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一元性
——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掀起“五四”运动，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旗帜，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当时世界舆论说：“睡狮醒了！”
德先生和赛先生
“五四”运动不断深化，提出了邀请“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位客座教授前来中国的建议。这个建议是“五四”运动的精髓。遗憾的是，“德先生”没有拿到“签证”，无法成行。“赛先生”一个人来了。他们二人原来是一对老搭档，长于合作演唱“二人转”。现在“赛先生”一个人前来，只能“一人转”了。一个人前来也好，比一个都不来好。可是，发生一个问题：怎样“接待”“赛先生”呢？接待问题是关键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前途。
“赛先生”出行不利，一到中国就遇到他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要求他脱下西装、穿上长袍，熟读“四书”，服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原则，也就是封建为体、技术为用，要他遵命办理他没有办理过的“朝廷企业”和“官僚工厂”。“赛先生”感到“水土不服”，头昏脑涨，得了“眩晕症”，久久不愈，时时发作。
“赛先生”到前苏联，受到“苏维埃式”的接待。先改造“赛先生”的思想，然后叫他创造无产阶级的“真科学”，废除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最有名的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的“米丘林生物学”和马克思主义的“马尔语言学”。前者是自然科学，后者是社会科学，二者同样披上了“阶级性”的红色外衣，来到中国。
50年代，中国向前苏联“一边倒”，建立了许许多多“米丘林小组”，听说有5万个。赫鲁晓夫一上台，一夜之间，全部烟消云散了。据说，“真科学”生产不出优良的玉米种子，每年要向“伪科学”购买大量的改良种子。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查看前苏联的《哲学辞典》，其中有洋洋洒洒的大文章“米丘林生物学”，说得头头是道。我又查看美国的《大英百科全书》。大失所望！其中没有“米丘林”的条文。只在“遗传学”条文中间找到一句话：“所谓米丘林遗传学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我如堕五里雾中！后来，我明白了：米丘林生物学是“哲学”！
新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6年)有“米丘林”的条文，上面说：“他的杂交理论经李森科发挥后，被前苏联政府采纳为官方的遗传科学，尽管几乎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拒绝接受这种理论。”原来，米丘林是一位朴素的园丁，他的“生物哲学”是李森科编造出来的。赫鲁晓夫时期，前苏联放弃了“生物哲学”，引进了“生物科学”，否定了生物学的阶级性，使它恢复“一元性”。从此，不是各个阶级有各自的“阶级生物学”，而是各个阶级都可以利用同一种“人类生物学”。前苏联和中国的生物学以及全部自然科学，都脱下了“阶级性”的外衣。
任何科学，都是全人类、长时间共同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颠扑不破的保存下来，是非难定的暂时存疑，不符实际的一概剔除。公开论证，公开实验，公开查核。知识在世界范围交流，不再有“一国的科学”、“一族的科学”、“一个集团的科学”。学派可以不同，科学总归是共同的、统一的、一元的。
神学、玄学和科学
人类的认识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神学阶段；(2)玄学阶段；(3)科学阶段。“神学”的特点是依靠“天命”，上帝的意志是不许“盘问”的。“玄学”的特点是重视“推理”，推理以预定的“教条”为出发点。“科学”的特点是重视“实证”，实证设有先决条件，可以反复“检验”，不设置“禁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识这一条原理，足以防止“从科学回到空想”的倒退。“唯一标准”就是“一元性”。科学的“真伪”分别，要用“实践”、“实验”、“实证”来测定，不服从“强权即公理”的指令。
以医学为例。医学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1)神学医；(2)玄学医：(3)科学医。“医学”古代称为“巫医”。“巫医”的治疗方法主要有：驱鬼、招魂、咒语、符篆、魔舞等。所有的民族在历史早期都有过大同小异的“巫医”，这是“神学医”。从“神学医”发展为“玄学医”。“神农尝百草而兴医学。”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医者意也”，这是中国的玄学医。希腊有“四体情说”(血痰怒忧)：“体情调和，身体健康”，这是希腊的玄学医。毛泽东比斯大林聪明，他提倡“中医”而没有给“西医”戴上“伪科学”的帽子。各民族原来都有各自的传统医学。印医、藏医、蒙医、中医，都是东方的有名传统医学。它们对人类的“科学医”都有过贡献。世界各地传统医学中的“有效成分”汇流成为人类的“科学医”以后，代替了各民族的“民族医学”。今天“中医”和“西医”并立，将来总有一天要合流。科学不分“中西”，科学是世界性的、一元性的。
天文学更明显地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1)天文神学；(2)天文玄学；(3)天文科学。古代的巴比伦、埃及、希腊、中国等，都有“占星术”。占星术把人类的“吉凶祸福”跟天文现象联系起来，利用日食、月食、新星、彗星、流星的出现，以及日、月、五星(水金火木土)的位置变化，占卜人事的吉凶和成败。这是“天文神学”。中国有“盖天说”、“浑天说”等宇宙观：“天似盖笠，地法覆盘，天地各中高外下”；“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这是中国的“天文玄学”。哥白尼的“日心说”，使天文学开始进入科学的大门。恩格斯把他的《天地运行论》比作“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观测手段日益进步，创造出望远镜、分光仪、射电技术、人造卫星，人类登上月球，发射宇宙飞船到各大行星做近距离观察，使天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呢？
