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近代英国人哈罗德·斯特普尔斯—史密斯的两本日记组成，第一本日记以大事记的形式，记录广州沙面自1859年成为英法租界起至1938年广州沦陷前为止的发展历程；第二本日记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1938年9月至10月广州沦陷前后所发生的历史细节，具有宝贵的历史文献价值。

哈罗德·斯特普尔斯-史密斯（Harold Staples-Smith，1878—1972），英国人，生于广州沙面，长年担任的哯洋行（Deacon & Co.）主要合伙人，同时兼任沙面英租界工部局主席或委员多年，既是当年广州地区外国人社群中公认的“老广州”，也是沙面发展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

总序 远来蕃客的广州记忆（王美怡）
序一（梅凯伦）
序二（程美宝）
译前序 沙面岛上的的洋行与哈罗德·斯特普尔斯-史密斯（麦胜文）
沙面发展要事日记（1859—1938年）
序言
广州花园基金
沙面的起源和1859—1938年的要事
基督教沙面堂
黄埔海员礼拜堂基金
附件
广州弃守前后沙面要事日记（1938年9月28日至1938年10月29日）
序言
日记
译后记（麦胜文）

序言
本书不是一本“广州历史
”，因为诸如由威廉·亨特（
William C. Hunter）撰写
的《广州番鬼录》（The
Fan Kwae at Canton），以
及《巴夏礼传》（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威
廉·希基回忆录》（The
Memoirs of William Hickey
）和其他饶有趣味的著名
鸿篇巨制，已经生动地描
述了不同国籍和宗教派别
的人们，早年在广州勇敢
面对生活的故事。1720—
1856年，中国政府仅允许
他们在被称为“商馆区”的地
方居住和通商。
在商馆区被一场发生于
1856年12月14—16日的大
火烧毁后，广州的大多数
外国居民迁移到了另外一
个地方。这个由巴夏礼
（Harry Parkes）爵士（当
时的巴夏礼先生）代表英
国女王陛下政府选定的地
点，作为取代原商馆区的
最佳选址，被划拨给外国
人居住。人们利用中国政
府的赔款，建造了沙面岛
（“沙面”的字面意思是“沙
子和脸面”）。
以下涉及广州事件的某
些信息，源自上述三部值
得信赖的巨著。关于沙面
英国租界区的事件细节，
则来源于现存的档案、文
字记录和信件。这些资料
经历了岁月的洗礼，逃过
了大名鼎鼎的小害虫白蚁
的侵蚀。
哈罗德·斯特普尔思-史
密斯

本书属于“西方文献中的近代广州”丛书，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本书是罕见的外国人记录沙面发展和失守前后时期的日记，书中大量资料汇总，生动的细节描写，为沙面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
本书首次翻译成中文，方便华语世界的读者和研究者们进行阅读和研究，对广州沙面历史的挖掘、研究的推进大有裨益。

