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是一本历史人物传记，也是黄仁宇先生的回忆录。作者在书中追忆其平生经历与学术志业的奋斗过程：早年投笔从戎，壮年在美打工、求学、任教、著书立说；并阐明其历史观点的形成与演进，检讨中国近代革命和统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传递给我们他脱胎于悠久文化的"大历史观"。文字浅显明白，人事交融，前后穿引，既细腻又壮阔，风格独特。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曾于抗日战争时期辍学并加入国民党军队，1950年退伍后赴美求学于密歇根大学新闻系，后转入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9年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现代中国的历程》《黄河青山》等畅销书。

编者说明
本书和作者
第一部 自己的浴室
中国内陆
印度与缅甸
上海
第二部 我所付出的代价
普林斯顿，新泽西
安亚堡。密西根
密西根：更多的回忆
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
剑桥，麻省
剑桥，英国
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
新港，康涅狄格
纽约，纽约
译后记

本书和作者
黄仁宇还是青少年时，梦想成为拿破仑。数年后他发
现自己在蒋介石的军队中担任下级军官。他的士兵每月薪
饷十二元，但如果携带一挺轻机关枪投奔附近山头的土匪
，每人却能领到七千元。情势如此，黄仁宇无法成为军事
英雄也不足为奇了。
他之后去过印度及缅甸。在本书中，西方世界的读者
将有第一手机会了解，史迪威将军的美国幕僚群及中国野
战部队之间如何进行恶意竞争，而且是站在后者的角度观
察。我们的作者就在现场。
对日抗战胜利后，黄仁宇前往东北，见识到林彪的“
人海战术”。麦克阿瑟七十大寿时，黄仁宇代表蒋介石去
送礼：象征长寿的盆栽。但在下一趟的台北之行中，黄仁
宇和长官陆军中将朱世明却差一点被监禁，因为谣传朱受
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不过，直到今天，黄仁宇对蒋介石仍
然有一定的仰慕。他也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对毛泽东有一定
的敬重。
本书作者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州雷温乌兹要塞陆军参谋
大学(U．S．Army Staff College at Fort Leavenworth
，Kansas)，从国民党军队退伍后．到安亚堡(Ann Arbor)
做按日计酬的工作，一边攻读密西根大学的博士学位。三
十年来，他毫不问断地研究历史。他在数所重要学府做过
博士后研究，其中包括哈佛及剑桥。他还出版过数本著作
，发表无数的文章。他的《万历十五年》两度提名美国国
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 Awards)，已被译成中文，在中
国出版，法文、德文及日文译本即将问世。
在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方法上，黄仁宇博士不同于西
方大部分的学者。他认为，西方式的学院分工方式无法适
用于中国文化的综合研究，因此，西方观察家通常不是将
中国视为“白雪公主”，就是看成“老巫婆”。事实上，
中国两者都不是。为了独排众议，黄仁宇必须付出很高的
代价。
中国出了什么问题?黄仁宇会告诉你，中国是“潜水艇
三明治”．上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层是
没有明显差异的农民。他在本书中解释，这是地理因素及
历史原因使然。至于补救之道．他建议“加强中间阶层”
，尊重农民阶级的财产权，因为到目前为止。后者都是看
各党派的脸色。
黄仁宇在中国大陆及台湾还有许多朋友，其中有些位
居高层。他劝他们从历史深处去探讨他们的问题所在。中
国人可能要像桥牌选手一样，祭出高明的策略。
至于刻下东方与西方的冲突，本书敦促双方的公民停
止自认道德优越，转而接受事实，了解“两个不完美的系
统”都面对共通的“巨大数学问题”。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通常来自于目的论的见解，将历史解释成三个步骤的直线
发展：过去、现在及未来。这种干净利落只适用于受限的
视野或当地的事件。在“大历史”中，作者必须想象我们
