卷入当时日渐
兴起的“乡土文学”运动和党
外政治运动之中，受到强大
的文化与政治冲击。我日渐
感受到，我一向喜爱的古代
文史与现实相距太远，我需
要与时代脉搏合拍，于是我
开始写起现当代文学评论来
。由于我的文章颇受欢迎，
我越写越多，几乎凌驾于古
代文学之上。在此之前，台
湾的中文系极端保守，把自
己闭锁在古代文史之中，现
当代文学几乎完全被排斥在
外。现在由于时代气氛变化
，中文系也不得不接纳现当
代文学，因此，我所写的大
量现当代文学评论，也成了
改变传统中文系体制的助力
之一。
然后就来到了1987年的
解除“戒严令”，可以组织反
对党，甚至还开放两岸探亲
。所谓“探亲”也只是个名目
，实际上是，任何人都可以
申请到大陆去了，这是我完
全梦想不到的。从此以后，
我就可以到大陆各地去看看
我一直魂牵梦索的祖国山川
，我从小在地理、历史课本
上熟读、熟知的无数城市和
著名景点（我是台湾本地人
，并不是随国民党迁徙到台
湾来的移民）。
但是，接下来我面临了
时代对我最大的考验。由于
两岸开始接触，台湾媒体不
断报道大陆的种种落后现象
，两岸的“心理距离”越拉越
大，台湾人（包括本省人和
外省人）越来越不认为两岸
都是中国人。这时，中华人
民共和国早就恢复在联合国
的一切合法权利，而一向自
居为“中国正统”的“中华民
国”在国际上已没有立足之
处（这是1971年的事），
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就逐渐产生了台湾要“独
立”于大陆之外的分离意识
（这有种种表现形态，其中
最极端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台独”运动）。这种分离意
识愈演愈烈，并且在80年代
末达到高潮，以迄于今。整
个80年代后半期，我在台湾
听到的都是毁谤、污蔑大陆
的言论，这让我感到非常痛
苦。
由于我深受七十年代“乡
土文学”运动和党外政治运
动的影响，我对国民党政权
越来越没有好印象，但我始
终相信我从小所接受的中国
历史、文化教育，我绝对无
法认同“我不是中国人”这样
的观念。因此，到了八九十
年代之交，在一片“我不是
中国人”的叫嚷声中，我变
得非常孤独。这时候，有人
告诉我，现在有一个“中国
统一联盟”，公开主张两岸
都是中国人，应该和平统一
，不要互相猜忌、对立。经
过一阵子的徘徊、犹疑之后
，我毅然决然地加入中国统
一联盟，从此我成为台湾文
化界知名的统派人士（这是
1992年的事，我刚从台湾
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位
置上卸任）。
……
《诗词曲格律浅说》在
台湾出版的时候，是一本独
立的、薄薄的小书，不过，
销售状况却很不错，重印过
好几次。我虽然研究古代诗
词，但却不是格律专家。我
从小讲闽南话，闽南话和客
家话、广东话一样，保留了
唐宋时代很多的人声音，而
这种入声音在现代的汉语普
通话中却已经完全消失了，
这给研究和欣赏唐宋诗词造
成很大的困难。我在台湾大
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我的
诗词老师是郑骞先生和叶嘉
莹先生，他们从小在北京长
大，普通话讲得非常好，但
他们两位都常常提醒我们，
研究古诗词一定要注意人声
字。大部分学生都没有注意
他们的警告，我因为从小在
农村长大，闽南话讲得比普
通话早，很容易就能够分辨
入声字，所以一直谨记在心
。我后来在做研究和讲课的
时候，也一直关注这个问题
，所以当我一个办出版社的
朋友要我写一本关于诗词曲
格律的小书时，我立刻答应
。他跟我都没想

吕正惠先生接办人间出版社十余年，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章。先生亲自从中遴选出数十篇，分为四辑，其中即有先生所作的序言，也有先生与其他文人之间的唱和，还有先生写的一些杂文和回忆录。希望通过此书，可以让读者更加了解相关的文化脉络和传承。

1985年，陈映真创办了
《人间》杂志，为了印行《
人间》杂志，同时成立人间
出版社。《人间》杂志发行
的四年时间，人间出版社在
台湾文化界声名卓著。
1988年，因为经济负担沉
重，《人间》杂志不得不停
刊。人间出版社虽然持续存
在，但由于陈映真的统左派
立场已经无人不知，他所出
版的书籍，除了少数例外，
一般销路都不好。渐渐地，
