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对学习、工作、生活的一些片断的追叙。书稿按照时间顺序，以作者就读、工作的学校为线索连缀成篇。作者就读过的学校，主要是杭州市普化小学、杭州市第一中学（杭高）和北京师范大学；尊“教学相长”的古训，将曾经任教的新疆乌鲁木齐市第19中学和市红专学校（教育学院）也列入母校之中。这本小书是作者人到晚年的忆旧之作。作者文笔流畅，书稿可读性强，亦能为现当代研究教育史的学者及对这方面有兴趣者提供星星点点的参考资料。

柴剑虹，男，1944年出生。196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新疆任教十年，现为中华书局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敦煌研究院、吐鲁番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西域文史论稿》《敦煌吐鲁番学论稿》《敦煌学与敦煌文化》《敦煌学人和书丛谈》《我的老师启功先生》《品书录》等。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专家特殊津贴。

引言
杭州市私立普化小学
钱塘门外白沙街
昭庆寺普化小学
借读吴兴县菱湖镇小学
杭州市第一中学(杭高)
杭高源流
我的杭一中六年学习生活
我们的老师
课堂以外
同窗业绩
余韵
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阶段)
进校第一课
陈垣校长和程今吾书记
师大中文系本科教学的老师们
写作训练
公共课教学
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参加八达岭西拨子林场的植树劳动
参加国庆节游行仪仗队
联欢会与师大合唱队活动
京郊延庆教学实习
一波三折的毕业分配
乌鲁木齐市第十九中学
进疆第一乐章
正式成立乌鲁木齐市第十九中学
学工学农学军
军宣队和工宣队
上公开课与“反复辟”“反潮流”
田径队训练
战天斗地青年渠
十九中的学生和老师们
新的一页
报考北师大研究生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阶段)
考研复试与入学
我们的课程
启功先生讲课与多方指导
到南开大学中文系听课
外出学术考察
学位论文的写作与答辩
结语
附录
一、张抗抗：难以缄默
二、柴剑虹：中华书局中的“杭高人”
三、柴剑虹：乌鲁木齐十九中的学生们
四、佚名：柴老师和他的学生
五、柴剑虹：咱们心连心——十九中宣传队纪念册代序
六、柴剑虹：听戈宝权谈《阿凡提的故事》

“母校”一词，不见于
我国古代典籍，《辞源》
《辞海》等大型辞书亦均
未收词条，也并非外来词
语；当代商务印书馆的《
古今汉语词典》和《现代
汉语词典》列有词条，解
释为学子曾经毕业和学习
的学校，未说明辞源。据
我的推测，此词应该从我
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母
教”引申而来。据传为西
汉刘向（前77一前7）所
撰《列女传·邹孟轲母》
中曰：“孟子之母，教化
列分。处子择艺，使从大
伦。子学不进，断机示焉
。子遂成德，为当世冠。
”因此后世即以“母教”称
道母亲对于子女的良好教
育。人们将各种学校教育
比喻为慈母般的教诲，于
是便产生了“母校”一词。
由此可见学校在培育人才
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我曾经就读过的母校
有杭州市普化小学、杭州
市第一中学（杭高）和北
京师范大学；尊“教学相
长”的古训，我将曾经任
教的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十
九中学和市红专学校（教
育学院）也列入我的母校
之中。这本小书，即追叙
我在这几所母校中学习、
工作、生活的一些片断，
虽聊为人到晚年的忆旧之
作，兴许亦能为现当代研
究教育史的学者及对这方
面有兴趣者提供星星点点
的参考资料。

母校在社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实即是“人”在国家、民生中的地位。
“人”是母校的核心和主体。
尊崇母校，期盼以“人”的进步，保证学校教育的进步，推动国家与社会的进步，也是作者写这本书的初衷。

杭州市私立普化小学
钱塘门外白沙街
我家祖居在杭州市临近西湖东侧的钱塘门外圣塘桥河下白沙街。这是一条东西向不足百米长的小街，门对着西湖圣塘闸泄洪口，流出一条旧河道，对岸即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中所咏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正是白氏做刺史时所修筑的河堤，故街以堤命名。我读初中时，河道上建起了一座“少年水电站”，开闸放水时水电站的灯光闪耀，为这个古老的堤岸增添了生气。前些年文旅部门又在湖畔建了一座“圣塘闸亭”，展贴了白居易于唐长庆四年（824）所撰写的《钱塘湖石记》全文，有助于今人了解西湖历史文化，也证实了今天西湖上的白堤（原名断桥堤），则是后人为纪念他疏湖筑堤的功绩而托名；这也可使我们对白沙街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有所了解。遗憾的是前些年，城市有关部门的缺乏文化修养的主政官员，居然主观地将白沙街改名为从里西湖延长而来的北山街了！
我少年时，白沙街临河一侧是铁路子弟小学的围墙，另一侧为住家，我家祖居为二层土木建筑，大约始建于清咸丰年间，已十分破旧，标1、2门牌号：1号住大伯母及子女，我与弟妹随父母亲、祖母及四叔一家住2号；3号是原先一位我们不知姓名的资本家的花同洋房，解放后成为省级机关干部寓所。
我家和依旁西湖的昭庆寺遗址仅有一百多米的直线距离，原先中间隔着一条寺前的商业街，坐落着各种商铺，我记忆中还比较热闹。大概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政府部门将昭庆寺改造为杭州市少年宫，商街拆除填平，成为广场；寺前有数百年树龄的两棵香樟树还保留下来，只是因填高铺设广场的缘故，半截树干已埋入地面之下了。
昭庆律寺，据文献记载为吴越王钱缪始建于五代后晋天福元年（936）或宋乾德五年（967），曾以戒坛等佛教文物著名，因历经几次火灾，屡废屡建，民国初期仍香火旺盛；1929年7月杭州举办首届西湖博览会期间，凶放焰火酿成火灾又被焚毁，几成废寺；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军队还在寺内设立过征兵处（2004年冬我到台南成功大学讲学时，遇到一位国民党退伍老兵，他说就是在这个征兵处入伍的）。但大约也正是在这个时间，杭州佛教界在寺院东侧开办了一所学校——我就读的母校普化小学。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我的父母亲要离开杭州到吴兴县菱湖丝厂工作（政府将菱湖丝厂统编为浙江制丝二厂，我曾看到由省领导谭震林、谭启龙签发任命我父亲为该厂技术副厂长的委任书），我随祖母留在白沙街生活，祖母念佛，普化小学又离家近在咫尺，走路几分钟可到，于是在1949年秋天，刚5岁多的我进了“普化小学”读书。
昭庆寺普化小学
后来得知，“普化小学”是杭州佛教界办的一所“私立学校”，附近老百姓均习称之为昭庆寺小学，其正式校名为“私立普化小学”——“普化”者，可以有“普度众生”和“普及文化”的双重含义。本来，按中国的传统教育体制来分类，如佛教寺院所办，应该是区别于官办（公立）、民办（私立）的一所“寺学”学校。但当时昭庆寺已无僧侣，恐怕也无香火，应该不是寺院所办；是否当时由非公办组织的“杭州佛教会”借地办学也不得而知（公办的“杭州佛教协会”1956年才正式成立）。普化小学的源流沿革，我未能细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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