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德明，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生于天津，祖籍山东高唐。一九五一年夏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历任读者来信部编辑、文艺部副刊组组长、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鲁迅研究会理事。著名藏书家、作家。著有《南亚风情》《书边草》《书梦录》《书味集》《余时书话》《梦书怀人录》等，编有《十年一梦》《能不忆江南》《北京乎》《书衣百影》《插图拾翠》《孙犁书札》等二十余种。

没有想到我去看望巴金先生，与他闲谈，有一天还能
整理出一本小书来。
如果早存此念，当时的交谈一定会让我感到非常不自
然，而巴老又当如何呢？
凡是接触过巴老的人都知道，他的确不擅辞令，既没
有豪言壮语，也不会夸大和炫耀，只有诚恳和朴实。每次
访他归来，总觉得他那朴素的语言值得一记。积以时日，
所存的零章渐多，从一个侧面亦可以见到巴金的日常生活
和人格。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他应我所问，回答他早年有
关编书印书的情况，其间又涉及一些作家的逸事，或可为
研究巴金的人留下一点史料。
我很珍惜与巴老的晤谈，所记文字前后经历了近二十
年，其中有不慎失记，或有意略而不记的，却不敢有无中
生有的片言只字，自信没有辜负巴老对我的信任。限于南
北相隔，我不可能经常向他求教。我不想更无法随心所欲
地捏造出个巴金来。
至于巴老给我的几十封信，那当然是书面的交谈，更
可以让人直接感受到他的正直和善良。他在信中带给我的
友情，也绝不是我一个人应该独享的。
1991年4月12日，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最不高兴的
是被人当作‘名人’，仿佛很了不起，其实空无所有。好
像很受人尊敬，其实谁也不了解你。……”他的话恳挚可
信，我们应该理解他。我以为每一位真诚的作家都会有各
自的矛盾和寂寞，甚至痛苦。我还忘不了他几年前在信中
跟我说：“对您我想说的话很多……我的时间不多了。…
…”当时读到这里，不由我心头一颤！巴老一天也离不开
他的读者和朋友，我又何尝不想与他经常见面？我常有一
些琐事要向他诉说，哪怕是讲一句笑话，能使他轻轻一笑
我就很知足了。
我们都喜欢巴金，热爱巴金。
我们已经真正认识了巴金吗？
在我的面前，永远站立着一位坚强的老人！
1996年5月于北京

小引
第一场春雨
又是一个春雨天
安静的早晨
春天，在上海
夏日的访问
冬天的印象
一次盛会
在北京饭店
秋日漫话
雨天谈书
病房问答
再访病房
西子湖畔
又访西子
巴金与《夜未央》
《茵梦湖》的版本
费新我画《家》
巴金不是“旅行家”
茅盾·巴金·《烽火》
《无题》及其他.
《萧萧》与巴金佚简
巴金为冰心编书
批判巴金一例
可爱的小书
反法西斯的书
《书评研究》余话
巴金与曹禺的友情
“平明”书事
《家书》何罪？
《简·爱》跋语
关于徐成时——致《点滴》编者周立民
走近巴金
《十年一梦》增订本编后附记
巴金致姜德明书信（1977.9—1992.3）
1.“不能像十一二年前那样熬夜了”
2.“我的小说还是摆脱不了老调，又嫌长了些。”
3.“我的记忆力逐渐衰退，幸好感情未变，因此还想写小说，也想写散文。”
4.“纪念朱洗的文章总有一天会完成的”
5.“我打算写几篇散文，却一直没有时间动笔，我也着急啊！”
6.关于“文学丛刊”等书籍的封面设计
7.“《创作回忆录》我还要写下去。”
8.“我始终不知道我的文章给人大改了。”
9.“您需要什么书，不妨告诉我……”
10.“现在写文章，只是想做个总结，算一笔账，教育后代。”
11.“您喜欢书，我有些书送给您……”
12.关于编辑《烽火》的事
13.“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您感兴趣吗？”
14.“我们目前就需要创办一个这样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馆。”
15.“《序跋集》的设想是可行的。”
16.“文学资料馆的事还需要大力鼓吹”
17.“目前就是写字吃力……”
18.“我可以捐赠一部分书刊、资料和开办费。”
19.“关于茅公，我有许多话可写……”
20.“《序跋集》总算交了卷……”
21.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商标
22.关于发表《答井上靖先生》的事
23.关于选载《随想录》的事
24.关于选载巴金书简的事.
25.“这封信也是我的心里话啊!”
26.关于选编《随想录》选集的事
27.“集子的名字就依你用《十年一梦》吧。”
28.“我的文章通过您能够同广大读者见面，我应当感谢您。”
29.“《十年一梦》稿费请代捐文学馆”
30.“打算下月初回成都看看，不是‘游山玩水’，不过是向故乡告别……”
31.“我的译文也不见得高明，可能是借别人的酒杯盛自己的酒。”
32.“谁也想不到，我买进自己写的书，一本一本地寄赠外地的朋友，会多么困难，多么吃力!”
33.“我在和热浪搏斗，日子过得有意思。”
34.“我在上海几年脚不出户，能告诉我一点信息，或让我看到两本好书，您算是行了善。”
35.“……我去了一趟杭州，十八天，呼吸了新鲜空气……”
36.“托尔斯泰晚年的痛苦我现在了解了。”
37.“我并不悲观，现在在料理应当做好的一件一件事情。”
后记
增订版附记

