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第29册古代东方思想文化)(精)》由宋岘主编,本书是世纪相交之时,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对世界历史的独立理解,并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有中国特点的认识世界历史的体系。生活在当代的历史学家,如果不能把历史融化在当代之中,那他就不可能理解历史,写出历史感与时代感相结合的历史。同以往问世的《世界通史》相比,我们希望它有助于人们更准确地了解过去,清醒地认识现实,科学地展望未来。
本书采取专题与编年相结合的撰写体例,它的特点在于,强调以时间为纵线,点面结合;既有一定的时空涵盖面,又有重点专题上的学术深度,与教科书式的写法有别;与传统的世界通史性的著作相比,本课题的历史视野更加开阔,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使世界史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中国史是世界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与世界,将在本书中独立成卷,重点探讨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碰撞、交融及互动。
伊斯兰教是地中海东岸兴起的最后一个一神论的宗教体系。它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继承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思想,批判前两者对宇宙中唯一的上帝的尊崇和服从不够彻底。伊斯兰教用严格的戒律和礼节统一阿拉伯的部落社会,然后开始用军事和意识形态征服世界。阿拉伯人征服了很多在文化上远远超过他们的国家,在统治这些新领土时伊斯兰教的学者要解释《可兰经》的规定,要核实穆罕默德的圣训,要编纂法典作为行为规范和统治的指南。在征服埃及、伊朗等文明古国的土地之后,这些地区的语言文化进入伊斯兰教的宗教文献和帝国的哲学、科学、文学等世俗文化。伊斯兰教世界的科学和文化是中古欧亚非大陆最先进的文化之一,而且是欧洲迈向现代社会的桥梁。
《世界历史(第29册古代东方思想文化)(精)》由宋岘主编,《世界历史(第29册古代东方思想文化)(精)》可供读者阅读学习参考。
伊斯兰教是地中海东岸兴起的最后一个一神论的宗教体系。它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继承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思想,批判前两者对宇宙中唯一的上帝的尊崇和服从不够彻底。伊斯兰教用严格的戒律和礼节统一阿拉伯的部落社会,然后开始用军事和意识形态征服世界。阿拉伯人征服了很多在文化上远远超过他们的国家,在统治这些新领土时伊斯兰教的学者要解释《可兰经》的规定,要核实穆罕默德的圣训,要编纂法典作为行为规范和统治的指南。在征服埃及、伊朗等文明古国的土地之后,这些地区的语言文化进入伊斯兰教的宗教文献和帝国的哲学、科学、文学等世俗文化。伊斯兰教世界的科学和文化是中古欧亚非大陆最先进的文化之一,而且是欧洲迈向现代社会的桥梁。
二、古埃及的语言文字
古埃及语是亚非语系的一个独立分支,有4000年的历史(公元前3000一1300),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其发展过程的3/4时间里,即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世纪,它一直保持着最初那种表意与表音符号结合的形式,没有朝字母文字的方向发展。而且,不像多数起源于图画的文字系统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和中国的汉字,古埃及文字的符号在其使用的全部历史过程中一直保持着最初的形式,没有演变成抽象化的符号。相反,在较晚些时候,通过增加新的符号、扩大已有符号的辅音音值的特质,该文字体系的表意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
古埃及文字符号的数量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在古王国时期(公元前3000年始)约有1000个符号,到古典埃及语时期(公元前2000年始)减少至750个,在希腊罗马时期(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又增至几千个。这些符号是一种表现各种生物和各类物体的图画符号,如神祗类、人类、动物类、动物或人体部位类、植物类、天体类、建筑类、家具类、器皿类,等等。
根据它们的实际作用,这些符号可分为表音、表意和限定符号三种类型:表意符号指对具体物体的直接描绘,表音符号表示单词的读音,而限定符号则本身不发音,在词尾表示单词的种类和性质,类似汉字的偏旁。有时一个符号可以同时属于上述三种类型。古埃及文字没有严格的缀词法,也没有标点符号,因此限定符号的使用也起到句逗的作用。
像闪米特语系中的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的最初阶段一样,古埃及的文字也不标明元音,人们在口语中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发什么元音。但对于几千年后研读它的人们来说,这就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学者们为方便起见,在该加元音的地方都加上同一个“e”。因此,到今天为止,古埃及文字仍是一种无法正确地读出来的文字。
表音符号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由繁到简,到公元前600年时基本规范化,形成24个单辅音及许多双辅音和3辅音。学者们通常认为埃及象形文字中的单辅音是字母的萌芽状态。
从形体上讲,古埃及文字有圣书体(Hieroglyph,即正规体)、僧侣体(Hieratic,即草书体)、世俗体(Demotic,比草书体更为潦草的字体)之分,其中圣书体的产生,就是迎合了人们喜欢在石建筑上或牢固的泥砖墙上书写纪念性文字的需要,而僧侣体和世俗体象形文字则用来书写大量的宗教文献和繁琐的日常事务文书,较为快捷方便,主要写在纸草纸上或陶器上。圣书体、僧侣体、世俗体三者之间的关系,类似汉字的楷书、行书、草书。在其发展的最后阶段又出现科普特语。这几种形式虽然是按先后顺序出现的,但并不是一种后者代替前者的关系。也就是说,新字体出现后,旧的字体仍继续使用,只不过使用范围有所局限。尤其是希腊罗马时期,几种文字形式同时并存,各有分工。
圣书体是最早的文字形式,书写正规,图画性强。它的使用时间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4世纪。“圣书”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神圣的雕刻”,反映了希腊人对古埃及文字的最初印象,即这种文字普遍出现在神庙和各种纪念性建筑上,而且只有少数祭司通晓;而埃及人自己也称之为“神的文字”。
在早期,圣书体文字用于书写各种文献,出现在各种书写材料上,如纸草纸、石碑、陶片等等。随着新的文字形式的出现,它的使用范围才逐渐局限于神庙和纪念物上,成为装饰性很强的一种字体,刻画精致,并涂上亮丽的色彩,书写方向也非常自由,而且根据画面的空隙安排行文、用词的繁简。相比之下,写在纸草纸上的圣书体文字相对简单粗犷一些。
圣书体文字有固定的缩写词组,有一些拼合文字,为达到美观、匀称或表示对神与国王的尊敬,词语位置有时会发生变化,如“国王”、“神”等词通常都在短语词组的最前边。
僧侣体是古埃及文字的草书阶段,最早出现于第五王朝,一直使用到新王国末期。“僧侣体”一词由希腊语“僧侣的”一词演变而来,由于希腊、罗马时期这种字体通常用来书写宗教文献,故而希腊人有此称呼。
僧侣体经历了由繁到简、使用范围逐渐限定的过程。它的出现,是为了适应书写量增加的要求,最初应用于各种世俗文献,使用各种书写材料,与圣书体的区别也不太大;到中王国时期,与圣书体的差别更为明显;新王国时期,较为正规的僧侣体用来写文学作品,更草的用于写商业文书;二十一王朝以后,僧侣体才开始用来在纸草纸上写宗教文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它停止使用。僧侣体书写风格形成后(即十二王朝后),书写方向基本固定从右向左,并使用连写形式,为后来更为潦草的世俗体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P6-9
