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从文化角度进行的论述也不在少数，而本书则从整体性文化的叙事铺陈开来，对大革命时期的旧制度、新文化、新公民等多个层面进行分析讨论，较为全面地解析了大革命的内在逻辑和基础架构，并基于文化视角提出了一些比较新颖的观点。
本书对于大革命的讨论具有的前沿性和思想性，不仅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更是在史学理论探讨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挖掘，进而能更加宏观和整体性地提出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方向，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张弛，1982年生，浙江湖州人。2012年于北京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2012年后任教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从事18世纪法国史研究。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英国朴茨茅斯大学、法国鲁昂大学访学。出版专著《法国革命恐怖统治的降临：1792~6月一9月》，另有译作多部，并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名篇．

导言
第一部分 政治体制
一 从国家中心到社会合作：法国绝对君主制研究路径及其转向
二 法国革命时期中央集权体制的废弃与重建
第二部分 政治语境
三 《法国古今政体论》析义：兼论18世纪法国政治激进主义的起源
四 法国革命时期的财产观念、政治权利与资产阶级的自我认同
第三部分 政治文化
五 谁是无套裤汉：身份意识与法国革命前后政治文化变迁探析
六 历史语境中的历史行为：以1792年法国国民公会选举为例
七 理解法国革命中的农民
第四部分 再评法国革命
八 “社会”的回归：近十年内国际学界法国大革命起源研究的转型
九 从起源争论到历史分析：欧美学界关于法国大革命恐怖研究述评
第五部分 历史与文化研究
十 从脱离到深嵌：威廉·休厄尔的文化概念
十一 年鉴学派的一种形象：一个“圈外人”提供的视角
十二 文化与实践
附录
帕森斯与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

本书收录的论文，大体
上完成于博士论文出版后
五年内。我在博士论文阶
段研究法国革命，之后关
注点转向了旧制度，不过
也只限于1715—1789年这
一阶段，未敢延伸到17世
纪，这主要是为了避免知
识缺漏。其实，也谈不上
研究，只能说是边读边学
。读书从来全凭兴趣。兴
趣固然是最好的老师，但
有时也会很盲目。而且，
研究和读书实在是两件不
同的事。研究有规范，有
门槛。读书则随性且惬意
。读很多，未必做得好研
究，因为多读书是做研究
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
条件。要做出系统的、扎
实的研究，必须要有目的
地、有计划地集中阅读，
要摒弃感情，限制兴趣，
克制激情，对原书的分析
持批评态度。对我这样一
位对书持有拜物教崇拜的
人来说，这是一件很痛苦
的事。随着年纪增长，对
现实关切加深，我意识到
，必须要放弃对这种拜物
教崇拜，需要带有一定现
实功用主义的立场进行思
考，而不是一味地畅游在
好奇中。好奇心尽管从未
丢失，对新知识永远怀着
孩童一样的热情，但是自
己知道，毕竟要有所节制
。本书其实就是这样一个
摸索、摇摆阶段的产物。
我试图从政治与文化、制
度和思想等几个方面，来
理解18世纪法国如何由绝
对君主制国家转变为现代
国家。所得很有限，思考
也小成熟，仅供批评。
本书第一部分是政治制
度史的研究，是我博士论
文研究问题的延伸。当时
决定研究1792年8月一10
月这段时期，只不过想要
理解，一个从事实上摆脱
了600年君主制（尽管尚未
在宪法上认可），但又没
有确立新政体的民族，在
短短六七周时间里，是如
何感受，如何行动的。博
士论文做了一些研究，很
浅薄，因为材料不够，也
因为对观念的转型了解不
足。另外，还需要考察制
度问题，所以，绝对君主
制的发展与创立及其在革
命时期经历的转型，是无
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写
完博士论文后，有一段时
间，我集中阅读了关于绝
对君主制的研究。考察这
个问题，还有着另一层考
虑，与读托克维尔的《旧
制度与大革命》有关。这
本书前几年在国内很热，
讨论很多。托克维尔的不
少观点，不仅影响了普通
读者，而且对学界理解旧
制度法国的历史也有不小
影响。毋庸置疑，《旧制
度与大革命》充满了洞见
，但是他在书中陈述的某
些历史事实，是否有代表
性？另外，又应当在什么
样的思想背景中理解他的
观点？这些问题一直困扰
着我。在研究革命恐怖统
治时，我发现托克维尔的
判断与历史不符的情况并
不少见。比如他认为就中
央集权的发展而言，大革
命是旧制度的延续。但实
际上，革命初期的情况很
特殊，民众反对督办官，
要求直接参与政府管理的
呼声很高。勒费弗尔在《
法国革命史》中一针见血
地指出：路易十六的臣民
所希望的与其说是掌握中
央政权，不如说是争取地
方自治。而且，这也得到
了制宪议会的认可。代表
们有他们自己的考虑，他
们对以国王为首的中央政
府始终不信任，所以下放
行政权，是利用民众监督
官员，利用地方监督中央
的手段。这一情况，同托
克维尔以及以弗雷为代表
的“修正派，，的观点大相
径庭。所以，如果上述理
解正确，那么有几个相关
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首
先，既然反对“专制最可怕
的代理人”在革命前就已经
成为普遍呼声，那么绝对
君主制在18世纪，尤其是
在18世纪后半叶到底经历
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过程
？其次，如果1789年的改
革废除了旧制度的中央集
权体制，那么该如何理解
革命时期新确立的体制，
这种体制与绝对君主制有
何区别？这是本书第一部
分的主旨。
……
《法国史学革命》一文
中出版于1990年。此时，
正值年鉴范式遭遇最严重
危机的时候。夏蒂埃在《
作为表象的世界》（这篇
文章发表于1988年）中把
这场危机称之为“社会科学
的整体危机”，是“全局性解
释体系”，瓦解的时刻。产
生危机的原因很多，从外
部来说，整个世界的政治
局势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
动荡。从学科内部来说，
布罗代尔去世后，年鉴学
派出现了碎化的现象，而
且社会史的理论范式也出
现了裂痕。在夏蒂埃看来
，种种裂痕不可能通过修
修补补加以弥合，80年代
末的危机预示着研究范式
的转型，类似的迹象在其
他学科中早所强调的三类
弃绝实质上就是对布罗代
尔的模式的背叛。“社会”不
能再被简单地范畴化，人
的分类不能再被视为收入
、职业的反映。新的研究
模式必须突出实践与社会
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
人们是借由他们的实践和
行动所创造的文化，才构
筑起身份认同的区分，这
一区分是不外在于人的，
而是人的实践的产物。夏
蒂埃的批评只是众多批评
中的一种。90年代以后，
随着“超越文化转向”。人文
科学的历史学转向”等修正
思潮的出现，再加上后现
代主义愈演愈烈的趋势，
人文学科的确进入了某种
类似“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的状态。各种理论范式纷
呈上演。究竟如何取代社
会史范式，众家或许尚未
达成共识。但是，有一个
迹象很明显，就是类似60
年代那种地方社会史的写
作模式越来越不常

