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托克》大量收录巴托克生活中的照片及其生前信件，描述了巴托克跌宕起伏的一生，尤其是他对民间音乐的探索。
从音乐学院毕业后，巴托克开始对民间音乐产生浓厚兴趣，此后一生致力于民间音乐的采集和研究，并将古朴的民间音乐因素融入自己的创作。巴托克一度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然而在采集民间音乐的过程中，随着与少数民族的接触，他逐渐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转向人道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巴托克因公开反对法西斯主义被迫流亡美国，最终客死异乡。巴托克的人道主义赋予其后期作品以普世性，这也正是巴托克的伟大之处。
巴托克是著名的民族乐派作曲家，但其作品不局限于民间音乐，而是融合了各种不同因素。他的创作对20世纪的音乐发展作出杰出贡献，音乐评论家尊其为“20世纪早期富于创造性的伟大作曲家”。

第一章 筚路蓝缕
第二章 求学生涯
第三章 民族音乐的守护者
第四章 曲高和寡知音少
第五章 风云突变
第六章 明枪暗箭
第七章 蜚声国际
第八章 登峰造极
第九章 纷乱与扰攘
第十章 客死他乡
第十一章 尾声
作品一览
参考文献

巴托克是20世纪古典音乐的代表人物，在民歌研究、音乐创作和演奏三大领域留下丰富的遗产。他推进和丰富了20世纪民间音乐和西方音乐的融合，对于东欧而言，他的音乐实践可以和19世纪的德沃夏克媲美。
《巴托克(精)/世界音乐家传记丛书》是

巴托克作为钢琴演奏家的职业生涯展现出一个很好的开端。即使是在筹备《科苏特交响诗》期间，他也得不时地停下手头的工作，去完成钢琴演奏的任务。此外，他的名声在奥匈之外也广为人知，部分原因是多赫南伊的热情推荐。巴托克从布达佩斯音乐学院毕业后，即获得了李斯特奖学金，这使得他能够在柏林待上好几个月。而且他在当地的名声已经足以吸引至少两位伟大的钢琴家—布索尼（Busoni）和戈多夫斯基（Godowsky）—亲临现场听他的独奏会。他在曼彻斯特的表现也为他赢得第二年在伦敦的演出机会。尽管如此，毫无疑问，他不会被自己的成功吸引到旅行演奏艺术家那相对狭隘的领域中去。他强烈地感到有必要隐居一段时日，这不仅是为了在自己的创作上有所作为，更是要通过对哲学和道德问题的思考来获得人生的目标。因此，1904年春天，他隐居于格利斯平原（Gerlicepuszta），在那里待了6个月，只在8月份短暂离开，去拜罗伊特音乐节（Bayreuth Festival）朝圣（所有瓦格纳乐迷都认为此朝圣不容推卸）。在那里，他又遇到了汉斯·里希特，他对巴托克最新创作的一首钢琴和管弦乐队的谐谑曲非常着迷。它算是一首施特劳斯式的“庞然大物”，完全可称得上纯熟完备的协奏曲。但巴托克在那个夏天创作的最有趣的作品是《第一狂想曲》（Rhapsody No.1）。它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其中钢琴和管弦乐队的版本是权威的定本。毫不意外，这首曲子有十分明显的李斯特印迹，因为巴托克在创作这部作品的同时，也在努力准备李斯特的几部重要作品。很明显，他对这部作品很满意，因为他用这部作品，连同《钢琴五重奏》一道，参加了1905年夏天在巴黎举行的鲁宾斯坦竞赛（巴托克以作曲家和钢琴家的双重身份参加）。这次巴黎之行注定是一次艰苦的经历，但它对巴托克的人生观和性格的影响也许并不完全是消极的。
在巴托克看来，这场比赛是一场耻辱的惨败。德国钢琴家威廉·贝克豪斯（Wilhelm Backhaus）赢得了钢琴演奏的冠军，巴托克承认贝克豪斯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但他并不承认贝克豪斯一定比自己弹得好。
巴托克认为，“你更喜欢谁的表演，完全是一个审美问题”。
然而，正是在作曲的比赛中，巴托克尝到了失败的真正痛苦。向公众公布的事实是这样的，评审团决定不颁发任何现金奖项，而只是向两位作曲家—意大利的阿蒂利奥·布鲁诺利（Attilio Brugnoli）与巴托克颁发奖状。布鲁诺利获得第一名，巴托克第二。让巴托克失望进而愤怒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比赛的组织方安排协调能力不强；其次，评委会成员拉约什·迪特尔（Lajos Dietl，当时在维也纳教书，是巴托克的老朋友）向他透露了一些内幕消息。
到达巴黎伊始，巴托克就被告知《第一狂想曲》的管弦乐部分有错误。巴托克很快纠正了错误，却被告知管弦乐队要想在规定的时间内排练这首乐曲太困难了。然而，主办方没有预见到这位年轻作曲家的坚韧。面对巴托克的顽固和坚持，他们只好作出让步，承认“这首曲子最后演奏得还算不错”。
巴托克的《钢琴五重奏》也并不那么成功，他被“直截了当”地告知，这首曲子赶不及排练妥当。此前，组织方坚持要求巴托克另外抄写一份乐谱，以便在演出时评审团能够跟进。因此，他迫不得已用他的小提琴奏鸣曲代替（幸好他随身携带着这首奏鸣曲的乐谱）。经过一番焦急的寻找，巴托克幸运地找到了一位优秀的俄国青年小提琴家列夫·柴特林（Lev Zeitlin）和他一起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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