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西化东渐，洪波激荡。几代文人学者，忧国匡救，以其卓识奇才，筚路蓝缕，扶危继绝，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中华文化，凝聚一身，沉浮毁誉，难累其心，独立不惧，孤往不悔。时运交移，俯仰百变，泰半已为归人，隐入苍莽青史，硕果仅存者，亦臻耄耋期颐。吾辈祀之以国殇，奉之为国士，高山仰止，永怀不敢或忘。《百年国士(风号大树中天立)》就选了这些名人的成长史，以自述，亲人、友人的回忆及对他们的专访的形式来编辑成了现在这样一本书。
因此，您可以在王大鹏编著的《百年国士(风号大树中天立)》中更加了解这些奇才他们的一生。

王大鹏，1937年9月生，河北献县人。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鲁迅（1881—1936年）
鲁迅先生的母亲谈鲁迅先生 俞芳
最后的一天景宋
同鲁迅先生最后的晤谈许钦文
悼鲁迅林语堂
回忆鲁迅郁达夫
怀念鲁迅先生 巴金
马一浮（1883—1967年）
陋巷丰子恺
马一浮 张中行
苏曼殊（1884—1918年）
亡兄苏曼殊的身世
——致罗孝明先生长函 苏惠珊
亦诗亦画话曼殊 柳无忌 刘昭明译
一代奇才苏曼殊香港侧记刘小清
熊十力（1885—1968年）
有关熊十力先生生平的只鳞片爪 徐复观
在熊十力先生追念会上的讲话 牟宗三
熊十力杂忆钱穆
怀念熊十力先生冯友兰
熊十力 张中行
熊十力二三事王元化
沈兼士（1887—1947年）
敬怀沈兼士先生公孙嬿
记恩师沈兼士先生 张秀亚
怀念尊敬的恩师沈兼士先生 周祖谟
李大钊（188-1927年）
《守常全集》题记鲁迅
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高一涵
忆守常 张申府
回忆李大钊先生 梁漱溟
陈寅恪（189-1969年）
王观堂先生挽词序 陈寅恪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陈寅恪
回忆我家逃难前后
——记先父陈寅恪教授抗战前后教书生涯 陈流球
谈陈寅恪先生俞大维
忆陈寅恪先生劳斡
记陈寅恪先生 毛子水
怀念陈寅恪先生 冯友兰
回忆陈寅恪先生 季羡林
刘半农（1891-1934年）
回忆我们的父亲——刘半农先生 刘小蕙 刘育伦 刘育敦
忆刘半农君 鲁迅
半农纪念 周作人
刘半农 张中行
胡适(1891—1962年)
致鲁迅、周作人、陈源 胡适
胡适大博士郭沫若
最后的酒会——记一代学人胡适博士的死风舟
深夜怀友 叶公超
寒风凄雨哭大师 苏雪林
我当了四年的学徒胡颂平
胡适先生二三事 梁实秋
记胡适先生去世前的谈话片段 王志维
胡适杂忆钱穆
胡适与北京大学邓广铭口述苏敏整理
回忆中的胡适先生冰心
赵元任(1892—1982年)
和一个男青年(节选) 杨步伟
西天还有些儿彩霞——给爸爸朋友的一封信 赵如兰
回忆往事——纪念赵元任院士 杨时逢
赵元任夫妇二三事王东明
顾颉刚(1893—1980年)
《北京岁月》(节选) 顾颉刚
杂忆顾颉刚先生 吴锡泽
悼念颉刚 郭绍虞
梁漱溟(1893—1988年)
谨记先父梁漱溟 梁培恕
真正的人物唐君毅
梁漱溟杂忆钱穆
“仲尼燕居”——悼念梁漱溟先生(节选) 袁鸿寿
风号大树中天立——梁漱溟先生访问记 任华 驰方
吴 宓(1894—1978年)
最后的会面(节选) 吴学昭
吴宓先生 温源宁
回忆雨僧先生 季羡林
吴宓先生与钱钟书 杨绛
叶圣陶(1894—1988年)
过去随谈 叶圣陶
关于父亲 叶至诚
我所见的叶圣陶 朱自清
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 冰心
海棠花下——和叶老的末一次相见 冰心
怀念圣陶先生 吕叔湘
难忘怀的一杯酒 刘心武

