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著名评论家王干研究汪曾祺数十载的整体性论述合集，共分为十二讲，涵盖文学、艺术、人生哲学、里下河作家等，涉及汪曾祺作品的现代性、历史感、民间性等多个核心内涵，对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书画艺术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与阐述。本书既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又以“讲”的形式实现了雅俗共赏，帮助读者全面理解汪曾祺其人其文。

王干，评论家、作家、书法家。1960年出生于江苏，扬州师院中文系毕业，文学创作一级。曾任《文艺报》编辑、《钟山》杂志社编辑，江苏省作家协会创作室副主任，《东方文化周刊》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文学选刊》主编、《小说选刊》执行主编。2010年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现任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教授、扬州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名誉院长。已出版《王蒙王干对话录》、《潜京十年手记》、《夜读汪曾祺》、《王干文集》（11卷）等著作。

代序 像汪曾祺那样生活
第一讲 被遮蔽的大师
论汪曾祺的价值
第二讲 没有旗子没有标语
汪曾祺的现代性
第三讲 山河异域风韵同辉
汪曾祺与赵树理的民问性
第四讲 透明与滋润
汪曾祺的意象美学
第五讲 汪曾祺的和谐美学
纪念汪曾祺九十周年诞辰
第六讲 翰墨丹青 隔行通气
汪曾祺的书画美学
第七讲 汪曾祺与传统
第八讲 汪曾祺与《史记》
第九讲 吃相与食相
汪曾祺小说中的“吃”与散文中的“吃”
第十讲 汪曾祺与里下河文学
在泰州学院的讲座
第十一讲 汪曾祺小说精讲
《岁寒三友》的“寒”
有志者的困局：重读汪曾祺的《徙》
《鉴赏家》的“赏”
《桥边小说》的“边”
《故里三陈》的“三”
第十二讲 为什么是汪曾祺
“汪曾祺出版热”随想
附录 汪曾祺印象小辑
“美食家”汪曾祺
汪曾祺印象记
“晚饭花”“野茉莉”：夫子自喻
赤子其人赤子其文
汪氏父子之美食
后记

像汪曾祺那样生活
很多歌消失了。
汪曾祺在《徙》的开头
写道。
很多人也消失了。汪曾
祺也消失了。他的“歌声”依
然在文坛回荡，他的文字永
远不会消失。
汪曾祺，一个奇怪的名
字，就这样躺进了文学史。
很多人喜欢汪曾祺，有
人甚至是疯狂地喜欢。汪曾
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
过，让人眼前一亮，哦，小
说可以这么写！现在的年轻
人体会不到当初我们读到汪
曾祺的那种新奇、兴奋和不
安，《异秉》《受戒》《大
淖记事》《陈小手》那样一
批小说让好多的评论家和学
者大跌眼镜，也让年轻的作
者和读者如痴如醉，有人这
样评论汪曾祺的小说，“初
读似水，再读似酒”。奇怪
的是当时正是现代派和先锋
派大行其道的时候，仿佛是
一种讽刺，汪曾祺以地道的
汉语风味广受青睐。年近六
旬的作家成为年轻人的偶像
，包括好多狂傲的、自以为
是的先锋派和后来以国际性
写作为标准的准国际作家，
也在老先生面前甘作弟子。
我第一次读汪曾祺的小
说，并不是在他大红大紫的
时候，而是在“文革”期间。
我小学毕业的暑假在外婆家
，从四舅的抽屉里翻到了一
本旧的《人民文学》，上面
有一篇小说叫《王全》，很
耐看，也觉得有点怪，印象
极深，但并不知道是汪曾祺
写的，直到后来看到《汪曾
祺小说选》时，才恍然大悟
。很多人都是因为读了《受
戒》《大淖记事》才慢慢了
解汪曾祺的，我则是读了《
异秉》之后就对汪曾祺感兴
趣的，《异秉》当时发在顾
尔谭主编的《雨花》上，很
少有刊物转，也很少有人评
介，而那一年我恰巧订了《
雨花》。《异秉》我看了的
第一感觉是像1949年前的
人写的，与我父辈的生活极
其相似，更重要的是小说的
功力力透纸背。等读到《受
戒》《大淖记事》之后，就
更加激动了。不仅因为他写
的是家乡的生活，更因为他
把1949年前的生活也写得
那么美。孙犁也是写生活美
的高手，但他写的都是劳动
人民，而且都与抗战有关。
汪曾祺写的都是市井，与抗
战也无关，最让我震惊的是
他在《大淖记事》里写到巧
云被刘号长奸污之后，居然
没有《白毛女》里那种愤怒
和反抗，“巧云破了身子，
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
跳到淖里淹死。人生在世，
总有这么一遭”。我原先脑
子里的阶级斗争观念一下子
被击穿了。刘号长与巧云是
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巧云
居然没有“哪里有压迫，哪
里有反抗”（后来锡匠们还
是游行反抗了），还有她的
贞洁观呢？《大淖记事》没
有简单地搬用阶级斗争的观
念和道德的观念来写小说，
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是
需要勇气的。当然，老先生
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让小
说写得更生活化一些。我读
汪曾祺的小说，经常产生这
样的念头，哦，原来生活是
这样的，哦，原来日常生活
也这么美好！因为景慕汪曾
祺的小说，一段时间我竟能
整段整段地说出来。心想，
什么时候能见老先生一面多
好。1983年我第一次到北
京，最想见的人便是汪曾祺
，便查地图找到北京京剧院
，我倒了好几趟车终于找到
了京剧院。我以为京剧院也
像我们的机关一样正常上班
了，可找了半天，才撞到一
个人，他说汪曾祺在七楼编
剧室上班，我欣喜若狂，爬
上七楼，可整个楼层一个人
也没有，我又到六楼、五楼
、四楼，没有一个人上班。
就像今天那些追星族，我在
京剧院空等了半天。
1981年秋天，阔别家乡
40年的汪曾祺回乡了，当时
我的女朋友打电话告诉我，
你崇拜的汪曾祺要做学术报
告。我便从百里之外的兴化
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轮船，再
转汽车赶到了高邮。这一折
腾，从早晨六点出发，到高
邮百花书场，已是下午两点
半了，我匆匆进入会场，还
好，报告还未开始。不一会
，汪曾祺来了，我远远觉得
他满面红光，精神劲儿十足
，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三个小
时，谈自己的小说，也谈鲁
迅，也谈沈从文、孙犁，也
谈契诃夫、艾略特、舒婷。
他谈兴浓烈，只是天色已晚
，他意犹未尽。他谈的不是
文学外部的东西，而都是关
于艺术本体、内部结构方面
的见解，尤其是他对文学语
言的阐释颇为深刻。当时一
些人谈论文学本体以外的内
容往往津津有味，头头是道
，可一进入艺术内部结构只
是泛泛一带而过，而汪曾祺
却能游刃有余，深谙三昧。
20出头的我第一次见到这么
优秀的作家，也是第一次听
到如此的文学真经，我仿佛
站到高山之巅，领略到无限
风光。我当时几乎把他讲的
话全部“吃”进了肚子里，像
一块海绵吸足了水分。从百
花书场里出来，我觉得自己
有些微醺，被陈年老酿“灌”
的。到现在，他说的那些话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能够走上文学评论的
道路，也是因为与汪曾祺的
不解之缘。1982年，我们
看到《北京文学》上汪曾祺
的短篇小说《鉴赏家》，爱
不释手，后来我和两位同学
合写了一篇万字的评论，比
小说还要长。后来索性扩展
开去，写成了《论汪曾祺短
篇小说的艺术风格》一文，
投给当时的《文学评论》，
没想到这家权威的刊物居然
准备录用。我们有些不相信
这是真的。因为《文学评论
》太大了，

