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冈荣志著的《我与中国40年》以一位外国人的角度，以独特的视角，来描述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经济、文化、对外交往等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书中描述了1978年以及现在的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街头场景以及人们的生活状况，还配有一些鲜活的照片，形象生动。40年来，由于工作的关系，作者不断往来于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在他的眼中，中国的发展变化如同正在上演的一部纪录片，他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史。

松冈荣志，东京学艺大学名誉教授、日中翻译文化教育协会会长。1951年生于日本静冈县滨松市。1971年考入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文学部，1975年起在东京大学大学院读硕士、博士，专攻中国古典文学、汉字信息处理、社会语言学等。1979年至2016年在东京学艺大学任教，担任教授、博导，并任一桥大学大学院兼任教授、博导。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10所大学客座教授，外文出版社日语顾问。1986年至1987年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担任主任助理、教授，2007年至2008年担任主任教授。主编《超级皇冠汉日辞典》《汉字海》等辞典和字典，曾撰写《在北京的街头》《日本的汉字·中国的汉字》《汉字·七个故事——中国文字改革100年》《历史书的文体》等书籍。译著有陈原的《语言与社会生活》、王瑶的《中古文学论集》，以及《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诗经》《宋词选》等。2000年获得美匡Unicode Bulldog Award。

第一章 北京的街头
第二章 离中国有多远——旅行的回忆（1978年）
第三章 北京的四季
第四章 奔波东西南北
第五章 中国纪行
后记

四十年的岁月稍纵即逝。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录悄无声息地变成了“记忆”
，并逐渐成为美丽的“回忆”。
第一次到中国旅行是在1978年，正好是四十年前。那
时眼中看到的风景，旅途中遇到的人，所有的一切都是那
么新奇和新鲜。喝中国茶、坐火车、坐上大巴车东摇西晃
、穿过香港、越过深圳边界上的小桥；途经广州、上海、
南昌、长沙；最后来到韶山的毛主席故居。
那之后又过了8年，也就是1986年，我因工作原因来到
北京。
那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专家几乎都住在友谊宾馆，
我和家人也在东南区的8334号房间里住了一年。三个孩子
中的两个都在附近的普通小学上学。那时我给从中国选拔
出来的年轻的大学日语教师们上翻译和语言对比研究的课
程，每周都在家开设研习课。参加研习课的一个学生对妻
子每次为大家准备的红茶和蛋糕无比地期待，据说时隔三
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他依然满是怀念之情。
2007年，我因工作原因再次长住友谊宾馆。这一次是
在二十年前曾任教的日本学研究中心担任日方主任。此时
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只有我和妻子两人住在友谊宾馆的
西南区，度过了一段安静悠闲的时光。每天的课程很少，
只是坐在主任教授的办公桌前在文件上签字，参加各种类
型的会议，然后发呆到下班。较之二十年前，这一次感到
特别遗憾的是没能和学生们有更多的接触。
不经意间，40年就这么过去了。自不用说，这期间每
年我都会带着学生到中国来研修旅行，又或是跟家人和朋
友们探访各地的名胜古迹。时常也会应出版社的约稿写一
些简短的散文。二十年前，我将当时写就的散文汇总后出
版了一本小小的散文集《在北京的街头》。本书的内容一
部分选自这本散文集中与中国相关的篇章，同时也选取了
一些写于更早之前的游记以及最近新写的散文。当然，这
些内容只不过是一位外国教师、一个外国旅行者眼中的一
些小事以及片段式的记录，但愿这些回忆能够有幸成为阅
读者牵动和复苏自身回忆的一个契机。
回忆总是美好和令人怀念的……
2018年1月8日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录悄无声息地变成了“记忆”，并逐渐成为美丽的“回忆”。
松冈荣志著的《我与中国40年》的内容一部分选自《在北京的街头》中与中国相关的篇章，同时也选取了一些写于更早之前的游记以及最近新写的散文。这些内容只不过是一位外国教师、一个外国旅行者眼中的一些小事以及片段式的记录。

