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广东
一九九五年初夏，我终于下定决心，去了广东。
之所以去广东，除却“淘金”的因素，最大的诱惑，便是蓬勃兴起的打工潮带来的刺激。我曾经插过队，难忘的知青生活为我平凡的人生增添了一丝亮色。至少，我们这一代人，从知青生活中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吃苦。直到现在，我还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为此，生怕日后会产生诸如后悔之类的想法，就去补补打工这一课，去了广东。
最先是到达深圳，去民俗文化村找到铜仁的朋友李君。李君是两年前和我一起去深圳时找到这份工作的，那时，李君很希望我留在深圳和他一起打工，曾不厌其烦地劝说我。但当时，我没有丝毫外出的念头。
见我到来，李君很高兴，很热情。第二天，便陪我去深圳市内，去各种各样的人才交流中心、职业介绍所寻求工作。
那时的深圳，虽说各行各业都已经基本稳定，然而，每日每夜，总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蜂拥而入，带着各种美好的憧憬，来这里寻梦。他们都希望能借助这里的平台，让自己的生活跃上一新的高度。于是，各种职业介绍所也就应运而生。这些职业介绍所的程序都大同小异：填表，交钱，等候通知。经过两天的奔波后，虽说希望也大，但我感到疲乏了许多。我很不愿意这般无休止地等候下去，李君就说：“干脆，去大张的工厂先落下脚。日后再图发展。”我说行吧，便答应了。
大张是上海人，同济大学六七届毕业生，七十年代曾在铜仁工作过，和我一个工厂。因兴趣相同，我们交情甚好。改革开放后，大张先是调回上海，后来去了香港，凭着他的聪明才智，闯出了事业。九十年代初，便来到广东东莞办厂，只不过，头上戴了顶“外商”的桂冠。
我很快就拨通了香港长途，我才开口，大张就听出是我，两人都激动了一阵。便约定，第二天下午，在深圳火车站见面。
算一算，我们已经有十五年没见面了。
那时，我们虽说都在工厂做工，但我们有一共同爱好，就是喜欢文化活动。我喜爱编编剧本，写写歌词，大张则对音乐有着惊人的天赋。“文革”时，他曾是上海红卫兵管乐队的成员，小号吹得甚好。此外，他的男高音在铜仁，甚至在整个贵州省都有名气。
大张喜爱音乐，已到了如醉痴迷的程度。我俩曾一同去看过一场电影。第二天，他用手风琴拉了一段曲子给我听，问我是否能记起这曲子。我只觉有些耳熟，但怎么也想不起曲名。大张便说，就是昨天看的电影中的乐曲。
我们曾在当时很有名的工交宣传队一起共事好几年。我创作歌词，他作曲。现在想来，共同创作的曲目不下百首。遗憾的是，这些歌曲我们演出完便扔掉了，并未保存。这些曲目中，有许多精彩之作，甚至有一些还在铜仁流传过。一九七六年，为悼念周总理和毛主席逝世，我们曾创作过两组组歌。我记得，我们都是在一天时间内完成这艰巨的工程的。那时的我们，创作热情已到了疯狂的地步。今天我对音乐的爱好，就是那段岁月培养起来的。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来到深圳火车站，独自站立在广场中心。此时，太阳很大，南方的酷热没有丝毫含蓄。人们都急步匆匆，去候车大厅内躲避热浪，只有我，站在广场中心。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