多卷本《世界历史》是我国第一部专题研究与编年相结合的世界通史类著作。它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力求通过对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的系统研究,特别是通过对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入探讨,再现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科学回答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揭示人类历史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已有多种“世界通史”问世。如英国《剑桥古代史》12卷、《剑桥中世纪史》8卷、《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14卷;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10卷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美国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W.H.麦克尼尔等人对“全球史观”的探讨,促进了欧美史学中的“世界史”重构潮流的发展,近年在西方有《世界史》和《全球通史》等有一定影响的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著述虽然各有特点,但任何一部世界史都是历史学家在一定的世界观、历史观及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指导下,对已经逝去的“过去”进行包括价值判断在内的历史选择的结果。
在我国,周谷城先生在1949年曾撰有3卷本《世界通史》,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出版社在1962年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教授主编的4卷本《世界通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吴于廑、齐世荣教授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了6卷本的《世界史》,并在1994年问世,以后又有齐世荣主编的4卷本《世界史》出版。近年来,我国在世界通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全面理解、运用唯物史观,克服学术研究中的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倾向、重视生产力发展历史的研究、克服“西欧中心论”的影响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大批外交档案及各类原始文献解密,西方学者在世界历史的体系、全球史观、总体史学、叙述史和问题史学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特别是世界通史方面的研究,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从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实际,还是从改革开放的中国迫切要求对世界历史的深入了解来看,中国学者撰写一部新的世界史都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学者自己的世界通史研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到较大发展。整个世界史研究的进步,特别是对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和人类历史进程中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争鸣,为世界通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而在理论、方法、学术思想的准备和科研队伍的培养上为撰写新的《世界通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本书是世纪相交之时,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对世界历史的独立理解,并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有中国特点的认识世界历史的体系。生活在当代的历史学家,如果不能把历史融化在当代之中,那他就不可能理解历史,写出历史感与时代感相结合的历史。同以往问世的《世界通史》相比,我们希望它有助于人们更准确地了解过去,清醒地认识现实,科学地展望未来。
本书采取专题与编年相结合的撰写体例,它的特点在于,强调以时间为纵线,点面结合;既有一定的时空涵盖面,又有重点专题上的学术深度,与教科书式的写法有别;与传统的世界通史性的著作相比,本课题的历史视野更加开阔,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使世界史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中国史是世界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与世界,将在本书中独立成卷,重点探讨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碰撞、交融及互动。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时,我们强调新颖的研究视角、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多层面的理论描述。它是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在广泛汲取历代中外学者世界史研究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追踪当代世界史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对世界历史进行系统的、科学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从时代的角度,回答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从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充分发挥世界史学科的科学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
本著作是通史性的著作,有清晰的历史脉络,但不是编年体式的历史过程的叙述,而是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探讨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本质内容及内在联系,重视理论认识、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鉴于本课题从世界历史的广阔背景下,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在时间跨度还是在空间分布上,都比以往同类著作有新的突破,所以,传统的史学方法已嫌不足。在本课题的研究中,重视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汲取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宗教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比较方法,等等。跨学科方法是对传统史学方法的补充和完善,是高质量撰写本著作的重要保证之一。
多卷本《世界历史》由理论与方法、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民族与宗教、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思想文化、中国与世界等8卷38册组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高等学校世界史学者们集体努力的成果。任何一部世界通史著作,都不可能涵盖世界历史上的一切问题、穷极历史认识的真理,并做出最后的结论。这部多卷本《世界历史》著作的完成,不是我们研究工作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本著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的最终成果,学者们在课题立项、研究和撰写过程中,一直都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关怀和支持。本著作还得到齐世荣、刘家和、庞卓恒、何芳川等知名历史学家的学术指导。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江西人民出版社,也给予了许多具体的帮助,我们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世界历史》编委会希望,本著作的出版有助于世界历史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进一步加强中国世界史学学科的建设,加强中外世界史学者的学术交流,并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
《世界历史》总编委会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