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上下)(精)/经典译林》是俄国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其代表作，创作于1863—1869年。该作以1812年的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从1805到1820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以鲍尔康斯、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大贵族的经历为主线，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描写中把众多的事件和人物串联起来。作者将“战争”与“和平”的两种生活、两条线索交叉描写，构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壮阔史诗。《战争与和平》的基本主题是肯定这次战争中俄国人民正义的抵抗行动，赞扬俄国人民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和英雄主义。但作品的基调是宗教仁爱思想和人道主义，作家反对战争，对战争各方的受难并都给予了深切的同情。这部小说的诞生不仅代表了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成就高峰，也成为了俄国小说乃至整个俄国文学崛起的标杆。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和哲学家。托翁是一位多产作家，也是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非暴力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和教育改革家。托尔斯泰出身于名门贵族，享受着优越的家庭条件。他一岁半丧母，九岁丧父，由姑妈抚养长大。
托尔斯泰自幼就开始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但是他并不喜欢上流社会的生活，他将全部精力与情感寄托于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多描写俄国革命时期的人民的顽强抗争，因此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列宁曾称赞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一个地主的早晨》等。

第一卷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二卷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第三卷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卷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尾声
第一部
第二部
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
译后记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部不
朽的名著。它篇幅很大，洋洋洒洒一百二十万言；结构复
杂，几条叙事线索齐头并进，相互交错；人物众多，大批
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同时登场；内容丰富，反映了十九世
纪初叶俄国和西欧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涉及当时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下面将就这部小说的创作和出版过程
、体裁和结构、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人物形象和艺术特
点等方面作一简要的说明。
一
《战争与和平》创作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在
这之前，托尔斯泰曾打算写一部叫做《十二月党人》的小
说。六十年代初写成了几章，其中描绘了一八五六年从流
放地回来的十二月党人拉巴佐夫的形象，此人历经磨难，
仍保持着青年时代的锐气。后来托尔斯泰的创作构思发生
了变化。他在《战争与和平》前言的一个草稿里讲了构思
变化的过程，他说：“一八五六年我开始写一部具有一定
倾向的小说，主人公应是一个带着家眷回到俄国内地的十
二月党人。不知不觉地我从现代转到了一八二五年，转到
了我的主人公迷惘和不幸的时代，放弃了已写好的开头。
但是一八二五年我的主人公已是一个有了家室的成年人。
