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的“生活史”不同，本书包括政治、文化、社会三编，通过大量史料，重新诠释了明代物质和精神生活史的特点。作者将其定义为“狂欢时代”。所谓狂欢时代，是指明朝中后期社会礼教松懈之后个人自由意志得以充分发挥的时代特征。

陈宝良，1963年生，浙江绍兴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著有“中国的社与会”、“明代社会生活史”等多部专著，并在海内外报刊发表明清史论文百余篇。所著多被海内外知名大学列为学生指定参考书。其中“中国流氓史”、“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两书，已被翻译成韩文、英文出版；“明代社会生活史”一书，则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04年度十大社科图书”，并入围“首届华语传媒图书大奖”。

史学：一门吃灰尘的学问（代自序）
楔子：狂欢时代
导论
一、游逸嬉玩：社会流动与文化的转向
二、不务本业：群体角色的转换与业余精神的勃盛
上编 政治生态与制度变迁
一、为己而仕：官场生态与官场病的形成
二、致君泽民：地方官的矛盾心态及其施政实践
三、野有异议：言路转向与民间舆论的崛起
四、文武合一：文武关系及其演变
中编 礼崩乐坏与文化活力
一、礼崩乐坏：模范的崩坏与新典范的确立
二、士风衰微：士大夫精神的堕落
三、风物闲美：江南的文化生活
四、蒙元遗俗：民族间的文化交融及其涵化
下编 社会失范与生活转向
一、活力四射：社会生活的多样性
二、逍遥游：士大夫的闲暇生活
三、别号流行：一种好名之风
四、闽教不行：女性生活及其历史转向
余论
一、声名妖孽：晚明的社会异动及其妖魔化
二、天崩地陷：清初士人的理性反思及其改良之策
结束语：梦回明朝
参考文献

何谓史学？从学理上讲
，自古迄今，由于各人认知
的不同或视角的差异，答案
众说纷纭，见解歧出，莫衷
一是。按我的朴素理解，所
谓的史学，则不过是一门吃
灰尘的学问而已。
学问之事，或广或狭，
或深或浅，其中的甘苦自然
是冷暖自知的事，非他人所
能知，亦非足为他人道。学
科分类不同，治学亦或稍异
：研治文学，温柔敦厚，虽
说以“思无邪”“文以载道”为
终极归趋，但有时不免也会
激发出一些浪漫的情怀；探
究哲学，玄思冥想，虽说以
“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为宗
旨，但在与古人或自然的对
话中，自会产生一种“逝者
如斯夫”的观感；唯有考索
历史，为了达臻“究天人之
际、通古今之变”的目标，
以钻进故纸堆中为始，以通
古鉴今为终，上下求索，左
右考辨，难免会沾染一身尘
土，吃下许多灰尘。
何出此言？这可以从下
面三点观之：
其一，人们一说到历史
，多喜用“尘封已久”加以形
容。既然久已尘封，当研究
者前去揭示史事真相时，就
难免遭受吃灰尘之苦。事实
确实如此。历史上留存下来
的浩如烟海且形形色色的史
料，无论是官方记录、私家
记载，还是那些一直被正统
目录学家视为“烂纸头”的民
间文书；无论资料是庋藏于
皇家的金匮石室，地方学校
的藏书阁，还是珍藏于私家
的藏书楼，或因年代久远，
或因无人整饬，无不厚积灰
尘。历史学者踏进藏书楼阁
，虽有目不暇接之感，徜徉
书海之乐，但一等从架子上
取下一函古籍，稍加抖落，
空气中随即飞尘弥漫，让人
呼吸不畅；随后小心翼翼地
打开书籍函套，揭开书页，
又会满手沾染灰尘。真正的
历史研究者，无不有此亲身
经历。
其二，历史研究的资料