人间出版社也为人所淡忘。
到了2006年，陈映真个
人的生计已经成为问题，他
只得应聘到中国人民大学担
任客座教授，准备移居北京
。在我们看来，人间出版社
当然只好结束营业。但出人
意料地，陈映真却找上年长
他八岁的陈明忠先生，要求
陈老出面继续维持人间出版
社。两位陈先生具有深厚的
革命情谊，我不知道陈映真
是如何说服陈老的，陈老还
是扛下了这个重担。
有一天，陈老突然到我
家来，告诉我，陈映真跟他
讲，出版社由他（陈老）顶
着，具体业务交给吕正惠去
办，陈老问我：你接不接？
这让我完全愣住了，一时不
知如何回答。
回顾一下我个人跟陈映
真的关系，就可以了解，我
为什么会不知所措。1992
年我加入中国统一联盟，由
于我从大学时代就开始阅读
陈映真的小说，对他非常景
仰和尊敬，所以在统盟开会
见面时，我一直维持后辈的
礼数。从1998年起，陈映
真开始办两岸文学交流活动
，每次我都是他的主要助手
，我们逐渐有了私交。陈映
真的朋友非常多，即使有人
因他鲜明的政治立场而离开
，在统左派内部，他还是非
常重要的领袖。在他身边做
事，我常感受到复杂的人际
压力。最后，我选择逐渐疏
离，他离开台湾之前的几年
里，我们见面的次数并不很
多，聚会时我也尽量少发言
。
所以，当陈老告诉我，
陈映真要我接办人间时，我
真是大吃一惊。那一天我跟
陈老聊了很多（我跟陈老聊
天比跟陈映真聊天轻松多了
），发现陈老只是试探性地
询问时，我就委婉地拒绝了
。后来他们找了另一个人，
这个人也很好，但他是做生
意的，不太了解文化，又因
为为人作保被牵扯进债务纠
纷，为了不影响人间出版社
，主动辞职。这个时候陈老
再次来到我家，我知道我必
须接受，就点头了。我接手
的时候，陈映真已经在北京
，所以确切时间应该在
2006年六七月间。
接人间时我还在淡江大
学担任教职，每周七八个课
时，还要指导研究生，够忙
的。人间出版社离我家有一
段距离，每次去出版社都是
我太太用摩托车载我去，两
边奔波，颇为辛苦。后来，
我太太在我家附近找到一间
空房，租金便宜，我们把出
版社搬过来，我可以随时到
出版社，才免去这个麻烦。
接下来是如何出书的问
题。陈映真出的书大多很“
硬”，而且书名就已表明立
场，销路当然不好。书如果
卖不出去，就说不上影响。
所以，我决定出比较“软”的
书，文字清浅，而又能诉诸
感情。我每个月买许多大陆
书，各种各类都有；而且，
我在大陆的朋友越来越多，
他们也可以介绍，选书不成
问题。
台湾的阅读人口不多，
见闻又不广，如何引发他们
的兴趣。是个大问题。我就
想，何不亲自写序介绍，公
布在出版社的网站上，供人
参考。就这样，出一本书写
一篇序。累积了一段时间之
后，学生或朋友见面时常谈
到我的序，有的序还传到大
陆，登在大陆网站上，我居
然变成写序专家了。有一位
朋友开玩笑地跟我抗议：人
家读了你的序，就不看我的
书了。
十一年说长不长，说短
也不短，从五十八岁到六十
九岁的这段岁月，留下的最
主要的痕迹竟然是我办人间
出版社这件事，真是令人诧
异不已。我不知道当年陈映
真通过陈老（陈明忠）“逼
迫”（我很难拒绝陈老）我
接办人间时是怎么想的，但
是，回顾这段历程，我感到
很欣慰，这是我一生中“进
步”最大的十年——不少朋
友对我说，我的文章越写越
好，我希望他们说的有一些
真实。
最后，特别要谢谢曾诚
，他先想好书名，再跟我邀
稿，所以我一下子就同意了
。再说，这本书的编校工作
也不容易，让他辛苦了。
补记：我手写文章，很
在意稿面的整洁、干净，写
起来很辛苦。后来我太太学
会电脑打字，我对手稿就不
那么重视，因为可以在电脑
里随时修改。后来我干脆不
写了，我一面讲，我太太一
面打字，完全没有手稿。这
本书全部由我太太打字，而
且大半是“口授手打”，再长
的文章也都如此。所以这本
书可以说是我和我太太共同
完成的，因此我把这本书献
给我太太。
又，本书最后一校由我
的学生徐秀慧、苏敏逸、黄
琪椿、黄文倩、曾筠筑共同
完成，谨此致谢。

