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特殊的热情”
为什么马林诺夫斯基会成为一个人类学家？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但如果我要拿这个问题去问马林诺夫斯基的在天之灵，我会换一种更加拐弯抹角的问法：“您为什么不因为你所选择的职业而感激您的父亲？”不争的事实是：吕锡安·马林诺夫斯基(Lucjan Malinowski)是一个大学教授，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民族志学者兼民俗学者。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他唯一的孩子)还不满十四岁。父亲是成长中的儿子们的榜样，如果他们在儿子成年之前去世的话，很容易在死后被儿子所理想化并爱戴。然而，吕锡安几乎从来没有出现在他儿子公开或私人的回忆文字里。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人类学，马林诺夫斯基倾向于在不同的场合作出不一样的解释。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他1925年11月在利物浦给出的解释，他当时公开宣称：
如果我有让昨日重现的魔力，我会带着你们回到二十年前一座古老的斯拉夫大学城——我指的是克拉科夫，波兰古都及东欧最古老大学的所在地。我会指给你们看一个学生，他正从建于中世纪的教学楼中走出，看上去忧心忡忡，不过能让他在烦恼中聊以自慰的是他手中
抱着的那三大本绿色的……《金枝》。他“由于身体不好被要求暂时放弃”实验室研究，但“被允许采取一种更喜欢的学习方式”。阅读这部“原版英文名著”改变了马林诺夫斯基的一生：
刚一读到这部名著，我便沉醉其中不能自拔。我意识到，人类学，
就像詹姆斯·弗雷泽爵士所展现的那样，是一门伟大的科学，它值得
人们投入与任何更古老和更严密的科学相当的热忱，我急切地要为弗
雷泽式的人类学献身。尽管这一“皈依”神话引人人胜，但它并非真实可靠的史实。马林诺夫斯基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全心全意地开始了其在英国的事业，而且他如此声称的背景——忙于推广自己的功能主义革命性理论的同时正在教授一门关于弗雷泽的课程——暗示他不过是将个人神话策略性地用于对英国人类学最杰出人物的吹捧之中。巧的是，马林诺夫斯基这门大课的名字就叫“原始心理学中的神话”，他在这门课上阐释了其开创性的“神话作为合法性纲领”的理论。神话、传说以及所有关于过去的故事，包括历史在内，都具有为现实提供合法性的功能。由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介绍这门关于神话功能的课程时运用了关于他自己的原始合法性纲领的神话，其功能就是想坚称自己确是英国学术体制的一员。
本身作为一个名人，马林诺夫斯基常常有必要在一些简要的个人自传中做些手脚(如为《名人录》、《当代传记》等所作的)。他乐于在这些情况下随意编排自己个人历史中的不同维度——同样地，他无疑十分清楚地明白，关于自己过去的故事是根据他眼下脑子里的意图来进行创造的。五十岁的时候，为了去一趟南非，他在个人简历中这样写道：
由于健康崩溃，他在地中海、北非和加那利群岛旅行了两年，并决心从事异域文化与人群的研究。如同他的好友及同胞约瑟夫·康拉德一样，他坚守的原则是：如果想当一个人类学者，那就当一个英国人类学者。当然，对旅行的强烈爱好以及后来获得的英国人身份，是马林诺夫斯基对人类学执著热情的两个组成要素。这里他又提到了自己的疾病，但没提及弗雷泽；取而代之的是颇具浪漫色彩地用康拉德的名字来承认自己的波兰血统，并无疑是想由此提醒大家他声称要做“人类学界的康拉德”。
还有另一段自传性的叙述也保留了下来，其中详述了他早年旅游和接触不同语言与文化的经历，这些经历使他产生了一种“双重人生”的感觉。这段叙述如此结尾：“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旅行过，甚至在国外生活过；其中一些人则带着一种特殊的热情将自己投入其所到的环境之中。这就是人类学者的诞生过程。”