为了理解他，我需要转而研究他的青年时代，而他的青年
时代正好与一八一二年俄国的一个光荣时代相吻合。于是
我又一次抛弃了开了头的东西，决定从一八一二年写起…
…”接着他又说：“如果只写我们如何战胜波拿巴的法国
而不写我们的失败和耻辱，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下笔……
于是就从一八五六年回溯到了一八〇五年，打算领着我的
主人公（已不是一个，而是许多男女主人公）从这时起经
历一八〇五年、一八一二年、一八二五年和一八五六年的
历史事件。”
托尔斯泰于一八六三年动笔，从保存下来的手稿来看
，小说有过十五种开头。前四个开头从一八一一年写起，
接下来的两个开头改为从一八〇八年写起，到第七个开头
才把情节开始发生的时间挪到一八〇五年。而地点时而在
童山，时而在彼得堡，时而在莫斯科，时而又转回彼得堡
，只有第七个开头情节发生的地点在国外的奥尔米茨营地
。最后终于把开头的时间地点
定在一八〇五年七月彼得堡一个宫廷女官的客厅里。
经过艰苦的创作探索和反复的加工，托尔斯泰终于写出了
小说的第一部，它以《一八〇五年》为题发表在《俄罗斯
通报》一八六五年第一、二期上。接着该杂志一八六六年
第一—四期发表了第二部，这一部仍以《一八〇五年》为
题，不过加上了《战争》这一副标题。这时这部小说的名
称和整个构思尚未最后确定下来。
一八六六年五月托尔斯泰给费特写信说：“我希望在
一八六七年前结束我的小说，并以《万事大吉》为书名出
单行本……”在他这时为小说后面的部分所拟定的提纲里
，情节的发展与后来的定本有明显的不同，基本上是一个
否极泰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这与作者要把小说定
名为《万事大吉》的意图是吻合的。但是作者没有按时完
成他的计划，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写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
过程中对这场战争的性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这个主
题作了更深的开掘，原来的构思发生了变化。他重新审订
了已写成的部分并做了修改，放弃了原来的结尾，引进了
新的人物，加入了许多历史的和哲学的议论，描绘了人民
战争的更加宏伟的图景，对主人公的命运作了新的安排，
并且决定放弃《万事大吉》的书名，将小说定名为《战争
与和平》。从流传下来的文字材料来看，作者本人首次用
《战争与和平》作为书名是在一八六七年三月下旬，他在
给拉夫罗夫的信中宣布同意以《战争与和平》为书名排印
自己的书。到一八六七年底出版了小说的前三卷，开始排
印第四卷。一八六八年至一八六九年托尔斯泰写完了余下
的部分，全书六卷于一八六九年出齐，这就是小说的第一
版（一八六七—一八六九）。
八六八年十月出版了前四卷第二版，这次出版前托尔
斯泰亲自看了校样和作了修改。这四卷与一八六九年出版
的后两卷合在一起，成为整部小说的第二版（一八六八—
一八六九）。
列宁高度重视托尔斯泰的文学活动，连续发表了七篇
评论文章，对他的思想和创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评价。
根据高尔基的回忆，列宁喜欢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想读一读打猎的场面”。他曾说过，在托尔斯泰之前
“文学里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他称托尔斯泰为伟大
人物，是欧洲无人能同他并列的艺术家。
一八七八年，研究俄罗斯文学的英国学者威廉·罗尔
斯顿打算写一篇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大文章，写信给托
尔斯泰，希望他提供一些传记材料。托尔斯泰没有提供材
料，在回信里说：“我对自己是这样一个重要作家深表怀
疑，不相信我的生平不仅会使俄国读者，而且会使欧洲读
者感兴趣。”他还补充说：“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一百
年后是否还会有人读我的作品，或者过一百天这些作品就
会被忘掉，因此我不想处于可笑的地位。”
自从《战争与和平》问世以来，一百三十多年过去了
。现在完全可以告慰它的作者，他的这部作品不仅没有被
忘记，而且得到愈来愈多的人的喜爱。可以相信，它像世
界文学中其他不朽的名著一样，将会永远流传下去。

《战争与和平(上下)(精)/经典译林》展示出俄国历史转变时期社会面貌和人民精神状态的全景式、多层次的图画，即从战场上血与火的较量，青年贵族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广大人民群众高昂的爱国热忱，城市与乡村富有诗意的对比，都在人民为国战争的主题下统一起来，使它成为俄国一定阶段历史生活的客观缩影。无论是对相对独立的客观历史阶级的反映，还是小说史诗艺术形式的完美体现，《战争与和平》是“完成”了文学使命的。