你知道汪曾祺小说也曾“上不了头条”吗？你知道汪曾祺从老师沈从文那里学到了什么？又独创了什么？你知道汪曾祺是隐藏的意识流小说高手吗？你知道汪曾祺热衷跨界吗？小说、散文、戏剧、书画、民歌、美食，才华漫无边际！你知道汪曾祺为什么总爱写“吃”吗？
除了《受戒》《大淖记事》，你还读过基调感伤的《岁寒三友》《徙》《桥边小说》吗？
不读此书，无法真正读懂汪曾祺！
读完此书，你一定会重读汪曾祺！

收在这本书的文章，时
间跨度有点长，从1985年
到2021年，36年。我最早
没有想到，我会花这么多年
这么多篇幅去跟踪研究一个
作家，我写汪曾祺的文章，
起初是自发的，因为喜爱，
因为崇拜，所以写了一些。
本书的附录《汪曾祺印象小
辑》就是我历年来与汪曾祺
先生接触之后的记录，都是
自然而然发自内心写的，不
是跟风或者赶潮流。
再后来的一些关于汪曾
祺的论文，是被约稿约出来
的，约稿的说，你和汪曾祺
那么熟，写篇他的文章吧。
这样陆陆续续写了十来篇，
也出过一本小册子。这次江
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约稿，建
议我出这本《十二讲》，我
又新写了《汪曾祺的现代性
》《汪曾祺与赵树理的民间
性》《汪曾祺与<史记>》
《吃相与食相》《汪曾祺与
传统》《<桥边小说>的“边
”》《<鉴赏家>的“赏”》等
篇，多方面地去透视汪曾祺
的文化密码。
由于写作的时间不一致
，写作的方向也不尽相同，
所以体例上也不尽一致，有
的偏学术论文一点，有的则
是纯粹的演讲记录，个别引
文用了也不止一处。出书虽
然可以做规范化处理，但我
更喜欢文学的现场感，更喜
欢“众声喧哗”，自己文章内
部的不统一，也是内心波动
的流露，因此基本保留原有
面貌，让读者也感受到作者
写作时的心绪和语境。
汪曾祺看似平淡，看似
简约，却越读越有嚼头，我
可能还会写一些文章，还会
“讲”下去。五年前我曾经写
过一篇《读着汪曾祺老去》
的序言，现在要说的是，读
汪曾祺，让我们没法老。他
说，生活那么好玩，我说，
汪曾祺那么好玩。“玩不够”
的生活，读不够的汪曾祺，
讲不够的汪曾祺。
记于2021年3月5日汪曾
祺101周年诞辰

