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出于统治，信史出于旁观；漫谈历史，出于冷成金。

最有意思的历史故事！无论秦砖还是汉瓦，无论儒家、道家，还是法家、兵家，作者以独特视野，全方位诠释权力体系的玄机，讲透历史台面下的势力较量，彻底颠覆你对传统历史的认知。风云流转，大浪淘沙，这部《三千年来谁著史》是最经得起沉淀的漫谈历史书。

不论“阴谋”还是“阳谋”，只要成大事、成好事，便是正谋

历史解读系列丛书《三千年来谁著史》是中国人民大学“四大名嘴”之首冷成金教授以智论史、以史说智的经典之作。

中华文明史孕育了无限丰富的智慧，是国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书中通过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历史典故和人物故事，向令人阐释了历史中的大智慧。

先秦时期的权谋游戏

两汉时期的生在法则

隋唐宋元时期的霸权博弈

明清时期的进退定律

仁义与阴谋

【引言】

中国人的统治经验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这是因为中国立国久远，且中国人又以“治人”为乐，所以每朝每代都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别的野史杂传且不说，单说所谓的官方正史《二十四史》，就够让一个聪明的读书人读一辈子了。举出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治人的精深独到之处都会令世人喟然慨叹。

其中固然不乏成功的历史经验，但中国人把“虚伪”二字运用得如此炉火纯青、妙到毫巅，不知能否算到成功的历史经验之列。不过，虚伪之术确实帮了统治者不少忙，为他们沽名钓誉、巩固权势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君王敢公然扯起反对仁义道德、崇尚虚伪奸诈的旗子，连被称为“奸雄”的曹操，也未敢贸然做皇帝，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已，他还是惧怕道德和正统舆论的力量。然而，封建统治者们却又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利益经常干一些道德败坏、残忍无情的事，于是，虚伪就成了他们的法宝，他们既不择手段地达到了目的，又树立了无可非议的道德形象。

【事典】

大概最早能够成功运用虚伪之术的是春秋时期的郑庄公。《春秋》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郑伯克段于鄢”，极其明确地确定了这件事在社会伦理方面的性质。郑伯，是指郑庄公；段是指郑庄公的胞弟共叔段：鄢是地名。在这句话里，最有学问的用字是“克”，本来君主杀臣下，用“征”、“伐”、“讨”、“诛”等字均可，唯有这“克”字，既表现了平等对敌又表现出高明的手段，郑庄公本可光明正大地讨伐他的弟弟，但他却阴设陷阱、沽名钓誉，其阴毒虚伪因一“克”字而跃然纸上了。《春秋》一书往往在记载历史事实的时候暗寓褒贬，在不露声色中给予褒扬和抨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

不过，在春秋时期，周朝以来的礼乐制度遭到了破坏，传统的道德也遭到了践踏，即所谓的“礼崩乐坏”。《春秋》作者创“春秋笔法”，试图挽狂澜于既倒，也可见其用心良苦。必须指出的是，“郑伯克段于鄢”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历史事件，也是《左传》中最为著名的篇章之一，由于《左传》细致传神的记载，这一历史事件就变得更加著名起来了。

郑庄公就是为幽王抵抗犬戎而战死的大将郑伯友的孙子，是带兵为父报仇、打退犬戎的郑武公掘突的儿子，可以说，庄公的爷爷和爸爸对周天王都有很大的功劳。郑庄公兄弟俩，自己的名字叫寤生，弟弟的名字叫段。寤生出生的时候难产，使母亲姜氏受惊，从此就不被喜欢，而段则长得一表人才，人也聪明，所以姜氏非常喜欢他。姜氏不断地在丈夫郑武公面前夸奖小儿子，希望将来把王位传给他。这样，寤生和母亲之间就有了隔阂。不过郑武公还算明白，没有同意姜氏的请求，最后还是把王位传给了大儿子。寤生继位，就是郑庄公，并接替父亲的职位，在周朝当了卿士。

姜氏看见自己的小儿子没有当上国君，心里很不舒服，就去为段要封地。姜氏很有心计，要求庄公把“制”这座城池封给段。庄公告诉姜氏，“制”是郑国最为险要的城池，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虢国的国君就死在那里，况且父亲说过，“制”这个地方谁也不能封。姜氏见说不过庄公，就又请求把京城封给段。京城在现在河南省的成皋县附近，对当时的郑国来说，也是一座比较重要的大城，所以庄公当时仍然犹豫不决。在姜氏的一再催促下，庄公才把京城封给了段。

在段要离开都城前往封地的时候，先向母亲告别，段倒是没有什么想法，但姜氏心里明白，这兄弟俩恐怕不会再融洽相处，迟早会火并。姜氏的感情倾向当然在小儿子段这一边，想提醒他早做准备。她对段说，庄公本不愿封他，只是在自己的一再要求下才把京城封给了他，虽然封了，但迟早会出事，一定要先操练好兵马，做好准备，有机会就来个里应外合，推翻庄公，让段继承王位。

段到了京城，称做京城太叔。段被封到京城，本来庄公的臣下就已经焦虑不安了，而段在京城的所作所为，就更让那些人惶恐。首先，太叔段紧锣密鼓地招兵买马，扩充军队，严加训练，并经常行军打猎；其次是大修城墙，既扩大又加高加厚。一天，郑庄公一位最重要的大臣祭仲对郑庄公说：“大城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三分之一；中等城镇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五分之一；小城镇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十分之一。这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可如今京城太叔扩大了他的城墙，使之远远超过了这一限制，那就很难控制了，这恐怕是国君不能忍受的。”郑庄公心里明白，可嘴上却说，太叔是为国家操练兵马，为国家建造防御工事，有什么不好？况且母亲要他这样做，自己就是想管也不好管呀！