这一“特殊的热情”从何而来？是在童年就被点燃的吗？如果是的话，父母要为影响其子女在成年后的抉择负多大的责任？并不需要转而关注传记作者应该如何理解童年的问题(早期经历可能带有多少诠释力、那些事件可能在何种程度上形塑或决定成年后的事业类型以及性与家庭生活的构成)人们就能观察到，在自传(这是一件文学工艺品，它能暗示任何人一生的内在一致性)的构成中，一种目的论的元素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童年导致“那样”的成年生活。这并不意味着在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能或者应该找到一条单一而明白的线索。虽然一个主体会有一种个人命运的感觉，但若把一个人的一生描绘成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势不可挡的单线发展过程，未免会简单得太令人怀疑了。
关于这一问题有一种更加温和的立场，承认虽然特定的幼年事件与经历可能会有重要意义，但它们似乎并不会全然对成年后的人格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心理传记学者的立场则更为绝对，这些立场与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相关。对他们来说，婴幼儿及童年时期是所有成年性格形成的根源，因此也是传记走向的根源。依照这种观念，童年即为成年之父。尽管我倾向于采用更温和的立场，但我仍不安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和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具有揭示性。他认为，恋母情结理论“太适于解释他复杂且常常感受痛苦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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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逝世六十年之后，马林诺夫斯基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如果说查尔斯·达尔文是生物学的开山祖师的话，布罗尼斯劳·马林诺夫斯基就是人类学的开山祖师——这位波兰贵族发明了“田野研究”这一严格的学术“成年礼”，并且带来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突破性变革。他之于詹姆斯·弗雷泽爵士，就像征服者威廉之于哈罗德国王一样，如同一个弑君者，为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也书写下了一部“《英格兰土地清账书册》”。
他的人生经历了若干重要的历史时代，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他与许多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身处同一时代，如T．S．艾略特(T．S．Eliot)、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D．H．劳伦斯(D．H．Lawrence)、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利顿·斯特拉其(Lytton Strachey)、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与他们中的许多人一样，马林诺夫斯基也选择了远走他乡，跨足两个甚至更多的世界，并且也横跨了19、20世纪的各种文化潮流。作为一个对自己的身份抱有矛盾情感的、真正的四海为家者，他有着奥匈帝国公民的出身，继而在1920年成为波兰公民，其后又在1931年成为英国公民，最后在其1942年临终之际还在打算取得美国公民权。除了波兰、英国和美国，他还在澳大利亚、巴布亚(前英属新几内亚)、意大利、非洲和墨西哥生活与工作过。
马林诺夫斯基早已成为学科传奇故事的一部分。凡是讲授人类学的地方，这个传奇人物都会使教室与讲堂充满吸引力。(他将人类学的主题界定为“对拥抱着女人的男人的研究”，仍然会让大一新生发出不解的嘘叹。)亚当·库珀(Adam Kuper)在他的神话里看到了“先知”的故事典型：“不利的开端、之后的疾病和皈依与接下来的迁移；巨大的灾难——严重如世界大战——导致其被困于蛮荒之地；带着先知的语言返回；门徒之间的争斗。”这位救世主般的英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志学者，他充满同情地与野蛮人和谐为伍，说着他们的语言，并像他们那样生活。这位现代民族志学者从传教士的阳台上走下来，在村中支起帐篷并在那里扎根，忍受病痛与禁欲、孤独和无聊，只为追寻“民族志学者的终极目标”，即“理解土著人的观点、他们与生活的关联，并认识他们自己的世界观”。这种英雄般吃苦耐劳的付出，在民族志上收获颇丰，也带来了地位的提升、同行的赞誉，以及竞争对手善意(些许)的妒忌。