巴金不是“旅行家”
1946年底，巴金编完了自著的散文集《旅途杂记》，在“前言”中说：“过去我印过一本《海行杂记》、一本《旅途随笔》和一本《旅途通讯》。有人因此称我为旅行家。其实我对旅行并无特殊爱好。我把一部分时间花费在旅途上，只是为了看看我那些散处各地的朋友，和体验一些人的生活。”看来称巴金为“旅行家”的人并无恶意，但也流露出对巴金写旅行记的不以为然，好像巴金只应该写长篇小说。
巴金没有接受“旅行家”这个称号，对于这四本“旅行的书”曾经分别作过说明。我是相信巴金那朴素和诚实的自白的。他写游记，不过是“求助于我的这管秃笔，让它老老实实地对朋友们讲几段我的生活的故事”。
《海行杂记》，原名《海行》，1932年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年轻的巴金决定远行法国：“时间是1927年1月和2月，那时，我还不曾开始写小说。我为我的两个哥哥写这本游记，使他们明白我怎样在海上度过了一些光阴，并且让他们也领略一些海行的趣味。”(见该书序言)
《旅途随笔》，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巴金在该书序言里说，他是靠着友情生活的。“我并不是因为喜欢‘名山大川’才开始旅行的，虽然我也很想知道各个地方人民的生活状况。”巴金明白地宣示了他游记的特点，并不是游山玩水。
《旅途通讯》，193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写于抗战初期：“是在死的黑影威胁下写成的。”“我不会说假话，这些信函便是明证。甚至敌机在我的头上盘旋，整个城市在焚烧的时候，我还感到友情的温暖。是这温暖给了我勇气，使我能够以平静的心境经历了信中描写的那些艰苦的日子。”(见该书序言)
《旅途杂记》，1946年上海万叶书店出版。作者在抗战中曾经流亡于广州、桂林、贵阳、重庆、成都等地，有些篇章仍写于炮火声中。巴金说：“我们亲眼看见了侵略者的败亡。我们并没有犯错误。我们且等着看火中凤凰的诞生吧。”(见该书前记)
在这四本游记中确实很少写自然风光，当然这也不能证明巴金是反对别人在游记中单纯写风景的，因为这也是读者的需要。多年来，也很少有人评论巴金的游记。1936年11月，阿英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海市集》，收右一篇《小记二章》。其中之一即评介1934年文坛上拙现的三本游记，标题即名“游记文学论”。三本游记为郁达夫的《屐痕处处》、巴金的《旅途随笔》、郑振铎的《欧行日记》。阿英的评论是：“这三种游记，从它的社会性上来估量，巴金的一部是较强的。伴着那个人游踪而存在的，不是自然的风物，而是社会的动态。如《农民的集会》《谈心会》《西班牙的梦》《亚丽安娜》都很现实地写出了现代的青年，现代的农村。《香港》《香港之夜》《机械的诗》则写了现代的都会；《游了佛国》《在普陀》《鸟的天堂》更是很美丽地描写了自然的风物。而《一千三百元》《一个女佣》更是告诉人们，人间产生了怎样的悲剧。在这册游记里，和其他的著作一样，存在着作者火一般的奔进热情，时代的生活影像，是表现着世界之动的游记著作。但人物的介绍，只有安那其青年，是他笔尖上最发展的人物。”30年代后期的阿英，出语平和，已少偏激之词。他可能是最早推崇巴金游记的人。
P91-93

