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鸟文学年选”丛书将锁定纯文学的佳作精品,以其独具的民间视野,爬梳整理着文学的年度精品。它恪守纯文学阵地,坚持编选的民间视角,逐年梳理,逐年集萃,自成风格。
选本在传统阅读的基础上,打开了文学的多元生存空间,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它更多的是参与其中,而不是以客观审视或居高临下的姿态亲近现实,它关注生活,靠近民众的阅读心理。因此,这套选本不奇异、不乖张、不空蒙、不小资,平实、亲切、生活、现场,就是它的特点。
本书为潘凯雄、王必胜主编的《2008中国最佳随笔(精)/太阳鸟文学年选》,是丛书之一。
太阳鸟文学年选,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发表于2008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潘凯雄、王必胜主编的《2008中国最佳随笔(精)/太阳鸟文学年选》,既关注文学的人性化震颤,又关注触动人类心灵的时代精神。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体察民众的阅读心理。
我相信他自叙的真实。因为连我自己也不曾意料到一部《大墙下的红玉兰》,在乍暖还寒的岁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记得小说问世之时,正是我结束了20年囚徒生活,回到京城的时刻——我于1979年1月6日乘夜车离开山西,1979年3月份小说在《收获》发表,如一石击水,掀起了惊涛骇浪。让我最为惊愕的是,一篇5万多字的中篇小说,竟然连接着社会的中枢神经。在当年的夏天,我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的一千多封来信(记得,上个世纪出访奥地利的日子,曾任军委文化部长的徐怀中同志,在奥地利的边城穆劳小镇告诉我,他在总政图书馆借阅当期《收获》的时候,排队排在第5名)。信件中的绝大多数,是赞誉作品对生活的赤诚和作者的勇气的;但也有少数信件,是指责我“意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使我陷入了惊喜和心悸两种迥然不同的境地之中。
《收获》编辑部的编辑告诉我,他们刚刚复刊不久,刊登《大墙》这期刊物,从开印时的万册左右,后来飙升到了几十万册,尽管如此,还是脱销,因而需要不断加印。这是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收获》从没有过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刊物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人写信指责编辑部给反党小说开绿灯。一时之间,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记得,当时我曾对好友刘绍棠说过:我已作好重回劳改队的精神准备。若干年后,我把这个历史阶段心绪上的潮起潮落,几乎已然淡忘了—但是因为家里装修房子,在搬运文稿时把一份当年让我心惊的文件重新找了出来。文件记载:我曾经所在的某省劳改单位,于1980年1月26日,在省劳改局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此会是专门为笔者这篇拙作召开的。发黄的纸页上,留下中国历史的拨乱反正时期,某些政法部门在当年的真实心态。他们除了上书中央有关部门,除在称谓上称我为“从犯”之外,还在这份材料上,留下如是的文字记录:“从犯所在过劳改农场,现有犯人七百多人,现在就有一百二十多人不认罪了。”言外之意,是受了小说的影响(服刑的犯人看不到小说,据说是从广播中听到小说的),开始反抗改造了……文件的后半部分,通过我这个案例,开始了对历史新时期“拨乱反正”政策的质疑。据该省一个劳改干部告诉我,当初曾管理我的一位狱政干部,为刊物发表这样的小说并在广播电台加以广播,而愤怒地流出了眼泪。
是的,连我自己也没想到一篇反映社会底层生活的小说,会掀起这么大的波澜。1979年第2期小说在《收获》杂志刊出后,《新华月报》第6期给予转载;1980年上影《电影创作》第6期,又把根据我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剧本发表不说,还被评为当年上影优秀的电影剧本。可以想象,尽管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已然在中国大地上涌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然确立;但在乍暖还寒的中国黎明,“两个凡是”的思潮还不愿在历史巨变中退位。因而,上影拍摄此片的愿望还是流产了。几年之后,当地一位当时的劳改干部来信告诉我:“……你知道吗,上影来看拍摄电影的外景地时,劳改农场的头头紧张死了,他们一方面杀猪招待导演和工作人员,一方面派人去盯他们的梢——目的只有一个,绝不能让电影在场里拍摄。老从同志,这一点你应当理解他们,‘文革’的历史暗夜刚刚过去,‘两个凡是’还像紧箍咒一样,锁着他们的心灵……”