对马林诺夫斯基这一广为流传的形象及其作品的漫画般的描绘，见于乔治·裴瑞科(George Perec)的小说《生活：使用手册》、翁贝托·艾柯(UmbertoEco)的短篇小说《一个波河谷地社会的工业与性压抑》，以及美国电视连续剧《年轻的印第安纳·琼斯》。《孤独星球指南》的作者托尼·惠勒(TonyWheeler)在《传说中的南太平洋百科丛览》一文中，也提供了关于这位传奇人物的这一通俗版本的描述：
人类学者通常是一个有趣的群体，但是从中很难找到比马林诺夫斯基更有趣的人物。出生于波兰的克拉科夫，马林诺夫斯基本有机会来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澳大利亚)，但却时机不巧：一战爆发了。作为敌对国的国民，为了避开牢狱之灾，他选择了自我流放，来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以东偏远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在那里，马林诺夫斯基展开了对岛屿土著人的研究：他们的交换仪式、他们的甘薯崇拜，以及最让人类学者们好奇的主题——他们的性习惯。在这层浪漫外壳之下，包裹着一个平凡真相的内核。尽管马林诺夫斯基既非来到特罗布里恩德的首位民族志学者，也非第一个在“原始”人群中生活一年或更长时间以收集整理其风俗并学习其语言的西方人类学者，但却毋庸置疑，他的神话长久以来为社会人类学提供了其田野方法的有效验证。他成了能通过幸运地汇集天才、教育与机遇而化身时代潮流标志的典范人物之一。他引领学科发展潮流向专业化迈进，这一进程始于19世纪末并在20世纪20年代初马林诺夫斯基宣告其功能主义革命之前积蓄了动力。他象征了一种科学的理想，即对特定“原始”社会群体，以及对广义上的人类文化更确切的知识。当然，马林诺夫斯基也能被通俗的言辞形容成一个伟人，一个典型的自我神话的英雄，关于他的传说后来经过他的许多弟子们的加工，变得愈加丰富起来。霍腾斯·鲍德梅克(Hortense Powdermaker)代表这些弟子们坦承：“若不是这一神话，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像现在这般成功。”
1967年马林诺夫斯基的新几内亚田野日记在其身后出版，这为他招来了恶名。作为对自己经历的各种苦恼赤裸裸的忠实记述，《一本严格词义上的日记》包含了康拉德式的潜台词、恋母情结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语气，引发人们对其“憎恨人类”及“种族主义”的指责。这本日记轰动一时地揭穿了他自己与美拉尼西亚被研究者“和谐相处”的真相，并显示出他的性格是如何不适应他自己所倡导的这种旷日持久的第一线田野工作。困惑地读完这本日记之后，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指责这位“田野工作者之父”是一个“坏脾气的、自我陶醉的、患有疑病症的自恋者，他对与其共同生活的土著人的同情极其有限”。不过，对格尔茨(因为太年轻而没有赶上认识马林诺夫斯基)来说，仍然有一个巨大的矛盾疑问：这样一位难以与人相处的人又是如何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志学者的？格尔茨推测，“正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能力挽救了他。”补偿这一田野工作的最终成果就是总量惊人的民族志素材。尽管日记的出版成为1960年代后期的学科行业丑闻并引发1970年代人类学职业良知的危机，但它仍然成为一部标志性文本。它对应了其后数十年中后现代与后殖民的主题，为一种更具自我反思意识和阐释性的人类学提供了纲领。这样的人类学摒弃了实证主义科学的姿态，转而接受一套更加人文主义的研究模式。
