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拉贝著的《拉贝日记》是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具有别人难以代替的特殊作用。
这部日记是对侵华日军制造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血泪控诉，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严重罪行的有力证词。

序
正文
附录：盟国肃清纳粹法庭复议庭认定拉贝为非纳粹分子的判决
出版后记
再版后记

60年前，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是日本法
西斯在中国所犯严重罪行之一，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惨痛
的一页。虽然日本当时当权者和以后当权者中的许多人竭
力否认有这样的惨案，企图隐瞒事实真相，但事实就是事
实，不断有身经这个惨案的人（包括当时的曰本军入）提
供了揭露惨案真相的材料。最近，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
教育出版社共同翻译出版了《拉贝日记》。这是当年在南
京的一名德国友人亲身目击南京大屠杀所作的真实记录。
在标志中国开始全面抗战的卢沟桥事变60周年的时候，这
部被长期尘封而又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资料首次出版面世
，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这本书的作者约翰·拉贝（John H.D.Rabe）于1882
年出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到中国，不久作为德国西门子
公司的雇员，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经商。拉贝和他的
家人在中国生活了将近30年，他的子女和外孙女均出生在
中国。他们与中国人民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他是一个虔诚
的基督教徒，对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处在内忧外患中的中国
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他和十
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
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和一些国际友
人在当时极其危险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四处奔走呼号，奋
不顾身地抗议和尽其所能地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
施暴。他们设立的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
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在他自己的住宅和小花园里，也挤
进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受到保护。他还在他的日记和其他
文字中记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暴
行。他在1938年4月回到德国以后，连续举行报告会，向德
国当局呈送书面报告，继续对日军在南京的罪恶进行揭露
。在受到德国警察盖世太保的讯问和警告之后，他仍然暗
暗地细心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有关资料，将这些历史记录留
给后人。
《拉贝日记》是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
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这部日记所记述的，都
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无人能
否认其可信度。在写作日记的同时，拉贝还精心保存了80
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对这些照片作了翔实的说明。这
些文字对中日交战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政治是非作了客观公
正的评价。拉贝的祖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日本的盟国
，他本人是德国纳粹党南京小组的负责人（代理）。这就
使他的记述具有别人难以代替的特殊作用。当然，由于拉
贝当时活动的范围主要在南京安全区内，又只是他个人和
他周围人的所见所闻，这部日记不可能对日军南京大屠杀
的全过程作出完整的系统的论断和估计。这是不可以苛求
的。尽管如此，《拉贝日记》仍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它是对侵华日军制造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血泪控诉，
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严重罪行的有力证词。
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恶性
发展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这些法西斯国家挑
起来的。战争中种种罕见的野蛮残暴行为，都是这些国家
的法西斯势力所制造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是
其中显著的事例。这种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主义，遭到全世
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包括许多具有资产阶级民主
传统的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即使是德意日这些国家
，也有数量众多的人是对法西斯不满和反对的。这样就形
成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凭借这个强大的统一
战线的力量最终取得打败德意日法西斯的胜利。拉贝作为
一个德国商人，甚至是一名纳粹党员，也还是以他的正义
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参与了反对日本法西斯暴行的斗
争，对中国人民给予了极其可贵的援助。中国人民永远不
会忘记这位可亲可敬的国际友人。拉贝这部日记的出版和
他的这些斗争事迹的传播，再一次向世人昭示了正义必将
战胜邪恶、文明必将战胜野蛮的历史真理。读者将从这部
历史资料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

《拉贝日记》是约翰·拉贝在战争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写成的，但它却一直躺在拉贝儿子住的阁楼里几十年，直到60年后的1997年才公布于世。它的出版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被公认为是近年来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它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无人能否定其可信度。它是对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血泪控诉，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所犯罪行的有力证词。
《拉贝日记》是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当时当地的第一手资料。它的记述，具有最大的客观公正性。它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记述了日军烧、杀、淫、掠等骇人听闻的暴行，而且指出日军暴行是违反国际法的，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地进行的。