显然并不仅仅限于传世文献
，尚需拓展史料收集的范围
，将视野落实到出土文献。
历史学家傅孟真先生有句名
言，云：“上穷碧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东西。”就目
下科技条件而言，“上穷碧
落”去找资料，尚未能付诸
实施；然随着考古发掘的展
开，“下黄泉”去找印证历史
的资料，则久已成为史学界
的共识。身负历史研究之责
的考古工作者，整年吃住在
发掘工地上，脸庞黝黑，一
如老农，满身泥浆，可谓家
常便饭，实在称得上是吃灰
尘的典型例证。而随目下社
会史研究热潮而来者，更使
田野调查之法方兴未艾，或
在田间地头、荒山哥岭抄录
碑碣，或走街入户征集家传
的族谱、家谱乃至各类地方
文书，整日风尘仆仆，显已
不再满足于“读万卷书”，而
是在实践“行万里路”的史家
良风。
其三，即使历史研究者
足不出户，利用家藏典籍治
史，也同样难免吃灰尘之苦
。宽敞的书斋，窗明几净，
一坐不染，书架上多插庋大
套精装的丛书，明眼人一看
，很快就能断定，这是暴富
者附庸风雅的书房。其实他
们并不看书，不过是装点门
面而已。对于真正的历史研
究者来说，如此舒适的书斋
，仅仅存在于理想世界中。
实际的境遇则是，历史学家
大多坐拥书城，然因条件所
限，书室陋隘，书籍的放置
只能架屋叠床，甚或薄积灰
尘。这当然是治史者的现实
窘况，却并不因此而影响他
们探究史学奥秘的热忱。
古人有云：“吃得三斗酽
醋，方做得宰相。”其言外
之意，无非是为了道出“宰
相肚里能撑船”这一层意思
。在此不妨效法其言，将其
改为：吃得三斗灰尘，方做
得治史学问。窃以为立志研
究历史者，必须有此肚量，
有此襟怀，甚至有此心理准
备。

全书既有对明代社会生活史的宏观关照和长时段描掌，又不惜笔墨着重刻画了明代社会生活“新奇博变”的诸多现象。尤其是关于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的动态变迁情况，更是内容涉及广泛，既有政治生态和制度变迁方面的政治生活，又有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还包括民间生活的多样性变化。如此种种，可以为我们理解明清之际社会变迁及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近代化历程带来新的启示。

说到明朝，现在的人动
辄称为“大明”。其实，这明
显不符历史记载的书法。毫
无疑问，“大明”是明朝的国
号，但按照历史时期的制度
规定，以及历史学界的书法
惯例，唯有王朝时代的“臣
民”，本朝人称自己的朝代
，方可加上一个“大”字。即
以明朝为例，当朝人除了称
“大明”之外，又别称“皇明”
“昭代”，或称“我朝”“本朝”
。明亡之后，清朝人称谓明
朝，则称“前明”“前朝”，或
径称“明”。时代变了，自
1911年帝制结束以后，明
朝早已成为过去。今人研究
明朝，直称“明朝”“明代”即
可，唯有如此，方显平实，
且又符合历史的书法。
明亡，明清易代，对从
明朝过来的人而言，这一朝
代鼎革犹如天崩地陷。生活
在清初的旧朝遗臣子民，难
免会产生一些感伤情绪，对
旧朝多了几分留恋之情，“
梦忆”“梦寻”明朝，有时甚
至“梦回”明朝。
令人产生感伤情绪且留
恋旧朝的起因，终究还是在
于两朝鼎革以后的社会变动
，而社会变动的最直接表现
，则是清初乱后景象的不堪
，以及士族的变迁。就清初
乱后景象而言，明显与晚明
的一片繁盛形成鲜明的对比
。
先来看留都南京。根据
故老的记载，南京旧院，风
光旖旎，士人冶游成风。院
中色艺俱优者，或20人，或
30人，结为“手帕姊妹”。每