2017年秋天，我在外文出版社的员工食堂餐厅里，和
几位编辑一边吃着午饭一边聊着天。
“松冈老师，您第一次来中国是在什么时候？”
“1978年，那次还去了毛主席出生的地方。”
“我们还没去过呢。”
“算下来明年就正好四十周年了。松冈老师，要不，
写一写您眼中的中国四十年吧。”
“是啊，已经四十年了……让我想一想。”
于是本书就诞生于这次偶然的闲聊。“我眼中的中国
四十年”（后来，书名改为《我与中国40年》）——对此
题目我是颇感兴趣的，但细细思量一番，却发现有一定的
难度。因为我所看到、所接触到的现代中国生活只不过是
一些片段，这是无可置疑的。因此，我就出版的意义听取
了好几位中国友人的意见，而让我倍感意外的是，大家都
饶有兴致地给予鼓励。
“松冈老师，您还别说，我们都不怎么记得那个年代
的事了。”
“如果看到那个时候的照片，一定会很感慨。”
“书里可以放您拍摄的照片和画的素描，还有那时的
火车票、门票。”
于是我从抽屉深处和箱底翻出了一张张尘封已久的文
稿、照片、票据和明信片等，并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排列
起来，当然也添加了一些最近写的游记。然后将这些资料
交给刘娟，由她来召集我的友人、学生以及她的朋友分担
了本书的中文翻译。共有以下7位参与了本书的翻译工作：
刘娟、林涛、盧尤、李秀云、范文、李青、梁艳。
在她们热情的支持下，翻译工作得以迅速完成，最后
由刘娟进行统稿。在此，我要对她们的辛勤工作致以谢忱
！
值此出版之际，我还要向外文出版社的胡开敏副总编
、曹晓娟副编审表达深深的谢意。最后，也要向跟随我到
各地旅行的朋友和学生们以及我的家人，特别是一直陪伴
在我身边的妻子表达发自内心的感谢。
松冈荣志
2018年8月2日写于东京西郊掬滴庐

出租车的今昔
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
出了北京师范大学东门往南走的这条大街，相对于其地理位置出乎意料的热闹。最近十多年，我到北京来出差时，大都住在位于大学东南角京师大厦里的酒店，这次出差也同样如此。而一有空闲，就会在附近溜达。
这会儿也是刚刚从酒店出来，在这附近转悠着。
汽车的噪音以及十字路口的混乱还是老样子。
啊！刚才真是危险！
站在人行横道边发呆的瞬间，一辆汽车从我面前飞驰而去，连刹车都没有踩。在这里不是行人优先，而是汽车优先。并且就算信号灯变红也是可以右转的，很早以前就是这样。行人过马路很多时候也不太依赖信号灯，基本上是“随波逐流”、责任自负。因为只要等到没车的时候，哪怕闯红灯，也能保证人身安全。
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几年，私家车数量剧增。与此同时，自行车和无轨电车也明显地变少了。最近政府又鼓励电动自行车的发展，但经常有突如其来的电动自行车从身边疾驰而过，让人吓出一身冷汗。
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汽车还很少，自行车和公交车是老百姓的代步工具。而出租车则是到了80年代中期才开始在大宾馆里作为专用车队出现的。1986年，我和家人来北京工作期间，长期居住的友谊宾馆也终于组建了“车队”，配备了十余辆全新的日本进口的日产Cedric（公爵）。因为很少有机会用出租车，“车队”组建很久之后，我才第一次坐上。初次乘坐的时候，总觉得车里有些古怪。明明是新车，车门内侧的几个零件还有点烟器却都没有了。
“师傅，这辆车明明是新车，为什么这几个零件都没有了？”
“那些呀，不知道是谁拿走了，也没有替换零件，我们拿到车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没事，一样地开。”
友谊宾馆的正门旁有一间调度室，负责调派用车，也兼做司机们的休息室，常常有好几个司机都在这里等着出车。我们对“调度”这个词很是“耿耿于怀”，常常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日语里“调度”这个词只有在做日常生活用品之意时使用。后来大街上的出租车突然多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调度室被拆除了，招牌也不见了踪影。
时光荏苒，我再次入住友谊宾馆。因要前往琉璃厂一趟，便在友谊宾馆的花园里凑巧拦下了一辆出租车，没想到竟然是以前友谊宾馆“车队”里的那辆出租车。
“师傅，好熟悉呀，这个车我记得，以前好像坐过。”
“对呀，这个就是以前车队的车。”
“可你看起来很年轻啊。”
“当然啦，因为以前是我爸爸在开。”
车还是原来的车，但是开的人已经是接班的下一代了。
“你父亲一定很爱惜这辆车。”
感动和佩服之下，我环视了车内一圈。车门上的零件、点烟器都安装回去了。车座也套上了纯白色的蕾丝座套，处处可见车主的用心。
那之后又过了十年，十年后的今天，那些充满时代感的出租车在北京的街头早已销声匿迹。漆成黄绿相间的出租车奔跑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与此同时，现在的北京街头，私家车经常挤得水泄不通，堵车也成了家常便饭。
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