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岁月匆匆》，心潮久久难以平复，作品中那些人物的音容笑貌，总是在脑海中盘旋而不离去。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自然与作者的生活经历及文学修养密不可分。作者出生于农村，在农村度过了童年，少年，到1971年高中毕业，又回到了农村，之后，务过农，当过大队支书。1974年，步入湖南师范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改革开放后，作者放下教鞭，汇入到下海经商的洪流中。天南地北到处跑，与各色各样的人物打交道，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生活，这些，都为创作《岁月匆匆》提供了灵感源泉。作者虽然学的是理工科，但自幼对文学的爱好从未间断，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尤其是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作品。从而为创作《岁月匆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流”。有了这种“源”“流”的结合，才有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岁月匆匆》的长篇小说。
小说，作为一种叙事写人的文学体裁，它运用语言艺术的各种表现方法，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的艺术安排，以及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人物、情节、环境构成了小说的三要素。它能多方位精雕细刻人物，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能从生活出发，表现出比现实生活更真实、更完整、更复杂、更激烈的矛盾冲突，从而使故事情节更引人入胜；能充分地、多方面地描绘人物活动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和自然环境。

王查田，湖南人，笔名老农。一九七二年入党，曾任大队党支书。七四年就读于湖南师大，任三班党支书。毕业后曾任技校、专科学校讲师，教研室主任，主讲物理、计算机应用等课程。