当上元佳节，以“春檠具肴
盒相赛”，称为“盒子会”，
说白了就是厨艺大赛，以得
奇品为胜，输者罚酒，斟酒
给胜者。为了赢得比赛，那
此院中绝色名妓的相好，也
纷纷挟金前来相助，厌厌夜
夜，弥月而止。为此，沈周
专门写了一首《盒子词》，
以纪其胜。这是明代中期的
盛况。即使到了明末，南京
胜会，仍然略有此风。一等
明清易代，旧院鞠为茂草，
风流云散，菁华歇绝。院中
稍负色艺者，也均被武人挟
持而去，食子胜会，更是不
可复睹。
以江南为例，明末清初
史家谈迁所写《江南》《吴
趋行》《广陵怀古》《蜀冈
》诸诗，就是通过新与旧、
繁盛与衰败的对比，而后生
出留恋旧朝之情：想当初，
“人言江南乐”；看今日，“
乐事易萧索”。想当初，苏
州繁华，令人艳羡：“繁华
窈窕世莫比，并璧骈珠尽可
怜；腴田跨邑雄绮陌，五百
十里不须驿；柳丝处处系骅
骝，画舫家家斗綮戟。”看
今日，历经盘门、胥门，已
是“多丘墟瓦砾”。想当初，
扬州“十年前亦号太平”，太
平时节扬州的平康，正所谓
“二分明月在扬州”；看今日
，扬州已是“乱后色减”。
江南如此，北方的城市
、集镇，更是由盛转衰。以
山东临清为例，据谈迁《临
清》一诗可知，在明朝，“
清源旧全盛，鼓瑟更吹竿。
奇货多阳翟，名倡竞小苏。
”入清以后，却已“惊尘移耳
目，旷土掩头颅。三匝依秋
树，时闻城上乌。”以山东
清平县的集镇为例，根据谈
迁《北游录》的记载，因为
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如
魏家湾集，“旧市人三千余
家，今耗甚”；郗山集，在
运河东，“旧三千余家，半
殷姓，俱微子后”。遭乱之
后，“邱城十之九，问殷氏
尚五百人，大半徙微山，微
山流籍殆万家”。
两朝鼎革，最为直接的
反映就是新旧权势阶层的更
替。谈迁《长安道》诗，显
然就是这种更替的实录，且
对比明显：“来日长安道，
车马竞驰骤。范蔡拜相时，
卫霍封侯后。五陵游侠儿，
射猎逐狡兽。”到了清初，“
去日长安道，青门瓜离离。
穰侯出函谷，太傅谪南陲。
逐客书未上，任安独相随。
”换言之，明清鼎革，导致
明朝旧的勋戚家族开始衰落
。据谈迁《北游录》记载，
嘉定侯周奎之孙周德泽，原
本官锦衣。年17岁时，遭乱
贫甚，只好僦居一室。谈迁
见到他时，已是“绨袍不备
，有寒色”。武清伯李诚铭
的二个孙子，在清初也是“
贫甚，不能自活”。至于崇
祯朝外戚都督田弘遇，同样
在清初衰败不堪。谈迁有《
沧州间多贵人墓毁甚》诗，
大抵可以说明，自明清易代
之后，沧州贵人之墓大多被
毁。诗句有云：“丝鞭日驭
姿叱拨，朱门渐见雕墙空。
况今举目异江河，墓棘萧条
寻斧柯。石兽倾斜双足断，
龙文雨洗篆难磨。”
反观那些原先不过是勋
戚贵族的苍头，却因两朝鼎
革而投靠新贵，转而变成新
兴的发达阶层。据谈迁《北
游录》记载，如董某，原本
是武清伯李诚铭的苍头。入
清以后，投靠肃王府，“岁
输百金而牟利”；权某，原
本事奉外戚田弘遇。入清之
后，“没其贵致富，子弟补
诸生”，甚至“里门鼎鼎，或
树旗焉”。可见，新的布衣
新贵阶层的出现，实则建立
在旧朝士大夫家族的衰落之
上。此即谈迁《洛阳道》诗
所云，“马邓昔布衣，言辞
亦謇讷”。不过入清以后，
他们已是“扬扬出朝门，时
贵骈肩谒。平揖列侯前，不
在树勋伐。田园广躔涧，筐
篚致冀越。徒步蹑青云，三
川不忧竭”。新贵们驰马于
铜驼街，意气何等勃勃，以
致“引得路人遥指羡”。
……
——婚姻从“包办”向“自
主”的转变，不能不说是女
性自我意识的一种增长，以
及社会的一种进步。明代小
说《二刻拍案惊奇》有言：
“从来女子守闺房，几见裙
钗

