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和残忍的迷人结合。艾丽芙·沙法克是过去
十年土耳其最好的作者。
——奥尔罕·帕慕克
一个扣人心弦、令人振奋、引人入胜，又充满悲
剧性的故事，审视古老的“名誉谋杀”习俗，并质疑
名誉准则的观念。沙法克用男性暴力、父权制、文化
僵化、羞耻和种族主义等主题来描述她笔下的人物所
处的复杂处境。
——《女士杂志》
沙法克的文学力量就像来自一个指挥疾风的精灵
。在这部犀利、想象力惊人、悬疑、神秘和洞察力敏
锐的小说中，沙法克在每一个转折处都揭示了压抑的
性别角色带来的毁灭性后果，还有移民的奋斗，以及
野蛮传统与追求自由和爱之间的分歧。
——《书单》
这让人想起《紫色》，因为它强烈地展现男性暴
力，它决心把自己的角色带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但沙
法克在精神、自信和魅力上更接近伊莎贝尔·阿连德
。沙法克对穆斯林文化的描绘，既有传统的，也有全
球化的，既有政治上的成熟，也给人希望。
——《卫报》

《名誉》无目录

埃斯玛
伦敦，1992年9月12日
我母亲去世了两次。我向自己保证，我不会让她的故事被遗忘，但我永远也找不到时间、意愿或勇气去写它。或者说，长久以来都没有。我想我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了。我已经到了更坦然面对自己的局限性和失败的年龄。但我必须讲述这个故事，哪怕只对一个人讲。我必须把它送到宇宙的某个角落，在那里它可以自由漂浮，慢慢远离尘世。这是我欠妈妈的。我必须在今年完成它。在他从监狱出来之前。
再过几个小时，我会把芝麻果仁糖①从炉架上取下，把它放在水槽边冷却，然后亲吻我的丈夫，假装没有注意到他眼中的忧虑。之后，我将带着我的双胞胎女儿(今年七岁，出生时相隔四分钟)出门，开车送她们去参加一个生日聚会。她们会在路上吵架，而这一次，我不会骂她们。她们好奇聚会上是不是会有小丑表演，或者，更好的是，有魔术师。
我说：“就像哈里·胡迪尼①那样的。”
“哈里谁？”
“她说，胡——迪尼，你这个傻瓜！”
“那是谁，妈妈？”
这会伤人。疼得像蜜蜂蜇的。表面上没什么，但里面灼热。我将会意识到，就像我以前在很多场合所做的那样，她们对家族史一无所知，因为我对她们说得太少了。等有一天，当她们准备好。等我准备好。
等我把两个女孩送到后，我会和其他已经到那的母亲聊一聊。我要提醒聚会的主人，我的一个女儿对坚果过敏，但是，因为双胞胎很难区分，所以最好留意一下她们俩，确保两人都不吃带坚果的食物，包括生日蛋糕。这对我的另一个女儿来说有点不公平，但这种事有时会发生在兄弟姐妹之间，我指不公平。
然后我回到我的车里，那是一辆红色的奥斯汀蒙特哥老爷车，我和我的丈夫轮流开。从伦敦到什鲁斯伯里的路程是三个半小时。我可能要在到伯明翰前停一下。我会把收音机开着——音乐，将有助于赶走幽灵。
有很多次我想杀了他。我已经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包括用枪、毒药，或者更好的是，一把弹簧刀——某种诗意的正义。我也想过原谅他，完全的，真心的。最后，我两方面都没有做到。
当我到达什鲁斯伯里时，我会把车停在火车站前面，走五分钟路到肮脏的监狱大楼。我在大街上踱来踱去，或靠在正门对面的墙上，等着他出来。我不知道这要花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他看到我后会有什么反应。我已经一年多没去看他了。我以前经常去，但随着他被释放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就没去了。
到点了，巨大的门会从里面打开，他会走出来。他凝视着阴暗的天空，在被监禁了十四年之后，他会不习惯看到头顶上这片广阔的天空。我想象他在目光下眨着眼，就像一个来自于黑暗的生物。在这段时间里，我将待在原地，数到十或一百或三千。我们不会拥抱。我们不会握手。相互点头，用小而奇怪的声音最简单地问好。一旦我们到达车站，他就会跳上车。我将会惊奇地发现他的运动能力。毕竟他还是个年轻人。
如果他想抽根烟，我不会反对，即使我讨厌烟味，我不让丈夫在车里或房子里抽烟。我们将开车穿过英国乡村，穿过宁静的草地和开阔的田野。他会打听我女儿的情况。我会告诉他她们很好，长得很快。他会微笑，尽管他对为人父母一点也不了解。然而，我什么都不会问他。
我会带一盒磁带在车上放。ABBA乐队①的精选集，都是我母亲在做饭、打扫或缝纫时经常哼唱的歌曲。“给我一个机会”，“妈妈咪呀”，“跳舞皇后”，“游戏的名字”……我敢肯定她会看着我们。母亲们死后不会去天堂。她们得到上帝的特别许可，可以在人间多待一会儿，照看她们的孩子，无论她们在短暂的生命中经历过什么。
回到伦敦，我们一到巴恩斯伯雷广场，我就会找一个停车位，对自己嘟哝。天会开始下雨——透明的小水滴。最后，我们会找到一个车位，折腾十一二次后我才勉强把车挤进去。我可以欺骗自己，我是一个好司机，虽然一直停不好车。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嘲笑我是个典型的女司机。他本来一度会这么做的。
P1-4

每年，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名誉谋杀可能高达5000起。
名誉，始终是女人头上的一把利刃！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从伊斯坦布尔到伦敦，从欧洲到阿布扎比，半个世纪间，作者以埃斯玛为线索，不断转换视角，让读者看到了不同的女人在历史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所扮演的各类社会角色，所遭受到的各种不同境遇。

埃斯玛的母亲彭贝死了两次。很多年后，她对母亲的死仍然无法释怀。在埃斯玛对母亲的追忆中，一片片记忆碎片连缀起来，还原出一个库尔德家庭女性世代命运的坎坷。
1945年，幼发拉底河附近的一个库尔德小村庄里，纳兹挣扎在难产濒死的边缘。她已经生了八个女儿，为了有一个儿子，她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她恳求接生婆为她剖腹，孩子刚出世，她便撒手人寰。然而，这次仍是女孩，几小时后，她的女儿也夭折了。在纳兹的众多女儿中，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彭贝和贾米拉。这对姐妹在幼时一心同体，然而两姐妹终究抵不住命运的捉弄，最后走上了全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成年后，贾米拉留在家乡成为助产师，彭贝则跟随她的土耳其丈夫阿德姆前往了伦敦。
彭贝与阿德姆移居伦敦后的生活并不如他们设想的美满。在传统与现代的边缘上游走，这个家庭的两代人在精神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裂：彭贝依然活在对往昔的回忆中；丈夫阿德姆纵情于赌场；他们的大女儿埃斯玛和小儿子尤努斯积极拥抱西方价值观；而大哥伊斯坎德尔的血液中流淌着原始的暴力和传统的价值观。无意中，当伊斯坎德尔发现母亲的婚外情后，他犯下了令他一辈子痛苦不堪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