译后记
身为土生土长的广州人
，我的主要业余爱好之一
，就是收藏关于1949年以
前广州的照片和明信片等
历史图像载体，并利用当
年公开发行的书籍、报刊
和地图等印刷品，以及友
人珍藏的日记和信函等私
人文字记录，来研究解读
这些珍贵历史图像背后鲜
为人知的故事。这项业余
爱好是我在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就读本科期间逐渐培
养起来的，我对它的坚持
迄今从未间断。
由于1949年以前的广州
历史图像多为西方人拍摄
，我本着“解铃还须系铃人”
的思路，着重研读当年西
方人笔下的相关描述，力
求不落俗套，从一个崭新
的视角讲述新颖有趣的广
州故事。自2013年起，我
曾多次应邀为公众主讲“百
年穿越，图说沙面”“西方人
眼_中的陈家祠”“海珠桥的
前世今生”“百年前的广州一
日游” “侦探式研究——浅
谈广州历史图像解读技巧
（1844—1949）”“瞬逝的
江心园林”等专题讲座，每
次都能收获积极的反响。
一个业余爱好者的研究心
得能够得到普遍认可，我
感到无比荣幸和欣慰。
在众多广州题材之中，
无论是图像还是文字，关
于沙面的史料可以说是最
丰富的。充足的研究材料
令我对沙面情有独钟，我
的首次专题讲座正是以沙
面为题而展开的。
2008年的一次机缘巧合
，令我结识了在沙面经商
多年、与我志趣相投的法
国人宁慎（Patrick Nicolas
）先生。衷心感谢宁慎先
生在沙面研究的道路上与
我结伴同行，不但时常与
我分享他最新发掘的沙面
历史图像，而且向我推荐
了由英国人哈罗德·斯特普
尔斯一史密斯先生于1938
年编著的《沙面发展要事
日记（1859--1938年）》
和《广州弃守前后沙面要
事日记（1938年9月28日
至1938年10月29日）》两
本描述沙面八十年发展历
程的珍贵图书，为我不断
深入认识沙面，打开了一
扇又一扇窗户。
在多方鼓励和帮助下，
我花了接近五年的业余时
间，断断续续地将这两本
书翻译成中文，并合编为
《沙面要事日记（1859—
1938）》，与国内读者分
享。在译本付梓之际，我
怀着感恩的心，向每一位
为成就本书而付出过努力
的朋友，致以由衷的谢意
。
感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所长王美怡女
士。虽然王美怡女士与我
素昧平生，但是她在了解
我的专业背景和业余爱好
之后，毅然提出将我对上
述两本图书的译稿纳入由
她主持的“西方文献中的近
代广州”译丛，使本书与国
内读者见面成为可能。在
合作过程中，王美怡女士
始终宽容我对文字的执拗
，体谅我在进度上的拖沓
，资助我从国外购买珍贵
的档案资料，给予我充分
的信任、尊重和支持。在
感谢王美怡女士的同时，
我也向举荐我的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副教授吴慕清女士表示感
谢。
感谢德国药学家康帆（
Michael Kaempfe）博士。
2009年，宁慎先生在其位
于沙面的办公楼内举办了
多场慈善露台咖啡会，我
和康帆博士就是在其中一
场活动上因缘际会的。与
宁慎先生和我一样，康帆
博士也是一名广州历史图
像业余研究者。不过，与
我们相比，他研究的时间
要长得多，造诣也要深得
多。在整个翻译过程中，
康帆博士依托其丰富的私
人珍藏，凭借其高超的互
联网信息搜索技能，源源
不断地向我输送了大量与
原著密切相关的扩展阅读
材料，帮助我切身体会原
著描述汐侍史场景。此外
，我们对原著中的一些细
节信息反复展≯“侦探式研
究”，从中分享新发现、探
讨新问题、推导新结论，
我由此获益良多。
感谢香港大学亚洲研究
中心荣誉研究员理查德·加
勒特（RichardJ．Garren）
先生。在认识理查德·加勒
特先生之前，我先是在
2008年与瓦莱丽．加勒特
（Valery M．Garrett）夫
人结缘，当时我们同为《
广州英文早报》特约撰稿
人。与丈夫一样，瓦莱丽
。加勒特夫人也是香港大
学亚洲研究中心荣誉研究
员，出版过多本关于中国
传统服饰的著作，是该领
域公认的权威学者。然而
，她最吸引我的作品。却
是2002年英国牛津大学出
版社为她出版的《天高皇
帝远：老广州的商人和官
员》（Haven is High，the
EmperfJr Far Away：
Merchants and Mandarins
of Old Canton）。这本专
著援引了大量珍贵的西方
图像和文献，娓娓道出广
州这座千年商都的历史沧
桑，堪称一部不落窠臼的
广州编年体史书。我们不
时通过电子邮件，彼此分
享关于广州历史图像的最
新研究心得。直到2011年
7月，给我回复电子邮件的
居然是理查德．加勒特先
生，我才得知瓦莱丽·加勒
特夫人不幸罹患重疾，已
经无法再与我正常沟通交
流了。早年毕业于英国剑
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理查德
．加勒特先生获悉我正在
执行的翻译项目之后，慷
慨地为我提供了极为重要
的语言帮助。每当我对原
著中较为复杂的叙述拿捏
不准的时候，他总会以浅
显的英语辅导我如何化繁
为简，指引我跨越了一个
又一个语言障碍。我们讨
论译文的往来电子邮件多
达数百封，这些电子邮件
有力地保障了我能在准确
理解原著的基础上进行翻
译。据悉，理查德·加勒特
先