随着年纪增长，对现实关切加深，作者意识到，必须要放弃对这种拜物教崇拜，需要带有一定现实功用主义的立场进行思考，而不是一味地畅游在好奇中。好奇心尽管从未丢失，对新知识永远怀着孩童一样的热情，但是自己知道，毕竟要有所节制。
本书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摸索、摇摆阶段的产物。作者试图从政治与文化、制度和思想等几个方面，来让读者们理解18世纪法国如何由绝对君主制国家转变为现代国家。

及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中心论”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当时，英美学界的研究尽管已经起步，而且涌现了不少经典之作，如沃尔夫研究的文艺复兴时代税收体系，马修斯研究的18世纪包税商，巴克斯特研究的中央国库，但大体上只能追随法国学者，无力挑战他们的权威。㈢而在当时，穆尼埃的影响很大，有一大批追随者，并借着经济社会史的势头，采用了计量等方法，对17世纪法国各地的民众骚乱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目的就是要证明绝对君主制扮演了维持稳定、重塑法国的进步角色。㈢比如皮洛尔热对普罗旺斯的研究以及贝尔塞对关于西南民众运动的统计，均表明地方叛乱在1660年之后明显衰退。穆尼埃的著作《绝对君主制下法国的制度(1598一1789)》是对这一批学术成果的总结。在此书中，他毫不掩饰历史叙述中的“国家中心论”立场：16一17世纪构建中的君主国家是现代化的最佳推进器，是理性化的最佳代表。
修正派的“社会合作论”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英美学界兴起的修正派，在新的经验石j究基础上，展开了针对“国家中心论”解释范式的全面反思与冲击。从整体学术史角度看，修正派的出现与“政治的回归”这一整体学才转向桴鼓相应。而从外部环境来看，西方社会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秸中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社会分化与对抗的日趋激烈，以及各类弱赘人群的抗议，都对制度史和政治史研究产生了影响，诸如此类的现象和问题都不是一个作为制度的国家概念所能涵盖的。①因此，修正派更留意社会内部不同的利益团体，更重视社会各构成群体之间的张力，他们认为“国家中心论”将绝对君主制的胜利看成是国家制服社会的结果，不过是一种由中央俯视地方的视角，只关注中央意愿，忽视这种意志如何落实到地方层面，也不顾及地方是如何回应中央等问题。所以，对应于上述进步史观下的“国家中心论”，修正派提出了。。社会合作论”。
在修正派阵营中，最有影响的当属贝克和凯特琳两人。他们同一年获得博士学位，都研究地方史，②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则完全不同。贝克是左派史家，崇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对波尔日涅夫、安德森等人的研究情有独钟。凯特琳则属保守派，奉穆尼埃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史家，而且关注政治精英。U两人的研究风格也有差别。贝克从事社会史研究，其代表作《17世纪法国的绝对主义与社会》关注朗格多克省三级会议管理与运作中的等级利益问题，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凯特琳研究传统的政治史，在《17世纪法国的庇护、掮客和委托人》中，她借用穆尼埃提出的团体忠诚概念，分析政治官僚体系上下级之间的朋党以及政治官僚上的恩庇现象。但两人的研究关心同一个问题，即与前朝相比，绝对君主制的统治何以更加成功。他们的回答从不同角度颠覆了“国家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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