我们不妨把土耳其道路称为“自宫式现代化道路”，就像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日月神教教主，为了练一门至高武功要首先把自己的生殖器割掉，称为“本门心法首在自官”。其实很多现代化理论都是这种“自宫式现代化”理论，认为要练现代化这武功，就得先割掉自己文化传统的根，土耳其无非是在这方面走得最彻底而已。但一个人割掉了自己的生殖器，即使练了武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从前曾多次引用过伯林（Isaiah Berlin）强调个人自由与“族群归属”（belonging）同为最基本终极价值的看法，现在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土耳其的现代化道路不但没有给土耳其人带来欢乐，反而导致其“在灵魂深处抑郁而不欢畅”的。这个原因就在于土耳其这种“自宫式现代化道路”不但没有满足土耳其人的“族群归属感”，反而割掉了这种归属，就像割掉了自己生命之源的生殖器，怎么可能快乐？
这是2003年甘阳面对记者访问时所讲的一段话，我到2011年才读到。2011年我的心境已经非常开朗，深信中国前途一片光明，但看到甘阳这一段话仍然引起强烈的共鸣：一方面欣赏他幽默、生动的语言所蕴含的智慧，另一方面也勾引起我对20世纪90年代的回忆，因为那正是我最“抑郁而不欢畅”的时期。
从20世纪80年代进入90年代，我突然发现周围的朋友和学生竟然都开始倾向“台独”，而媒体上的“去中国化”和“反中国”言论一片喧器，我为之愤怒，为之气闷。为了逃避这种无法忍受的空气，我尽可能找机会到大陆去，可以因此稍微喘一口气。但到了大陆，我却又碰到了另一种尴尬的处境。我明显感觉到大陆知识分子的极端压抑，并且了解他们压抑的缘由。但我们之间却难以交谈，因为我的痛苦和他们的痛苦完全不一样。我看过《河殇》，简直目瞪口呆，竟然为了现代化可以放弃一切民族文化特质，我不知道这种思想倾向如何跟“台独”思想画出一条界线。我知道我和新交的大陆朋友绝对不能深谈，一深谈就会不欢而散。这样，我在两岸同时找不到可以纵谈而无所顾忌的人，我仿佛得了失语症，或者不知道怎么讲话，或者根本就无法讲话。
甘阳提到的伯林，是这样谈民族归属感的：
当人们抱怨孤独时，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理解他们在说什么，因为被理解意味着分享一种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情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想法，以及亲密交流的可能，简言之，分享共同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否认这种需要乃是危险的谬误。
我和两岸的知识分子虽然都使用共同的语言，却无法分享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想法和感情，我只能陷入彻底的孤独。为了摆脱这种孤独，我只能借着纵酒放肆来发泄苦闷。杜甫说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这也是我过日子的一种方法，我成了朋友口中的“酒徒”。
就在甘阳接受访问的前后时段，我也感觉到大陆知识界的气氛好像在逐渐转变，就在这个时候，我交了一批大陆的新朋友，我跟他们的交流比以往要顺畅多了。不久，他们就成为我最密切来往的一个圈子，其中就包括张志强，以及张志强的爱人、本书的作者江湄。他们都至少比我年轻二十岁，但我们谈起话来毫无隔阂，因为我们的谈话有共同的方向和共同的关怀；用江湄书中的话来说，我们都关心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换”，我们强烈希望中国文化仍然是未来中国的立国之本，因此，我们都必须面对五四以来的激进反传统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处理这个问题。我也可以跟其他朋友谈这些问题，但跟他们两人的交谈空间似乎还要大一些。因为他们两人都做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由此势必熟悉中国古代思想史，而他们两人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思想的认识也确实相当深入。因此我们谈到中国文化时，就不只限于大方向的讨论，还可以涉及更为细节的问题，不至于完全流于空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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