本书记述了马林诺夫斯基生命的前三十五年，力图解释他为什么会及如何成为一个人类学者的。本书探寻了马林诺夫斯基思想与情感的发展旅程：从其出生的奥地利帝国加利西亚省的首府到地中海及加那利群岛，从莱比锡到伦敦，从华沙到扎科帕奈，从锡兰(斯里兰卡)到澳大利亚、殖民地巴布亚及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最后直到带着日后将为其赢得巨大收获的丰富的民族志资料踏上返回英国的航程。 对马林诺夫斯基作为一个田野工作者的成就进行去神秘化尤为重要。我的叙述将会揭示这些成就在何种程度上存在缺陷、如何被夸大或低估。我用八章(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来叙述巴布亚的田野工作。我认为，正是这一田野工作的传奇性地位，使得有必要对其进行细致描述。首先我想说明的是，除了专注于收集人类学资料，在其田野工作的不同阶段还发生了许许多多其他事情。他是跨越了各种阻碍才得以完成其田野工作的，这些障碍包括社会的、政治的、心理的和疾病所带来的。对目标的执著让他撑到了最后，但这同时也是一种侥幸。从一开始来到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到后来能在这里待上如此长的时间，并获得日后为其声名打下基础的发现，很大程度上都是偶然因素(没赶上船、传教士离去等)促成的。
如果马林诺夫斯基仅仅是一个成功的职业民族志学者和一个其学术贡献至今仍有意义的颇具魅力的学术领导者，那么也难有理由为他书写一部如此大部头的传记。然而，关于他的确有太多学科以外的活动值得一说，有太多关于他的私人生活及公共事业的层面值得探讨。我无意将他生命中这两个固有的面向分割开来。因为他的生活与他的人类学相互结合，紧密至极，而且如果把他在私人与公共领域中的自我截然分开的话，也不符合马林诺夫斯基一生的真实意涵。他成为一个向大众发声的普及推广者、一个学术权威和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受邀针对两战期间各种被人广泛讨论的议题发表见解：性、婚姻、生育控制、家庭、优生、宗教、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动员与战争。马林诺夫斯基不仅有主见，而且运用妙趣横生的文笔和不知疲倦的演说来宣传自己的见解。临终之时，他已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国际名人：一个四海为家、致力于反抗极权主义的人文主义者。
尽管本书也能被当成一部批判评价马林诺夫斯基在人类学历史中的地位的作品，但是这一工作已被一些更加胜任的史学家们完成了。例如，我无法期望本书能达到乔治·斯托金(George Stocking)的《泰勒之后》的专业深度与广度。在那本书里，马林诺夫斯基被置于1888—1951年间英国人类学博大历史传统的中心位置。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与其更广义人类学工作的阐述及评论数量众多，相关二手文献也在不断增加。尽管这是迄今出版的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的第一部完整规模的传记，但是目前也还存在其他许多传记体文章。如果我在写作中老是涉及这些文献，将会极大地阻碍我的叙述，并会使本书篇幅过长。因此我坚持下面这一原则：只有马林诺夫斯基的同时代者会被提及。这一原则当然没有包括作为作者的我本人，此外我也打消了与我同代学者进行争论的想法。我将在第二部的后记中留出篇幅来反思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遗产及其身后名声。
如果本书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反映其思想发展的传记，那它又是什么呢？我原先想的一个副标题是“野蛮人的球杆”——引自马林诺夫斯基嘲讽性的自我贬低，他承认，尽管他热衷于成为英国人，但他却厌恶殖民领土扩张中推广的板球运动。另外两个被弃置的副标题是“一个人类学家的成长历程”(太过平淡)和“青年人类学家肖像”(明显是模仿乔伊斯小说的名称)。无论有何缺陷，“一位人类学家的奥德赛”这一副标题，都能唤起命中注定的冒险航行的经典形象；同时它也指涉了《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马林诺夫斯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无休止的旅程：在游走中对关于自己和他者的知识、对爱与名望、对转瞬即逝的健康与欢乐所进行的永无止境的探寻。由于他把自己想象成为“人类学界的康拉德”(尽管他也准确地怀疑自己更接近于“人类学界的左拉”)，再加上我也试图描述他的生活与工作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本书最好是被视为一部具有文学意义的传记。