广州花园基金
由于广州花园基金（Canton Garden Fund）出现在商馆区时期，而且这个名词将会在本书的后续内容中被频繁提及，因此，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历史起源，我认为应该还是很合适的。
1720年，康熙皇帝向13位广州商人颁发牌照，允许他们与外国人通商，前提是他们要担保这些外国人在中国的国土上行为检点，保证这些外国人会缴纳关税和其他税费。
这13位广州商人很快就在珠江边的陆地上建起了13家商馆。在人们的心目中，这片区域不属于广州市区，因为它超出了主城墙的范围。
这13家用于通商和居住的商馆所在地被中国人称为“十三行”，这批受到优待的广州商人被钦定为行商。行商们将商馆及其院子出租给不同的外国人。大清帝国的律例对这些外国人的日常生活做出了非常严格的限制，禁止他们越商馆区半步。
威廉·亨特的《广州番鬼录》中，就有关于那个时代生活的有趣描述。不过，为了使商馆区的位置和占地形象化，在这里可能有必要提及一下存留至今的某些地标，即十三行附近的街巷名称。
商馆区大概就在如今省港澳轮船公司码头的位置，不过稍稍深入陆地一点，因为当时的河岸还在如今大新公司大楼的后面。商馆区南面珠江，东临西濠涌；这条河涌在过去的十年间被填平，变成了现在的太平路。商馆区的东西边界相距大约1000英尺，北面的边界就是现在被称为中国银行街的十三行街，意思是13位行商的街道。 今天，在一条叫旗昌街的街道，还能找到两处旧商馆区时代的遗迹。旗昌街是一条位于大新公司大楼以东的巷子，以昔日美资旗昌洋行（Messrs．Russell & Co．）的中文商号“旗昌”命名，这个商号如今已经被新旗昌洋行（Messrs．Shewan Tomes & Co）所继承。还有源昌街。看着街上依然随处可见的各种家畜，人们唯一能够联想到的，就是那条著名的“肥猪巷（HogLane）了。
商馆前面原本是一块空地，挤满了最低端的中国流动小贩。直到1840年前后，外国商人们才用尖桩将他们商馆前面的空地部分围闭起来，并由两位美国男士将美国商馆与其南面珠江之间的土地布置成花园。在花园的创始人承担了大约两年维护花园的开销和麻烦以后，人们委派了一个委员会去管理花园，并在全体外国居民中募集专款，用于支付花园的维护费用。
随后，另一个花园出现在了英国商馆的前方。鉴于英国商馆及其花园所在的地皮，由一份英国女王名下的租契所拥有，这个花园因此被称为“女王花园（Queen’s Garden）”。为做区分，稍早建立的花园根据其起源史实，被称为“美国花园（American Garden）”。
美国花园和女王花园被肥猪巷这条历史上著名的中国街道所分隔。人们在经历了不少麻烦以后，获得了这条巷子的实际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将肥猪巷迁离，把两个花园合二为一，由一个委员会法行管理，开销由全体外国居民支付。尽管两个花园已经合并，但江在传统上仍然得留了每爿i的-独有名称。合并后的花园占地不大，是那个年代商馆箧里的外国居民进行娱乐和锻炼的唯一场所。在始于1856年的战争①期间，商馆区的花园和全部建筑物被一场发生于1856年12月14-16日的大火所烧毁。当一些外国人于185811年1月返回广州的时候，他们几乎找不到一丝花园的痕迹。在瓦砾堆0中依稀可辨的一段灰泥小径，就是这个昔日广州公共花园的唯一遗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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