生存在宇宙的螺旋之上。即使是伟大的领袖，也只能在弯
曲的小径施加小小的推力，其行动很少能配合其目的。重
大战争只是启动大规模的地缘政治趋势，使好战分子最初
的军事目的显得无关紧要。然而，即使如此，黄仁宇坚决
否认自己是目的论者或是哲学家。他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学
家，但不是理想派，而是实务派。他引用康德的话指出，
没有人可以自认了解“物自身”与“不可知”。但他也引
用普利茅茨殖民区(Pli—moth。Plantation in
Plymouth)及1862年的公地放领法案(Homestead Act)，
甚至在纽普兹(New Paltz)的休京拉移民(Huguenot．
settlers)，以说明他的观点。本书充满了趣闻轶事。
黄仁宇的文字有时接近于自白。他承认自己最初被教
导恨英国人，后来恨日本人，再后来是俄国人，但最后他
全部与他们为善。在所有的人士中，他将他目前的心平气
和归功于东北的俄国大使馆馆员．因为后者阻止他枪决一
名行窃的中国士兵。
本书究竟是一本规模非凡的自传，或是以外射螺旋格
式写出的第一本大历史，读者可以自行决定。毫无疑问的
是，作者传递给我们他脱胎于悠久文化的壮阔史观，即使
他对此文化不无批评之处。作者的文字浅显明白，就算毫
无背景的人也读得懂。也许就是因为如此．约翰·厄卜代
克(John Updike)才形容他的文笔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
特质。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是规模宏大的回忆录，从作者早年的从军经历，到壮年时期在美国打工、求学、无所不包，本书又是一部眼光非凡的“大历史”，检讨中国近代革命，统摄几千年中国历史进程；黄仁宇传递给我们他脱胎于悠久文化的壮阔史观，即便他对此文化不无批评之处。

看到黄仁宇用英文写的回忆录时，第一个反应是：“
翻译这本书的人好可怜。”外国人写中国东西也就罢了，
翻译成中文后就算洋腔洋调．反正是外国人嘛。但中国人
用英文写回忆录就不一样了，中文翻译流不流畅，一看便
知。
何况这个人叫做黄仁宇，是以《万历十五年》名扬海
内外的历史学家，有名到根本无需作任何介绍。读者已熟
知他的文笔及语调，如果换成一个后辈写的白话文(而且恐
怕还不是很通顺)，怎么看就怎么别扭。
没想到，后来我就成为这个可怜的人。黄仁宇的中英
文俱佳，对译者更是莫大的压力，有时不免想到：如果他
能自己用中文写回忆录就好了。
除了口气不像黄仁宇以外，翻译本书时碰到的最大困
难就是一大堆人名及组织名，找资料时才深刻体会到，何
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由于时间有限
，最后仍无法确定的人名只能以音译表示，对相关人士只
能说抱歉，并寄望方家指正，以后有机会再行修补。
本书所以能顺利出书，友人马耘居功厥伟。马耘年纪
轻轻，但仿佛像黄仁宇时代的人，对当时的人事、单位组
织及习惯用语了若指掌，简直是从中国现代史书中飘逸而
出的精灵。此外，友人杨惠君也查到若干人名，同样价值
连城。如果没有他们的热诚，本书绝对会贻笑大方。其他
朋友的关心、鼓励及协助，在此一并感谢。
在此也要感谢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所所长梁其姿教授的协助。联经出版社总编辑林载爵
在百忙之中，还抽空审阅本书的部分章节，显见对本书的
重视。纵使这一译本仍不尽理想，但仍希望成果不致辜负
他们的指导。
也希望这译本能对得起黄仁宇在天之灵。

中国内陆
在1945年末，我遇见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安的父亲曾经显赫于中国的外交领域，一家人曾经环游世界，兄弟姊妹在家中以英文及法文交谈。她家在前法国租界的西区，房子是西式风格，每一层楼都有浴室。在许多天的下午及黄昏时刻，我从第三方面军总部借出吉普车，停在她家门口。佣人会带我进到起居室，我就一直等，只听到走道中某处有座老式座钟发出的滴答声。安很少让我只等二十分钟。
我的浪漫情怀一开始就注定挫败。即使我的虚荣心再强，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但我要求见面时，她响应热切，有时我不去看她，她还会打电话问我是否安好。她派人送来“行行好，看在我的面上”、“让我们来完成一出悲喜剧”等等字条。还有一次，她甚至邀我参加家庭聚会。不过，她会以忧伤安抚的口吻对我说，“我好喜欢你啊”，也就是说，其中自有限度，我再努力也是徒劳，即使我当时并没有竞争对手。这样也好，因为如果她说，“让我们结婚吧，你最好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阮囊羞涩，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巅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已逐渐掉回原先的低点，甚至降得更低。我的新羊毛制服经过适当的熨烫后，勉强让我可以在上海的社交圈中走动。但除此以外，身为上尉的我，甚至负担不起一间套房。我的母亲、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庆的山间破屋中，甚至没有自来水可用，更不要说每一层都有浴室了。