学者们如果觉得合适，也可将本书用作信息资源。我特别关注历史记录，从本书建基于可考的档案证据这一角度来看，它也是符合科学要求的。我牢记评论家戴斯蒙德·麦卡锡(Desmond MacCanhy)的警句：传记作者是“受誓言约束的艺术家”，不曾编造任何史实，不曾炮制任何莫须有的谈话，也不曾凭空捏造假设的事件。某些读者或许会因为我的叙述中缺少一些推测性阐释而感到遗憾，但只要考虑到马林诺夫斯基对其自我心灵的执著兴趣，本书无疑也是一部心理传记。有人说，所有的现代传记都是在弗洛伊德的影响下写就的。我承认这一点，不过在尝试解释一个自我坦白的神经质者的行为时，我只在马林诺夫斯基本人也似乎认可的情况下才会援引弗洛伊德的洞见。更常见的情形是，我尽量呈现他自己的观点，“他对他的世界的观感”，并尝试“通过所有角度，而非以一种平面视角”(弗雷泽谈及马林诺夫斯基的特罗布里恩德人研究时所说)来观察我的主人公，而且深刻认识到他是“一个情感的动物，至少不亚于他是一个理智的动物的程度”。
马林诺夫斯基1908—1918年间断断续续书写的私人日记，给我的传记叙事带来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它们如此令人为难地呈现了丰富的坦白性的叙述素材，对他自省而多面的性格具有极强的揭示力，以至于最后看似最好是能根据他日记中所记录的文字将这一重要时段中发生的事件作一番详细描述。他的声音、他对他的世界的观感，必须出现在关于他的故事的字里行间；此外，这一叙事手段最准确地呈现出了马林诺夫斯基思想与情感的全部维度与特色。我还认为甚至更有必要大量地引述他早年的日记，尽管这些内容最近得以用波兰语原文出版，但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它们还是难以一见的。
这些日记有助于阐明马林诺夫斯基所采用的民族志书写风格及其田野工作技巧。他曾指出，他的日记是其民族志的补充，这近乎于承认(如后辈人类学者们所承认的那样)民族志在隐含的意义上是由(研究者的)自传所定调的，就如同它也同时由直白而明确的理论及方法所定调一样。反过来，马林诺夫斯基也将基础的功能分析用于对其自己生活的理解。本书显示，他对其所称的“概况图”的运用，首先是服务于传记书写的，其次才是服务于民族志书写与教学的。他曾督促自己去“整合那些断裂的主题”，所以他的传记书写者也有义务将他的事业与他的性格进行整合，以便揭示后者是如何形塑其人类学思想的特殊模式的。
在马林诺夫斯基的生活、思考与写作之间，也有一种复杂的关系待人探寻。关于我如何在其生活与作品之间选取侧重，读者可能会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可能会有人觉得我在马林诺夫斯基的风流韵事上着墨太多，无论它们对于理解他本人具有多么大的揭示力。然而，从他挚爱的母亲开始，女人们就在马林诺夫斯基的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且一旦堕人爱河，他将再难思考其他东西。他的浪漫激情花费了他的时间，占据了他的心，进而也影响着他的工作，不论这些影响是好是坏。我也谨记利顿·斯特拉其的警句：“谨慎并非传记之本”，而且我的主人公毕竟曾写过《原始人的性生活》，何况他还是霭理士(Havelock Ellis)的朋友兼崇拜者。
马林诺夫斯基为自己的性格所受的困扰，可以从其日记中窥见一斑，他曾在绝望中给自己下过一个著名的结论：“老实说，我缺乏真正的性格！”在任何传统意义上，他当然并不缺乏，而且关于他的怪诞矛盾性格还有大量轶事以供佐证。他吸引人的程度与他令人害怕的程度几乎相当，然而很少有人能对他多变的人格无动于衷。他给人类学所下的另一个带有玩笑意味的定义是：“粗鲁的人对粗鲁的人进行的研究”，而他的同行们的确发现他既迷人又粗鲁。初次相见之后，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给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的信中这样写道：“他思维敏捷，富于想象，还能通过语言准确描述解析人们的想法，这让他成为一个可给人带来启蒙快乐的人”；不过，罗伯特·洛伊(Robert Lowie)记得的却是马林诺夫斯基“如青春期孩子一般试图惊吓那些资产阶级民族学者的渴望”；蒙塔古则记得马林诺夫斯基的“坏脾气、缺乏幽默感及他偶尔对人的中伤如何让他与一些同行和学生合不来”。无疑，马林诺夫斯基树敌与交友一样容易。他可以是这样一个人：情绪化、易怒、神经过敏、自我陶醉、自负、坏脾气、满嘴脏话、伤感和抑郁。但他同时也可以是这样一个人：合群、真性情、彬彬有礼、极具口才。他是一个工作狂，其热忱足以感染身边每个人。