《拉贝日记》尘封60年后于1997年首次出版，即在海
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该书先后获得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
第十一批全国优秀畅销书奖(社科类)、第十二届华东地区
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图书特等奖等许多奖项，深受广大读者
的喜爱。
12年后的今天，取材于拉贝这部战时日记的同名电影
在全世界隆重上映。应广大读者的强烈要求，我们将该书
进行修订后再版，以飨读者。
此次修订，在保留第一版译文的基础上，统一了西方
人士人名，订正了一些中国人名和地名，删除了几处不必
要的注释，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
2009年4月16日

我的战时日记
在那些狂轰滥炸的日子里，我和我的中国人坐在一个自己设计建造的防空洞里，它虽然不是绝对安全，但可以保护不受榴霰弹的炮火和炮弹碎片的伤害。在院子里还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我们在帆布上画了一面有字标记的德国国社党党旗。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警报中心。约在空袭20分钟～30分钟前就响起清脆的警报声，发出某种较短信号时，所有行人都要离开街道，一切交通都要停止。步行者全部躲进前面已经提到的各条街道上修筑的防空洞里，尽管有些防空洞相当简陋。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也是相当不舒服的！
9月21日
昨天（9月20日）通过德国大使馆传来上海日军司令官的消息，从今天（9月21日）中午起，将再次开始加强对南京的轰炸，因而告诫所有的外国人尽快离开南京。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及几个有军舰航行在扬子江下关段的较小国家的大使馆，通知他们的军舰离开现在的停泊处，转移到长江的上游或下游去，否则它们会因轰炸受到危害，日本对可能造成的损害概不负责。
结果是：英国和法国在其答复中声明，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他们军舰的停泊地点，假如英国和法国的财产受到损害或是英国和法国公民受到伤害的话，理所当然地要由日本负责；与此相反，美国大使则带着他的全体使馆人员登上了美国军舰＂吕宋＂号，打算按照日本人的建议行事。但事实上，＂吕宋＂号当时仍然停在下关原来的泊位上。可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榜样引起了他们的思考。（英雄精神会传染！）
德国的大使及其使馆全体人员今天上午9时做好了出发去上海的准备。许多美国人和德国人（例如施罗德博士、希尔施贝格大夫家的女士们和哈普罗公司的部分职员）据说同样记住了日本人的告诫，逃走了。
昨天夜里，我自己对这情况从各个方面作了充分的考虑。我从比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这里来不是出于冒险的兴趣，而首先是为了保护我的财产，为了代表西门子洋行的利益。当然洋行不会期待（也决不会这么做）我为洋行而被打死在这里。我绝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我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至今还无法跳越过去。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主人＂。如果他留下来，他们就忠实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这情况我以前在中国北方的战争中见到过）；如果他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仅会无人居住，而且有可能被人抢劫一空。撇开最后一点不说（尽管这会使人感到难受），迄今我还无法作出辜负人们对我寄予信任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在平时毫不起眼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信任，这怎能不令人感动）。我给了我的助手韩（湘琳）先生一笔预支款，使他能够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安全的济南去。他十分坦率地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您离开，我就跟您走！＂其他那些可怜的勤杂工绝大部分来自华北地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好。我多么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们和孩子们送走。我给了男人们一笔旅费，但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们当然很想回到华北去，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但那里也在打仗呀。于是他们更愿意跟随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而且应该逃走吗？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谁要是两只手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就会与我抱有同感。在我的潜意识里终究还有一个最后的、不是不重要的、但对我显得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使我坚持留在了这里。我是一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还当过短时间的地区小组副组长。在我对作为我客户的中国当局和各个部委进行商务拜访时，他们一再向我提出关于德国、关于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问题，我总是这么回答说：
是的——
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
我们是工人们的政府，
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
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穷人）。
诚然，我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讲的只是德国的工人们，而不是中国的工人们。可是中国人对此会怎样评价呢？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东道国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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