二十七岁的我，是个没有职业的人。多年来我自认加入军队牺牲很大，其实也不算错。但同时军队也充当安全网。让我不必去思考个人的前途、婚姻、经济独立或职业。我深受教条洗脑，总觉得战争结束后，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现在战争结束了。我第一次有机会去面临横在眼前的问题。
战事于1937年爆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从军。但我的父亲劝我，他认为，没有宣战的战争，可能随时会被好战分子所终止。既然我才在南开大学念完一年的书，终止学业去从军相当不智，可能穿上军服后才发现战事已经告终。多么巧合啊!9月，教育部要南开、北大与清华——中国北部的三所著名学府，校园已被日军占领——合而为一，在我的故乡长沙成立“长沙临大”，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这真是奇妙的情势，战争把我的学校搬到我的家乡，我们一分钱都不用付。相反地，政府还负担我们的食宿。此外，政府还发给我们一件棉大衣以御寒。我听父亲的话，决定继续学业。
事实上，很少人在那个学期念到书，许多同学及教职员很晚才到长沙。等到一切安排妥当，靠近上海的大前方防线却已崩溃。12月。日军进入南京，长沙临大奉令再撤到昆明。负担起费用的人走海路．从香港及海丰到昆明的后方。同时走陆路的步行团也组织起来．两个月期间的食粮，由政府配给。
我没有签名加入任何一种方式，至少有一段时间算是终止大学学业。我从来没有想过，十四年后，我会在美国继续我的学业。我在1938年年初下了决定，父亲和我长谈了一次。如果我一定要去从军．他认为我应该去念军校，取得正式的军官职位。大规模的战争将是延长的战事，我必须想到远期的后果。战事如果拖延十年以上．对我会有何影响?我的父亲多么深谋远虑，不幸的是，他活得不够久，看不到他的许多预言成真。如果他活到抗战胜利，一定会给我更多的劝告，不过我也可能不会听。
但是在1938年年初时，我并没有和他争论很久。我们达成协议．我并没有被强逼去昆明，加入军队的决定也延迟了半年。到了夏天．情势应该比较明朗。如果到我二十岁生日时，战事仍然持续，我就可以依我自己的选择行事。我因此进入报界数个月，结识了廖沫沙。
1938年春天，我在长沙等待半年的缓冲期满，无事可做，毛遂自荐去《抗战日报》工作，以求换得食宿，他们也接纳了我。这是一份爱国报纸，社长是剧作家田汉。报纸是采半开大小的画报形式，所有报道都刊在一张纸上。事实上，田汉忙着其他的抗日活动，编辑工作落在廖沫沙身上，还有一些其他人也来帮忙。但是，有一段时间只有廖沫沙和我是全职工作，床就放在办公桌旁。当时我从未想过，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名人。他当然就是以“三家村”笔名写作的廖沫沙，和其他两位作家共用这个笔名，在北京的刊物上写专栏，不时讽刺极左派。毛泽东对他们翻脸时，三个人都在1966年下狱，毛泽东趁此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他两位作家就因此毁于“文化大革命”，只有廖沫沙幸存。至于田汉，在中国的地位就像美国的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或田纳西·威廉斯(1'ennessee williams)，也死于狱中。
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结识田汉及廖沫沙之前，他们已当了好几年的共产党员。不过对当时的我来说，不论知不知道，都没有多大差别。在战争开打的头一年，没有人在乎谁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当时的共产党员一派乐天，充满温情，和叛变压根儿扯不上任何关系。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和他们起争辩。他们会追着你到天涯海角．从戈壁沙漠跑到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