大约四五年前，译林出版社约我翻译托尔斯泰的《战
争与和平》。我对这位伟大俄罗斯作家是十分崇敬的，对
他的创作也比较了解，喜欢读他的这部名著，因此就答应
了下来。经过几个寒暑的伏案工作，终于把它翻译完了。
现在回头一看，发现我这个“垂垂老矣”的人居然完成了
这么大的一个工程，自己也不免感到有些惊讶。
《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很早就传入我国，到目前为
止已有多种译本，其中凝结着几代翻译家的心血。我在接
受翻译的任务时有这样的想法：我是在前人所取得的成果
的基础上翻译这部作品的，应该有所前进，否则我的工作
将失去意义。我是一个俄罗斯文学研究工作者，应该发挥
自己的专业特长，充分利用所掌握的关于俄罗斯历史和文
学的知识，在全面深入研究作品的基础上进行翻译，使自
己的译本有新的特点。
首先我研究了《战争与和平》的出版过程，目的是为
了给自己未来的译本找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原文版本。起初
我曾想根据目前最全的《托尔斯泰全集(百岁纪念版)》(一
九二八一一九五八)的版本翻译，后来经过比较，发现它并
不理想(这一点我已在《译序》里作了说明)，便转而采用
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之交出版的《托尔斯泰文集(二十
二卷集)》的版本。这是到目前为止比较完备的版本。我的
新译本就是根据二十二卷集中的第四一七卷(一九七九一一
九八一)译出的。
其次，我在翻译过程中认真研读原文，碰到在理解上
拿不准的地方时，参阅了美国纽约一九三一年出版的康·
加尼特的英译本(可惜的是，未能找到毛德的译本)，力求
做到正确理解和忠实表达原文的意思，尽可能避免误译，
使自己的译本在译文的准确性方面比以往有所提高。与此
同时，阅读了俄罗斯学者的有关著作，查阅了大量材料，
写了《译序》，对这部小说作了全面的介绍和说明，并且
根据需要给小说的正文加了六百多个注释。这就使这个新
译本具有较强的学术性。
我们知道，《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史诗性的历史小说
。其中写了许多历史事件和大批历史人物。所加注释之中
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说明这些事件和介绍这些人物的。在
新译本中对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二百多个历史人物都一
一加了注。对某些历史地名也作了说明，这是因为将近两
百年来中欧和东欧各国的疆界和地名发生了不少变化。例
如，一八〇五年的所谓“三皇大战”的地点奥斯特利茨以
及一八〇七年俄法两国皇帝会晤和签订和约的蒂尔西特究
竟在何处，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经过查对，译本中注明
奥斯特利茨即今捷克的斯拉夫科夫，蒂尔西特就是现在俄
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苏维埃茨克。有的地名不同民族有不
同的叫法，例如现在的维尔纽斯当时德国人称为维尔纳，
波兰人称为维尔诺。小说中有时用这个地名，有时用那个
地名。译本中对此作了说明，以免读者误认为是两个地方
。
《战争与和平》里曾多处提到《圣经》里的人物和故
事，引用了其中的话，此外还有不少典故(例如引用了莫里
哀的《可笑的女才子》、《斯卡潘的诡计》和《乔治·当
丹，或受气的丈夫》中的名言以及伏尔泰等人的警句)，新
译本注明了这些引文的出处，以便读者查对。此外，对我
国读者可能不大熟悉的各种宗教节日、宗教仪式和民间习
俗也作了简要的说明。
小说中有少数细微之处人们在阅读时常常容易忽略，
已有的各种译本也未能将其指出。这次在翻译过程中注意
到了这些问题，经过研究和查找有关材料把它们解决了。
例如，小说一开头安娜·舍列尔在用法语说话时
把“Bonaparte”(“波拿巴”)说成“Buonaparte”。书
中不少上流社会人士也都这样称呼。经过研究了解
到“Buonaparte”是意大利语的发音，上流社会人士这样
称呼，是为了强调拿破仑是科西嘉人，包含轻蔑的意思，
于是便在小说中的人物比利宾提出要去掉拿破仑姓氏中的
“u”音时加了一个注来说明这一点。又如，小说中有两处
用了“莫斯科”一词，一处在第一卷第三部第十四章，另
一处在第三卷第二部第二十章，照字面译，怎么也觉得别
扭。经过查对，原来“莫斯科”一词在当年俄国军人嘴里
有特殊的含义。托尔斯泰曾在《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
托波尔》中说，在许多部队里军官们常常把士兵叫做“莫
斯科”，有时这个词还有“全国人民”、“全俄国”的意
思。新译本也在注释中对此作了说明。
在翻译过程中发现，小说在少数细节上有前后不相符
的地方。例如第一卷第一部末尾写到安德烈公爵在上战场
前玛丽娅公爵小姐送给他一个脸已发黑、穿着银袍的古色