“鲁迅先生的母亲——鲁太夫人——我和l一妹都跟着大姐姐们称呼她老人家为太师母，称呼鲁迅先生为大先生。
我从11岁见到太师母起，这位老人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大先生一家搬到砖塔胡同61号，和我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我们和太师母接近的机会就多起来了。待到西三条新屋建成，大先生一家搬到西三条以后，我们仍然常到他们家里去玩。1926年8月大先生离开北京到厦门、广州、上海等地工作，我们去看望太师母的次数更多了。……”这是来自王大鹏编著的《百年国士(风号大树中天立)》的节选部分。

回忆鲁迅
郁达夫
鲁迅作古的时候，我正漂流在福建。那一天晚上，刚在南台一家饭馆里吃晚饭，同席的有一位日本的新闻记者，一见面就问我，鲁迅逝世的电报，接到了没有?我听了，虽则大吃了一惊，但总以为同盟社造的谣。因为不久之前，我曾在上海会过他，我们还约好于秋天同去日本看红叶的。后来虽也听到他的病，但平时晓得他老有因为落夜而致伤风的习惯，所以，总觉得这消息是不可靠的误传。因为得了这一个消息之故，那一天晚上，不待终席，我就走了。同时，在那一夜里，福建报上，有一篇演讲稿子，也有改正的必要，所以从南台走回城里的时候，我就直上了报馆。
晚上1O点钟以后，正是报馆里最忙的时候，我一到报馆，与一位负责的编辑，只讲了几句话，就有位专编国内时事的记者，拿了中央社的电稿，来给我看了；电文却与那一位日本记者所说的一样，说是“著作家鲁迅，于昨晚在沪病故”了。
我于惊愕之余，就在那一张破稿纸上，写了几句电文：“上海申报转许景宋女士：骤闻鲁迅噩耗，未敢置信，万请节哀，余事面谈。”第二天的早晨，我就踏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轮船，奔回到了上海。
鲁迅的葬事，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他的葬仪，也可以说是民众对日人的一种示威运动。工人，学生，妇女团体，以前鲁迅生前的知友亲戚，和读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识的男男女女，参加行列的，总有一万人以上。
当时中国各地的民众正在热叫着对日开战，上海的知识分子，尤其十孙夫人蔡先牛等旧日自由大同盟的诸位先生，提倡得更加激烈，而鲁迅适当这一个时候去世了，他平时，也是主张对日抗战的，所以民众对于鲁迅的死，就拿来当作了一个非抗战不可的象征；换句话说，就是在把鲁迅的死，看作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具体事件之一。在这个时候，在这一种情绪下的全国民众，对鲁迅的哀悼之情，自然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当时全国所出的刊物，无论哪一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上，都充满了哀吊鲁迅的文字。
但我却偏有一种爱冷不感热的特别脾气，以为鲁迅的崇拜者，友人，同事，既有了这许多追悼他的文字与著作，那我这一个渺乎其小的同时代者，正可以不必马上就去铺张些我与鲁迅的关系。在这一个热闹关头，我就是写十万百万字的哀悼鲁迅的文章，于鲁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于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个证明。因此，我只在《文学》月刊上，写了几句哀悼的话，此外就一字也不提，一直沉默到了现在。
现在哩!鲁迅的《全集》，已经出版了；而全国民众，正在一个绝大的危难底下抖擞。在这伟大的民族受难期间，大家似乎对鲁迅个人的伤悼情绪，减少了些了，我却想来利用余闲，写一点关于鲁迅的回忆。若有人因看了这回忆之故，而去多读一次鲁迅的集子，那就是我对于故人的报答，也就是我所以要写这些断片的本望。
廿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汉寿。
和鲁迅第一次的见面，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对于时日地点，以及人的姓名之类的记忆力，异常的薄弱，人非要遇见至五六次以上，才得将一个人的名氏和一个人的面貌连合起来，记在心里——-f旦地方却记得是在北平西城的砖塔儿胡同一间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里。因为记得那一天天气很阴沉，所以一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学教书的那一年冬天，时间仿佛是在下午的三四点钟。若说起那一年的大事情来，却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锟贿选成功，做大总统的那一个冬天。
去看鲁迅，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情。他住的那一问房子，我却记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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