“马尔语言学”跟“米丘林生物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米丘林生物学”是斯大林死后由赫鲁晓夫拨乱反正的。“马尔语言学”是斯大林生前亲自拨乱反正的。在接到许多“告状信”以后，斯大林不得不出来说话了：“语言没有阶级性”，由此引申出“语言学也没有阶级性”。“语言没有阶级性”是斯大林的伟大发明。语言学界额手称庆！
可是，语言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也没有阶级性吗？社会科学不是“阶级斗争的科学”吗？语言学“没有阶级性”，这是社会科学的一个“例外”呢，还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先例”呢？是“下不为例”呢，还是“以此为例”呢？这严重地困扰了前苏联和中国的思想界。
P158-164
周有光，生于1906年，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笔名，后来成为他的号。生于中国江苏常州，中国语言学家、文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作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曾任中美联合编审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出版中译本《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靠前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他的太太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沈从文是他的连襟。出版《百岁新稿》、《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周有光百岁口述》、《朝闻道集》和《晚年所思1》。
庞旸
这本书首版付梓出版的时候，大约正值周有光先生109岁生日。周老于108岁出版了皇皇十五卷的《文集》后，正式封笔。值此之际，将先生百岁前后所写的大量文化散文，精编出这样一个选粹本，以飨更广大的读者群，也算是完成了我的一个夙愿。
我与周有光先生年龄相差半个世纪，却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文革”大乱中，戏剧性地成为“五七干校”校友。当然，那时的我，一个“五七小童工”还不认识先生。与先生交往，拜先生为师是六年前的事。读先生百岁前后的文化论著，我感到眼前打开了一扇窗，一扇清楚地看历史、看人生、看世界的窗。以前困惑不解混沌不清的许多问题，在先生这儿找到了答案，整个人也变得通透豁达起来。于是，拨开忙忙碌碌世俗生活的烟尘，时不时来到先生的书案前，与先生对坐，听先生讲东讲西，成了我心灵的某种需求。
周老有句名言：“终身教育，百岁自学。”他85岁才从语言文字的专业领域退休，回到家中一间小书室中，每天大量阅读中英文书籍、报刊，将读后的文化思考写成一篇篇散文、随笔、杂文。百岁前后的十几年中，他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篇文章问世，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本文化散文集结集出版。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了“科学的一元性”、“双文化论”以及人类历史演进“三分法”等新的理论观点，理清了一些复杂的世纪难题，振聋发聩。
常有人来请先生题词，他题道：“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
当代思想文化界的学者、作家，以及对文化感兴趣的广大读者中，无论是老年、中年、青年，都有许多周有光的“粉丝”，深深服膺和敬佩着周老。这种现象，被称为“老年人燃烧，中年人取暖”。我还要加上一句：“青年人受益。”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不仅因为周老历经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有许多坎坷而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验；更因为他是学贯中西，打通各个学科的“通人”。他对历史、现实、文化问题的思考，不囿于一时一地、一族一派的窠臼，打破现实功利的羁绊，站在整个世界文明史发展的角度，所以他看得深，看得远，看得透彻。这些真知灼见，确实有助于当代中国人更好地“学”而“思”，更好地“从世界看国家”，更好地“了解过去”，“开创未来”。
一位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为何不在耄耋、百龄之年安享生活的回报。还要这么费心费力地学习、思考和写作呢？我认为这是优秀知识分子探求真理、探索真知的内驱力所使然，也是“历史进退，匹夫有责”的内心召唤所使然。他早已功成名就，这种努力学习、勤奋工作，早已远离现实的功利目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周老真真切切践行了圣人的话，而他的精神似乎也感动了上苍，使他拥有了令世人羡慕不已的健朗、长寿的人生。
先生的文章，还好在它的通俗平易。他曾对我说：“我的文章，中学生都能看懂。我是搞科普，专门的文章，用很普通的话来写。就是翻译外国的人名、地名，也不一定完全按照原文，要让老百姓看得懂。”写高头讲章，许多学者都能做得到；而像周老这样能用极为简单平实的语言，讲清非常深刻复杂道理的，却不多见。作为文字改革家，他躬亲实践了自己“语文大众化”的主张。因此读周老的文章，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轻松感，似乎一位睿智的长者在同你对面聊家常。“聊”过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在心智上不知不觉长进了不少。