古香的小圣像，后来当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受伤被俘被
抬走时身上挂的变成了金质小圣像。又如，安德烈公爵未
加入过共济会，而后来他对皮埃尔谈到他有共济会发给新
会员、让他们赠给心爱女人的手套。这显然是前后矛盾的
。此外，小说中巴兹杰耶夫、别格、布里安娜小姐、绍斯
太太等人物的名字或父名也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新译本
中都一一指出并加以说明。
译名的问题是这样处理的：著名的历史人

“怎么，我的公爵，热那亚和卢卡已是波拿巴家族的采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领地。我可要事先告诉您，如果您不对我说我们已在打仗了，如果您胆敢为这个敌基督(说实话，我相信他就是)的无耻行径和暴行辩护，那么我再也不认您这个人，您已不是我的朋友，您已不是您所说的我的忠实的奴仆了。哦，您好，您好。看来我把您吓着了，请您坐下来谈吧。”
一八〇五年七月，宫廷女官和太后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的亲信，赫赫有名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在迎接第一个来参加她家晚会的达官贵人瓦西里·库拉金公爵时，说了上面的这一段话。安娜·帕夫洛夫娜已咳嗽了好几天，她像她说的那样得的是流感(流感当时还是一个很少有人使用的新名词)。请柬是在上午由红衣听差分送出去的，在所有请柬上都写着同样的话：
假如您，伯爵(或公爵)，没有更好的安排，假如在一个可怜的病人家里度过一个夜晚不使您感到可怕，那么今晚七时至十时将非常高兴地在寒舍恭候光临。安妮特·舍列尔
“我的上帝，好厉害的攻击!”进了门的公爵丝毫也没有因受到这样的迎接而觉得不好意思，就这样回答道。他身着近臣穿的绣花官服，脚穿长统袜和半高勒皮鞋，佩戴着几枚星章，扁平的脸上带着愉快的表情。
他说的是我们的祖先不仅用来说话而且用来思维的文雅的法语，说话的语气温和，自信而又宽厚，只有长期置身于上流社会和宫廷之中的要人才用这种语气。他走到安娜·帕夫洛夫娜跟前，朝她俯下他那洒了香水和油光发亮的秃头，吻了吻她的手，就在沙发上坦然自若地坐下了。
“首先，亲爱的朋友，请您告诉我，您的身体如何?快说，好让我放心。”他声音和语气也不改变地说，从他彬彬有礼和表示关心的话里透露出一种冷漠甚至嘲弄的意味。
“当精神上感到难受时……身体怎么会好呢?难道现在有感情的人能安心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我想，您整个晚上都将待在我这儿吧?”
“可是英国公使的庆祝会怎么办呢?今天是星期三。我需要在那里露露面。”公爵说。“小女会来接我，送我去。”
“我原来以为今天的庆祝会取消了。我承认，我觉得所有这些庆祝会和放焰火都开始变得乏味极了。”
“要是人们知道您的这个想法，那么招待会就会取消。”公爵说道，他像上了弦的钟表一样，按照习惯说着连他自己也不想让别人相信的话。
“别折磨我了。您说说，关于诺沃西尔采夫的紧急报告作了什么决定。您是什么都知道的。”
“怎么对您说呢?”公爵用冷淡的、闷闷小乐的语气说。“作了什么决定?他们决定，既然波拿巴已破釜沉舟，我们似乎也准备这样做了。”
瓦西里公爵说话总是慢吞吞的，好像一个演员背旧剧本的台词似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则相反，尽管她已四十岁了，但是仍然充满活力，容易冲动。 热心人的名声使她获得了社会地位，有时，当她甚至不愿意这样的时候，为了不辜负认识她的人的期望，也只好继续做一个热心人。安娜·帕夫洛夫娜脸上总是挂着矜持的微笑，虽然这微笑与她姿色已衰的面容不相称，但是却说明她像宠坏了的孩子一样，经常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可爱的缺点，不过她不想、不能而且也不认为有必要去克服它。
谈论政治事件谈到一半，安娜·帕夫洛夫娜激动起来。
“咳，不要对我讲奥地利!我也许什么也不懂，但是我知道奥地利从来不愿意打仗，而且现在也不愿意打。它正在背叛我们。只有俄罗斯一个国家应成为欧洲的救星。我们的这位善人知道自己的崇高使命，并且将忠实地完成它。这就是我相信的一点。我们仁慈和完美的皇上将要在世界上担负起最伟大的任务，他是那么的善良和高尚，相信上帝会保佑他，他一定会完成杀死革命这条多头毒蛇的使命，而现在革命就以那个杀人凶手和恶棍为代表，变得更加可怕了。能够设法让那个正直的人的血不至于白流的，只有我们了。请问，我们能指靠谁呢?……只知道经商的英国不理解而且也无法理解亚历山大皇帝的整个高尚的心灵。它拒绝撤出马耳他。它想看一看，想知道我们的行动的用意。他们对诺沃西尔采夫说了些什么?什么也没有说。他们不理解、而且也无法理解我们皇上所作的自我牺牲，皇上一无所求，只希望天下太平。他们答应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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