对于那些好奇我为什么会有资格来写这部传记的读者，我谨罗列一些个人经历(请原谅带有些许自我神话的意味)。半个世纪前，在结束了曼彻斯特的一段平凡的学校工作之后，我登上了一艘开往澳大利亚的“东方航线”汽轮。那时的我对人类学和马林诺夫斯基这个名字都还一无所知，一点也不知道再早四十年马林诺夫斯基就是乘坐的同一航线，也是在那些相同的港口停靠：那不勒斯、塞得港、亚丁、科伦坡、弗里曼特尔、阿德莱德、墨尔本和悉尼。穿过塔斯曼海到达新西兰后，我在那里过了两年清闲生活，在办公室、货栈、工厂、码头和绵羊牧场工作过。一次搭顺风车旅行时，我认识了一个年轻的人类学者并从他那儿得知了一些关于毛利人的有趣的故事。返回英国的那次海上旅程，让我见识了南太平洋的宽广。船只在斐济和塔希提岛停靠时，我也和当年差不多年纪的马林诺夫斯基一样，被那里的热带风情迷住了：珊瑚礁和绿松石环礁、椰树下无尽的金色沙滩，还有带着鸡蛋花芳香和拥有无瑕巧克力色皮肤的姑娘们。
我第一次接触到马林诺夫斯基这个名字是在1960年10月1日——我现在依然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那是我在伦敦大学学院读研究生课程的第一天。我选读的是人类学专业硕士课程，一入学老师就让阅读大量的经典民族志，其中就包括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和《原始人的性生活》。当我虔诚恭顺地开始读这两本书时，布鲁姆斯伯里区高尔街上那灰色的10月清晨，顿时被书中所展现的异域与情色给染上了色彩。我第一篇论文的主题选择了特罗布里恩德岛的政治制度，但我必须承认——尽管就像马林诺夫斯基在雅盖隆大学中世纪建筑的阶梯上热切地咀嚼《金枝》一样，我也在伦敦大学学院的阴冷走廊里孜孜不倦地阅读《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但我并没有得到他当年对弗雷泽的那种感觉，“急切地要为”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献身”。不过，命运却对我做了不同的安排。
我在伦敦大学学院的两位老师，达瑞尔·福德(Daryll Forde)(人类学系主任)和菲利斯·卡百利(Phyllis Kaberry)都认识马林诺夫斯基。我在伦敦经济学院上大课时还碰到过马林诺夫斯基的另两个学生：雷蒙德·弗斯和露西‘梅尔(Lucy Mair)。尽管是马林诺夫斯基那些关于美拉尼西亚的专著把我引进了门，但是很快老师就要求我接触拉德克利夫一布朗(Radcliffe-Brown)、埃文思一普里查德(Evens-Pritchard)和迈耶·福特斯(Meyer Fortes)关于非洲的那些更难读的作品。因此，我的人类学学徒时代，同时受益于英国人类学由两大奠基者开创的帮派发展时代所留下的双重思想遗产。
1965年底，完成了关于非洲神圣王权的硕士论文之后，我和我的新娘踏上了赴澳大利亚的旅程。我遵照菲利斯·卡百利的建议申请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奖学金，以便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展开工作。我进入了由马林诺夫斯基另一个学生希格弗里德·纳德尔(Siegfried Nadel)创立的人类学系，该系所属研究院第一任院长为雷蒙德·弗斯。我的学术导师是安·乔宁(Ann Chowning)，她的导师则是马林诺夫斯基在耶鲁任教时的学生沃德·亨特(Ward Hunt)。我的另一位导师是比尔·斯丹内尔(Bill Stanner)，他曾上过马林诺夫斯基在伦敦经济学院开的讨论课。由此，我得以用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模式开始了在距特罗布里恩德以南一百英里的东巴布亚古迪纳夫岛上的田野工作。