如何认识晚明社会与文化的变动，史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杲众说纷坛、仁智互见。既然主观的论定尚有分歧，一时难以得出趋同之见，倒不如回到固有的史实中去，透过身处晚明变迁时代之人的认知，进而细绎其间内在变迁的理路。晚明社会与文化的变化相当明显，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无不感同身受，将晚明时代视为“势利世界”与“衰世”。①
无论是“势利世界”之说，还是“衰世”之论，究其本质，无不都是商业社会的基本特征。若转换考察的视阈，以晚明的社会流动与文化转向为考察对象，那么，“游”“玩”二字大抵可以概括晚明社会与文化的异动。从学理上说，游是一种社会状态，玩则是当时人们的一种心态；游是个人的生活历程，而玩则是个人的生活目的。从目的、结果来看，游逸所致，必成嬉玩。换言之，游与玩堪称相辅相成，且终成“游玩”一词。
所谓“玩”，王夫之认为就是“喜而弄之之谓”②。在以苏州为中心的吴语系统里，“白相”一词显是玩的通义。据史料所载，白相又作“白象”“孛相”“薄相”，其义均为“游玩”，①或为“嬉游”之意。②鲁迅先生将上海人所谓的“白相”，用普通话翻译成“玩要”，③可谓深得此词真义。
游逸：社会之流动及其“活力”
传统的观念无不认为，三代无“闲人”，百官无“剩役”。明初立国，朱元璋在《大诰》中，有《明游食》一篇，极重游民之罪，甚者若是一月不务生理，即被拿送京城，以除民患。一至晚明，“名利不如闲”一类的诗句甚器尘上，随之而来者，则是“官有侈尚，而舆皂之役多；民无常业，而挂搭之徒众。为四民者十五，既多缓心而怠事；不为四民者十五，尽游手以耗农”④。至于僧道、山人、倡优、剧戏，更是盛行一时。下面从官员、士人、农民、工商、僧人、妇女诸方面，就晚明的游逸之风细加论说。
（一）官绅之游：沉湎曲蘖、游戏倡乐
在晚明官宦缙绅群体中，存在着一种以官事为苦事，却喜沉湎曲蘖、游戏倡乐之风。如江盈科，他对自己在长洲做官的生活，一直表现出一种厌倦的情绪，在诗中称“六年苦海长洲令”，甚至将名场视为戏场：“看破名场是戏场，悲来喜去为谁忙？”“无心更与时贤竞，散发聊便卧上皇”。⑤在很多诗歌中，江盈科均表达了对做官的厌烦，不愿再做宰官之身，如诗云：“解绶便安逸，抽簪得隐沦。为偿牛马债，一见宰官身。笑面人前假，攒眉背后真。从今登觉路，无喜亦无嗔。”①厌倦官场生活之后，这些士大夫所羨慕乃至最后的归路，除了遨游天下或徜祥山水之外，尤喜逃禅，以与僧人相交为高。江盈科在给月空长老的诗中云：“逃禅余有意，欲撇进贤冠。”②所云即此。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袁宏道的身上。当袁宏道移病南归时，江盈科赠予他一诗，明确指出袁宏道原具佛性，不是一般的官场失意之后的“逃禅”。诗有句云：“宰官原佛性，不是学逃禅。”③
晚明的史料已经证实，在官宦缙绅群体中，官居高位的“通显大夫”，自然是门生故吏布满天下，使之具有出游的条件；即使那些“位虽不尊”的普通官员，亦不乏“交游遍海内”之人。④官员缙绅出游之风，顿成一时风气。然揆诸晚明官宦缙绅之出游，正如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所言，不过是“或沉湎曲蘖，或游戏倡乐以自晦”而已。至于远涉名山，游历五岳，能真正做到“与人无患”“与世无争”，唯有贫贱之士方为可能。⑤晚明以山人清客为代表的职业“游客”的崛起，显已证明吴伟业的说法颇具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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