这就是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文学处境的一幅真实写照。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雷厉风行的贯彻,不要说我的文学命运了,怕是真要回过头来再进大墙吃那“回头草”去了。不是吗?历经“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坛,虽然再也不是“八亿人民一浩然”的文化禁锢主义,但是要冲出过去的阴影,真是难而又难的事情。记得当时的《文艺报》拿出两期完整的篇幅,让文学界讨论小说《大墙》。之后,又给它戴上了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的头冠,我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算是恢复了正常的跳动。但无论怎么说,碍于当时的具体情况,上影虽然给我颁发了优秀电影剧本奖,但开拍却被当时对改革开放心存抵触的社会暗流给搅黄了。
我是写小说的,留下历史文字就可以了,对电影流产并没有在心理上留下过多的阴霾,但是当时的电影局局长石方禹却为此感伤不已。这次整理文稿和书信时,翻出他的两封来信,他除了对“中国左症”深恶痛绝之外,同时对我表示了深深的歉意,因为是他把我拉到上影去写剧本的;而在当时北影导演谢铁骊,已然表示北影愿意直接分镜头开拍小说——只不过是上海抢在北影之前,出于道义我只好婉谢了北影而去了上影,结果才演绎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
P10-11
即将过去的2008年无疑为作家们的书写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当我们重复着一年一度的散文随笔遴选工作时便强烈地感受到这一不同于以往年度的显著特色。
说到2008年,人们自然要提到汶川大地震、奥运……一类的大事突发事,这很正常。但我更愿意将对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列为这一年大事中的大事。如果没有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经济所带来的地覆天翻的巨变,很难设想我们今天还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也很难设想奥运会能在一个闭关锁国的地方举办。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毫不犹豫地将袁鹰与从维熙两位先生的大作置于本书之首,他们的文字都不算长。一则怀人,一则忆事,但却是改革开放大幕徐徐拉开之际的点点滴滴,将人们的思绪一下子带到那风云叱咤的岁月。至于这一年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其他大事突发事在入选的部分随笔篇什中都有角度不同的记载与感悟,这就使得这一年随笔选本的当代性更显突出。
文学尤其是随笔的书写关注现实,凸显当代性本是文学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现在又确有不少人的作品游离甚至不屑于此,在他们笔下现实的气息实在稀薄得可怜。我自然不会僵化到要求所有的作品都必须与现实相关,更不会简单地从题材上判断一部作品的优劣,但远离当代、无视现实成为一种写作的时尚也未必正常。现在我们不时可以听到对全民阅读下降的担忧乃至抱怨,但如果文学的写作完全无视大众关注的焦点而沉溺于一己之小忧乐、小情趣,民众又有什么理由关注你那所谓的文学呢?有感于此,在遴选这一年的随笔佳作时,当代性成了我看重的标准之一。
说完了当代性,还想就写作的真情实感加情智再饶舌几句。这本又是散文随笔写作的常识通识,可偏偏当下又确有不少的所谓散文随笔充满了矫情伪饰与枯燥,要么是大而空,要么是无病呻吟,要么是故作深刻,读来除了无味就是反酸或者干脆看不下去。凡此种种皆是我遴选作品时务必予以剔除的。
连续几年在遴选随笔时,总会选择一些说史或与阅读有关的作品。这既是近几年随笔写作中的一种时尚,也是随笔功能的一种扩充。通过这种轻便灵活的文体来传播历史知识、品读各类经典名作,比之于八股式的论文或许更有益于一般知识的普及,至少有了一个趣字,读来多了一番味道。
最后还要重复几句不得不重复的车轱辘话作为这篇小序的结束:首先,不敢说入选之随笔就是这一年度中的最佳,但至少是有特色;其次,许多作家对本书的成稿予以鼎力支持,对此我深表谢意;再次,少数入选作品之作家因本人孤陋寡闻,一时无法与之联系,又因不忍割爱,故在未先征得其同意就冒昧将其大作入选,在深表歉意之时,也请他们在见到本书后及时与出版社联系;最后,限于本人学识,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见谅。
是为序。
2008年岁末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