但周老从不以青年导师自居。他不认为自己说的就是终极真理，总是鼓励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独立思考，欢迎对自己的文章提出质疑和批评。他说：“得到有益的批评，我心中十分高兴。如果招来谩骂，我要郑重感谢……在万马齐喑的时代，能听到刺耳的声音，那是真正的时代进步。”这是多么坦荡的胸怀——周老的文章给予我们的，首先还是高尚人格的熏陶。
这就是我接受百花文艺出版社徐福伟编辑之邀，为读者编这样一个选本的理由。这本书可以说是面向读者大众的一个更加通俗的选本，所选文章，基本囊括了周老文化散文短篇的精华。编排上，分为“文化(朝闻道)、思想(学而思)、生活(望窗外)、怀人(浪花情)”四个部分，每部分除个别篇章按内容连贯性排序外，基本上按写作、发表年月顺序排序。
本书出版，得到周老本人和他家人的大力支持、帮助。并请到邵燕祥先生撰写序言，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3年7月18日
从周有光一句话说起
邵燕祥
周有光先生有一句话，我一下就记住了：“孔子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今天应该说：登喜马拉雅山而小东亚，登月球而小地球。”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啊，这是什么样的高度，什么样的视野，什么样的胸怀！这也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有光先生一再提醒我们的，过去是从中国看世界，现在要学会从世界看中国；然则我们就不仅背靠身后的历史，而且面向开放的未来！
惭愧得很，对于像周有光先生这样从20世纪初至今硕果仅存的百岁老人，我竟是到他八九十岁之际才知其名的。今天，在他退出经济界实际运作和相关教学生涯近六十年之后，又在他卸下从事三十多年的语文工作职务近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我们从他近年出版的《朝闻道集》等著作中，看到了一个活跃在当代思想前沿的启蒙者的身影。我好像是被“倒逼”着去追溯他过去的足迹，他的生平，他怎样“在85岁那一年，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一间小书屋，看报、看书、写杂文”，他自己把这些“文化散文”、“思想随笔”统称为杂文，让我这个杂文作者得引为同道，感到莫大的鼓舞。而他经过超越其专业的阅读。谢绝了包括政协委员一类的社会活动。沉潜于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以至历史的书籍，又及时从互联网采集最新的信息，最后化为若干关系千万人命运重大问题上独具慧眼的观点。此中凝聚了这一位耄耋老人多少日夜的心血和思考！
这本书所收主要是老人百岁前后之作，而兼收的零篇作品，最早是1985年《美国归来话家常》、1987年《漫谈“西化”》，以及1989年初的《两访新加坡》和《科学的一元性一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从中已可看到后来一些观点的端倪。而先生最可贵的思想贡献则似主要见于20世纪90年代，直到21世纪初形成文思泉涌之势，多半首发于《群言》杂志，正是资深编辑叶稚珊女士主持编务的时候吧。我也是在那前后才于浏览有关周有光夫人张允和女士报道的同时。特别注意或日“发现”了周有光这一支健笔老而弥坚的锋芒。
老人在诙谐和调侃的《新陋室铭》里有句“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这该是朝阳门内后拐棒胡同居民楼的生活写实。在这里除了从邮递员接收的，也有老人亲自写信封邮寄发出的可贵的资讯。从权威的数据网上下载的，如各国GDP的实际情况、排序等，不断随着网上的更新而更新，他是真心与朋友共享的。当然，不止这些，他还会寄来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新作，征求意见。有光先生很看重一位热情的编辑庞旸女士对他文章的认真思考，曾把她写的介绍“双文化论”的网文下载寄我。我后来把就此写给周老的信，以《报周有光先生书》为题刊发在《文汇报·笔会》，加注介绍了先生有关的主要观点。现在我又应约给庞呖女士为百花文艺出版社选编的周老百岁前后重要短文代表作写序，深感这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文字缘、思想缘，是很使人欣慰的；或略不同于过去时代的“相濡以沫”，而借用古诗“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总是差可比拟的吧。周有光先生现在所拥有的“友声”中，我想“素不相识的朋友”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他曾有的老友，以及有缘谋面亲炙的后生朋友，而且还将会不断增加的吧。
周有光先生以他百年沧桑的亲历，以他中西贯通的识见，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基础上奠定顺天应人的乐观信念，是有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
老人虽已在今春封笔，但他馈赠给读者的十五卷文集，以及这一晚年之作的选本等。将把他对中国前途、人类前途坚定的乐观信念播撒世间。
2013年7月23日
精彩的人生如何打造？翻阅《百岁所思》一书，请倾听112岁的智慧老人周有光的人生箴言。
112岁的智慧老人周有光，跨越世纪的精彩人生。以百年沧桑的亲历、 中西贯通的识见，使我们眼前打开了一扇清楚地看历 史、看人生、看世界的窗，整个人生也变得通透豁达起来。
周有光是百岁人瑞，经历四个朝代，对历史有纵向对比。曾经留学国外，取得经济学位，又通晓国学，可以做横向对比，算得上学贯中西。从经济转行到文字改革，再转到人文领域，在几个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成就，视野开阔，思想开放，下笔豪放，无所顾忌。
《百岁所思》写作特点不以煽情为目标，不以文采取胜，而以思想见长，那种打通中外古今、纵横经济、文学、人文的气势和胸怀，非一般文人所能比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