还是大臣祭足耐不住性子。虽然大臣们私下里都说庄公器量大，为人厚道，但又都暗暗地替庄公着急，他们就公推祭足去劝说庄公。祭足对庄公说，姜氏是贪得无厌的，不如早早地定下主意，替她找个地方，安排一下。不要再让太叔的势力继续发展了，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恐怕就很难收拾了。蔓延的野草都很难铲除，何况是国君的宠弟呢？

郑庄公终于吐露了自己的心里话，他对祭足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意思是说不符合道义的事干多了必然会自取灭亡，您就安心地等着吧！这句话把郑庄公的性格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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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慧用生命来体味

据说，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时代，此言不虚。其实，不仅中国如此，外国也是一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日本的经济以神话般的速度起飞的时候，中国的智慧典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许多商人、企业家、政治家从中国传统智慧中汲取了营养，获取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在当代中国，应该说，传统智慧已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出版界掀起了一股介绍各种智谋韬略的“谋略热”，其来势之猛，真让人应接不暇。然而，几年下来，我们发现，这些所谓的谋略典籍的确有“诲盗”之嫌，因为它们往往只注重教人如何行权使术，却忘了教人如何做人。于是，传统智慧仿佛只剩下了赤裸裸的“术”，人也就随之变成了权谋和利益的动物。这远远背离了中国文化的实质，也不能让人有真正的智慧，不能助人成就真正的大业。

中国人似乎天生都是政治家，据说，政治的运作方式是“人治”，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治人”，于是，人人也就都成了谋略家了。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人的学问往往被理解成谋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话。有许多中国人不仅把自己的一生都花在谋划、算计别人上，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内耗，更为严重的是，谋划和算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早已上升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为人们所认同和称许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观。它已经不是一种“术”，而是中国人的人生之“道”，是中国人内在的处世哲学和难以改变的文化精神。一般所说的中国人善于“窝里斗”，就是由此而来的。

然而，中国的智慧究竟是怎样的呢？中国的智慧定型于春秋战国时期，而中国智慧中的道与术也定型于这个时期，从那时开始，就决定了中国智谋型文化的特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化巨人，如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孟子、孙子、荀子、韩非子等，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纵观上述主要学派，我们会发现，尽管各学派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地方甚至针锋相对，但有一点儿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些学派都非常关心政治，有的学派甚至其思想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在政治上。儒家要建立一个德化淳美的理想的王道乐土，是一个典型的为政治而建立的学派；即使是标榜最不关心世事的道家，“无为而治”也是它思想的重要侧面。“无为”的目的是什么？还是在于“治”，这“治”就是社会的安定，就是政治，所以，道家在骨子里还是没有忘怀现实政治。其他的几个学派也是一样，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和各自的角度来考察现实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尤其有意味的是，这些主要的学派不仅都非常关心政治，而且学派政治观更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治人”，都是从治人出发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治人就必须讲究方法，讲究方法就是智谋，就是谋略，就是权术。同时还必须看到的是，如果智谋在当时仅仅是作为一种具体的手段而存在的话，那么，这还不能完全形成智谋型的文化，而当时的实际情形是，智谋被系统化、社会化、规约化，被提升为一种牢不可破的社会制度性的规范和原则，不论是学者、帝王还是平民，都没有对这种规范和原则提出怀疑。即使是在当时最为愤激的道家，实际上也是用反对一般谋略的方式来推行自己更为深刻的政治—文化谋略。各种学派和文化都在智谋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纳入了谋略的范畴，成为智谋不同的组成部分。至此，中国的智谋型文化突破就形成了。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突破开始，中国的文化重镇是以帝王之学为恒久不变的中心的。这里不必列举那些以供“资治通鉴”之用的“经、史、子”类的典籍，就是在思想比较自由的“集”类典籍中，又何尝不是处处“载道”呢？各家的“治人”之术有显有隐，我们读《韩非子》，会感到惊心动魄，在数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有了这样发达的“治人”智慧，无怪乎它几乎成了数千年来封建帝王执政、“治人”的教材和手册，确实会令我们这些愚蠢的后人无颜面对先人；读《孙子兵法》我们会惊诧于我们的先人竟有那样的铁血理性；但读《论语》、《孟子》呢？难道看到的仅是温情脉脉吗？其实，那才是一种更深刻、更根本、更有效，当然也是更具合理性的“治人”学说。

然而，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但成大事者，古今未有。”纵观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不靠做人，只靠弄权而成功的人不得一见。无论是“圣人”还是小人，对于中国的智慧，如果一味地求其术而不求其道，最终会玩火自焚，这已为无数次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并且无一例外。

实际上，中国的智慧首先是道而不是术，也就是说，术只是道的表现形式，是道的实现方式，道则是术的根本，是术的决定因素。只要掌握了道，术就会无师自通，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兵家，他们都是正大光明的“阳谋”学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内谋谋圣，外谋谋智，都要求首先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然后才是智慧谋略。如果颠倒了这一关系，那就无论如何也弄不懂中国的智慧了。

因此，中国的智慧是学不来的，要用生命来体味！只有熔铸了自己的整个情感与生命，才能得到中国智慧的活的灵魂，才能用中国智慧建立起自己高大的人格和杰出的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