他通过文学评论及转向
后的文化批评，专注于追寻
我们这个时代隐秘于艺术中
的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最隐蔽
的民族脉搏，并让批评焕发
出它所应有的力量，而不至
沉默于无声的模仿。
——张大海、孟繁华
王干是评论家，但他的
评论不是从理论（或学问）
到作品，而是直接从文学中
而来，从作品中而来，从对
作家贴近的了解而来，从极
私人的阅读感受而来，最后
也回到文学中去，回到生活
中去，并不无限拔高到某个
意识形态或文化的层面。
——郜元宝

第一讲 被遮蔽的大师
论汪曾祺的价值
我们一直呼唤大师，也一直感叹大师的缺席。但有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忽略大师的存在，尤其是大师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性地“色盲”。有一个作家去世十八年了，他的名字反复被读者提起，他的作品反复重版，年年在重版，甚至比他在世的时候，出版的量还要大，我们突然意识到一个大师就在我们身边，而我们却冷淡了他，雪藏了他。
他就是汪曾祺。
翻开当代的文学史，他的地位有些尴尬，在潮流之外，在专章论述之外，常常处于“还有”之列。“还有”在文学史的编写范畴中，常常属于可有可无之列，属于边缘，属于后缀性质，总之，这样一个大师被遮蔽了。
汪曾祺为什么会被遮蔽？有其现实的合理性。纵观这些年被热捧的作家常常是踩到“点”上，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围观。那么这个“点”是什么？“点”又是如何形成的？
形成中国文学的“点”，大约需要纵横两个价值标杆。纵坐标是沿袭已久的革命文学传统价值，横坐标则是外来的文学标准，在1978年前，这个外来标准是由苏联文学的传统构成，稍带一点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比如列宁肯定过的“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托尔斯泰等；而1978年以后的外来标准则偏重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体系。而汪曾祺的作品，则恰恰在这两个价值标杆之外。
先说革命文学传统。这一传统在鲁迅时代已经形成，这就是“遵命文学”，鲁迅在《呐喊》的自序里明确提出要遵命，遵先驱的命。之后发展起来的新文学传统，将“遵命文学”的呐喊精神和战斗精神渐渐钝化，慢慢演化为“配合文学”，配合政治，配合政策，配合运动，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到极致，最后变成了所谓的“阴谋文学”。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些思潮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汪曾祺的创作自然无法配合这些重大的文学思潮，因而就有了“我的作品上不了头条”的感慨。汪曾祺对自己作品在当时价值系统里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头条”在中国文学期刊就是价值的核心所在。“我的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我的作品和我的某些意见大概不怎么招人喜欢”，“三十多年来，我和文学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些话正好说明汪曾祺在文坛被低估的原因。苏北在《这个人让人念念不忘》一文中曾经记述了汪曾祺和林斤澜的一段往事：
晚上程鹰陪汪、林在新安江边的大排档吃龙虾。啤酒喝到一半，林忽然说：“小程，听说你一个小说要在《花城》发？”
程鹰说：“是的。”
林说：“《花城》不错。”停一会儿又说，“你再认真写一个，我给你在《北京文学》发头条。”
汪丢下酒杯，望着林：“你俗不俗？难道非要发头条？”
林用发亮的眼睛望着汪，笑了。
汪说：“我的小说就发不了头条，有时还是末条呢。”
叶兆言在谈到汪曾祺的作品时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如果汪曾祺的小说一下子就火爆起来，结局完全会另外一种模样。具有逆反心理的年轻人，不会轻易将一个年龄已不小的老作家引以为同志。好在一段时间里，汪曾祺并不属于主流文学，他显然是个另类，是个荡漾着青春气息的老顽童，虽然和年轻人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然而在不屑主流这一点上找到共鸣。文坛非常世故，一方面，它保守，霸道，排斥异己，甚至庸俗；另一方面，它也会见风使舵，随机应变，经常吸收一些新鲜血液，通过招安和改编重塑自己形象。毫无疑问，汪曾祺很快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而且这种喜爱可以用热爱来形容。”汪曾祺不屑于主流，主流自然也不屑于他，他被文学史置于不尴不尬的位置也就很自然了。
这也是目前的文学史对汪曾祺的评价过低的第一个原因。革命文学传统语境中的文学史评判规则所沿袭的苏联模式，简单地说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也就是说以革命的价值多寡来衡量作品的艺术价值。“上不了头条”的汪曾祺自然就难以占据文学史的重要位置，汪曾祺很容易被划入休闲淡泊的范畴，和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一道，只能作为文学的“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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