《岁月匆匆》：
欧本顺解放前的境况比鲁迅笔下的阿Q好不了多少，父母早亡，从小到大常遭人欺负。没有固定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稻便割稻，碾米便碾米。哪里有红白喜事，他也会不请自到，做些搬桌拿凳，杀猪放炮的杂事，这时他便能赚几天吃喝，好的人家还会给他几个铜板的红包。当然也有挨饿的时候，这时候顽皮的小孩也会耍他，手里拿个红薯，问：“本顺，吃饭了没？给你个红薯。”
他也只是斜眼看一下，说：“不要。”当小孩把红薯丢在地上哈哈地笑着跑了的时候，他会趁没人的时候很快地捡起地上的红薯放进兜里就走。
欧本顺的命运□□次转折是在一九五一年。那时，土改工作队刚进驻山坳村，他们借鉴其它地方土改工作的经验，也就是先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培养“土改根子”；再组织苦大仇深的农民开‘诉苦’会，营造声势：接下来便是组织阶级队伍，批斗地主。可是工作队发现用‘三步走’的方法在山坳这地方却不是很灵验。
村里有人认为这里的地主并不坏，在乡村与大家相处和谐，甚至有不少“土改”干部遭遇过村民的防范和冷淡，一些贫苦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干部在他家里吃住。
找不到“土改根子”，工作队员有时候就五六人挤在一家吃饭。那时候的工作队员都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不怕苦，不怕累。其中有一个叫李珍珍的年轻的女队员，住在一个讨饭的女人家里，这个女人叫王早花，她有一个小儿子，三人只能挤一个床铺。早上母子两人去讨饭，李珍珍去开会，回到家里便把讨来的饭菜，红薯等热了一起吃，李珍珍吃完饭后和王早花一起上山砍柴，建立阶级感情，动员她积极参加土改运动，几天后，李珍珍把衣服脱下来一看，衣服上有很多的虱子。就这样，贫也访了，苦也问了，好不容易组织了一场“诉苦会”。原先说好的三个诉苦的“土改根子”说什么都不肯发言。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人站起来，大喊了一声：“我要诉苦！”这个人就是欧本顺。
工作队的人很惊讶，因为欧本顺并不是“土改根子”，事先也没安排他上台诉苦。诉苦会上，齐刷刷的眼睛都看着欧本顺。只见他穿着那件掉了三粒扣子的破棉袄，踢踏着一双开了帮子的破布鞋，上了临时搭起的台子。还没说话，眼泪鼻滴就出来了。他抹把眼泪后说道：“我从小就死了爹娘，受人欺负，有一次我从大地主谷安邦家门前过，硬说我看了他家的媳妇，给我打了两耳光。还有一次他家里的狗咬了我，白咬了也就算了，后来他的狗不见了，说我打死了他的狗吃了。又打了我两耳光……”欧本顺说得很伤心，声泪俱下。
欧本顺一开了头，给其他几个“土改根子”壮了胆，便一个跟着一个都上台诉了苦。
贫苦农民通过“诉苦”确认了自己的阶级身份，激发出了他们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斗地主、分浮财欧本顺事事冲在前面，欧本顺成了土改积极分子。那时候土改工作队的队员中，有一个就是现在公社的刘书记，特别赏识欧本顺。土改工作结束后，刘书记留在山坳尊点，他给了欧本顺一支坏了又打不响的长枪，让欧本顺背着跟着他走家串户。从此后，欧本顺在山坳村似乎是个人物，那些以前正眼也不瞧他的人，现在见了他也得嘿嘿地陪着笑脸，敬上些上好的旱烟丝，虽然欧本顺并不吸烟。
……《岁月匆匆》：
欧本顺解放前的境况比鲁迅笔下的阿Q好不了多少，父母早亡，从小到大常遭人欺负。没有固定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稻便割稻，碾米便碾米。哪里有红白喜事，他也会不请自到，做些搬桌拿凳，杀猪放炮的杂事，这时他便能赚几天吃喝，好的人家还会给他几个铜板的红包。当然也有挨饿的时候，这时候顽皮的小孩也会耍他，手里拿个红薯，问：“本顺，吃饭了没？给你个红薯。”
他也只是斜眼看一下，说：“不要。”当小孩把红薯丢在地上哈哈地笑着跑了的时候，他会趁没人的时候很快地捡起地上的红薯放进兜里就走。
欧本顺的命运第一次转折是在一九五一年。那时，土改工作队刚进驻山坳村，他们借鉴其它地方土改工作的经验，也就是先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培养“土改根子”；再组织苦大仇深的农民开‘诉苦’会，营造声势：接下来便是组织阶级队伍，批斗地主。可是工作队发现用‘三步走’的方法在山坳这地方却不是很灵验。
村里有人认为这里的地主并不坏，在乡村与大家相处和谐，甚至有不少“土改”干部遭遇过村民的防范和冷淡，一些贫苦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干部在他家里吃住。
找不到“土改根子”，工作队员有时候就五六人挤在一家吃饭。那时候的工作队员都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不怕苦，不怕累。其中有一个叫李珍珍的年轻的女队员，住在一个讨饭的女人家里，这个女人叫王早花，她有一个小儿子，三人只能挤一个床铺。早上母子两人去讨饭，李珍珍去开会，回到家里便把讨来的饭菜，红薯等热了一起吃，李珍珍吃完饭后和王早花一起上山砍柴，建立阶级感情，动员她积极参加土改运动，几天后，李珍珍把衣服脱下来一看，衣服上有很多的虱子。就这样，贫也访了，苦也问了，好不容易组织了一场“诉苦会”。原先说好的三个诉苦的“土改根子”说什么都不肯发言。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人站起来，大喊了一声：“我要诉苦！”这个人就是欧本顺。
工作队的人很惊讶，因为欧本顺并不是“土改根子”，事先也没安排他上台诉苦。诉苦会上，齐刷刷的眼睛都看着欧本顺。只见他穿着那件掉了三粒扣子的破棉袄，踢踏着一双开了帮子的破布鞋，上了临时搭起的台子。还没说话，眼泪鼻滴就出来了。他抹把眼泪后说道：“我从小就死了爹娘，受人欺负，有一次我从大地主谷安邦家门前过，硬说我看了他家的媳妇，给我打了两耳光。还有一次他家里的狗咬了我，白咬了也就算了，后来他的狗不见了，说我打死了他的狗吃了。又打了我两耳光……”欧本顺说得很伤心，声泪俱下。
欧本顺一开了头，给其他几个“土改根子”壮了胆，便一个跟着一个都上台诉了苦。
贫苦农民通过“诉苦”确认了自己的阶级身份，激发出了他们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斗地主、分浮财欧本顺事事冲在前面，欧本顺成了土改积极分子。那时候土改工作队的队员中，有一个就是现在公社的刘书记，特别赏识欧本顺。土改工作结束后，刘书记留在山坳尊点，他给了欧本顺一支坏了又打不响的长枪，让欧本顺背着跟着他走家串户。从此后，欧本顺在山坳村似乎是个人物，那些以前正眼也不瞧他的人，现在见了他也得嘿嘿地陪着笑脸，敬上些上好的旱烟丝，虽然欧本顺并不吸烟。
……

小说，作为一种叙事写人的文学体裁，它运用语言艺术的各种表现方法，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的艺术安排，以及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人物、情节、环境构成了小说的三要素。它能多方位精雕细刻人物，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能从生活出发，表现出比现实生活更真实、更完整、更复杂、更激烈的矛盾冲突，从而使故事情节更引人入胜；能充分地、多方面地描绘人物活动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和自然环境。
《岁月匆匆》故事的精彩处处可见，哪怕是小小的插曲，都很有特色，令人回味。从这些故事的叙述和表达中，我们可以在这些平凡人物的身上看到劳动人民的本真、善良、美德。作者“从生活的散文中汲取生活的诗，用忠实地描绘这种生活来震撼人的心灵”（别林斯基）：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把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理性批判，较为完美地结合并有机地统一起来，通过人物形象的感染力使其思想意义蕴味无穷。作者通过常见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平中见奇，揭示了深刻重大的社会主题，做到了寓教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