作者姜德明通过与巴金交往闲谈的若干事，让我们得以看到一个不同以往作为文学大家被神话了的巴金，而且看到了一个在生活中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巴金。
《与巴金闲谈》从一个侧面可以见到巴金的日常生活和人格，而大部分是巴金回答作者有关编书印书的情况，其间又涉及一些作家的逸事，或可为研究巴金的人留下一点史料。

第一次见到巴金先生是在1965年的夏天，那时他刚从
上海到北京，要再次访问越南，住在东四的华侨饭店。
作为《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我曾经同他通过
信。在这以前我到过上海，却没有去拜访他，因为那时副
刊经常与他联系的是夏景凡兄。他们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就
认识了，后来景凡兄调到《新疆日报》工作，我才同巴金
先生开始联系。不用说，巴金的名字我在少年时代就已熟
悉，并且非常爱读他的作品，可以说凡是当时我能找到的
他的书，我都读过了。当年连沦陷区的国文课本上也选有
他的散文，我当时就背诵过他在《海行杂记》里写的《繁
星》，至今还记得最喜欢的那一段是：“我爱月夜，但我
也爱星天……”，并幻想他在轮船甲板上的样子。
见面之后，我发现他比我想象的略胖些，年轻些。读
过他的《激流三部曲》，后来又读了他的《第四病室》和
《寒夜》，书中的一些人物总给我留下非常痛苦的印象。
然而，他当时的兴致很高，计划要到越南去写东西，那时
他已经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散文集《贤良桥畔》。他
显得很有信心，身体也健康，这很快地就感染了我，我们
谈得非常愉快。
当时谈了些什么，我没有记录。但是，记得清楚的是
谈了书的事。巴金爱书，我也爱书。在这以前，为了书的
事我们还通过信：一次是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旧俄出版家
绥青写的回忆录《为书籍的一生》，我见到这本书以后立
刻写信告诉了巴金。因为作者除了写他出书的故事，还记
录了与同时代作家们的交往，我估计巴金会有兴趣；另一
次大约是1958年吧，巴金写信给景凡兄，让他在北京替他
找一本苏联人写的《19世纪俄国书籍插图史》。景凡兄知
道我常跑书店和旧书摊，便委托我办这件事。我跑了好多
次也没有完成任务。巴金对绥青的书果然有兴趣，他在信
中说事前不知道叶冬心翻译的这本书，马上要去书店里找
。
1963年，我们文艺部给报社出版社编了两本散文、报
告集：一本是国内题材的，骆宾基等人写的《春天的报告
》；一本是国际题材的，杨朔等人写的《赤道雪》。两本
书都是我经办的，因与巴金商量，收了他访问日本的散文
《倾吐不尽的感情》，他还赠我一册百花文艺出版社印的
同名的这本书。有趣的是，他的毛笔签名错题在封三前的
空白页上，可见他当时相当匆忙。
这次见面，我们谈到抗战后，他与茅盾合编的文艺刊
物《呐喊》和《烽火》。他对这两个小刊物有感情，可惜
手头连一本也没有保存下来。我说我只保存了几本上海时
期的刊物，广州时期的《烽火》一本也没见过。巴金说，
有一个陌生人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说是藏有广州时期的
《烽火》，有意出让，但索价奇昂，他考虑了一下，不愿
满足那个人的私欲，放弃了这个机会。这件小事也表现出
巴金的性格。
当然，我们谈了他到越南旅行的事，希望他给我们的
文艺副刊写稿。
到了1965年10月下旬，巴金才从越南回来。
第二年的夏天，可怕的“文革”来了。
再次见到他已是1978年3月。

作者姜德明通过与巴金交往闲谈的若干事，让我们看到一个生活中真实的巴金。
《与巴金闲谈》通过对巴金写书、编书详情的介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关心国家，热爱祖国，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爱国者；一个热爱文学、热爱写作的伟大作家。文章最后还收录了些巴金的书信原稿，让我们有幸能够更加直观地走进巴金这个伟大作家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