1966年10月，我和妻子与幼子一起首次踏上了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我们和罗苏亚政府工作站的澳大利亚医生住在一起，并陪同他在基里维纳群岛的村庄间做巡诊。我沿途记笔记和拍照，但却忘了打听是否还有人记得马林诺夫斯基。1989年6月重访基里维纳的时候，我与我的博士生李努斯·第吉姆里纳(Linus Digim’Rina)一起在他出生的奥克博玛村待了一个星期并亲历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甘薯节。我又再次太过关注眼前的一切而忽略了往事，只草草地问了几个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的问题。许多村民都听说过他的作品(尤其是((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和《原始人的性生活》)，尽管他们中似乎很少有人读过它们。不过，几年之后，第吉姆里纳在马林诺夫斯基1918年造访并在那儿熬过三个月的珊瑚岛村庄奥布拉库，收集到了一些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往事。
1970年10月，在读了近十年人类学之后，我开始了在剑桥大学考古与人类学系的教学工作。我当时是接替了头一年刚刚退休的福琼(Reo Fortune，马林诺夫斯基1930年代一位较为另类的学生)。系里其他曾得过马林诺夫斯基师传的资深教师有：奥德利·理查兹(Audx’ey Richards)、迈耶·福特斯和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我沿着正统的学术之路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人类学者花了十年时间，其中也包括了在异域田野里所通过的“成年礼”。
福特斯教授建议我开一门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生讨论课；这令我得以读了更多他的著作，其中很多都是当时的我不甚熟悉的。在讲这门课将近三年时，Routledge出版社人类学系列丛书的编辑亚当·库珀请我编一本针对普通大学生市场的马林诺夫斯基初级读物。我于是编出了一本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民族志的“文摘”，它将马林诺夫斯基几个主要作品中的精选内容重新组合成一部看似独立的专著。该书面世之前，我辞去剑桥的工作重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那里，我得以继续我关于古迪纳夫岛及其附近岛屿的研究与写作。 ．
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子依然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这段时期，我写了一部关于卡劳纳神话在传记中的运用的书。通过检视几位重要魔法师的生命史叙事，我延伸了马林诺夫斯基关于“活的神话”(living myth)的概念，证明了卡劳纳神话不仅决定了魔法知识体系的构成，而且为这些魔法师个人身份认同的构造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蓝图。
我就这样无心插柳地成了一个研究马林诺夫斯基的专家。让我撰写相关文章及合作拍摄关于他的电视片的邀请纷至沓来。1984年9月，我参加了在克拉科夫举行的庆祝马林诺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召集这次研讨会的波兰学者们决心要在经历了四十年的共产党政府的官方贬低之后，为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祖国恢复名誉。就在马林诺夫斯基1908年接受国王弗兰茨·约瑟夫的代表授予优等博士学位的Collegium Novum大楼里，我和一群研究马林诺夫斯基的外国学者共同见证了他仍健在的最具威望的学生——雷蒙德·弗思爵士受颁荣誉学位的仪式。我为这次庆祝活动作出的绵薄贡献，仅仅是在波兰同行中散发的我写的一篇文章；它回答了一个他们也许从未想过要问的问题：“为什么马林诺夫斯基要去特罗布里恩德群岛？”
接下来一次较为深入地涉足马林诺夫斯基的世界，缘于美国同行泰利·海斯(Terry Hays)的建议。他指出，如今市面上已经找不到马林诺夫斯基首部关于新几内亚的专著《迈鲁岛的土著人》，它曾登载于一个不出名的澳大利亚皇家协会的会报上。Routledge出版社答应出版由我注释并介绍的该书新版。为了出这本书，我取得了与马林诺夫斯基的小女儿即遗嘱保管人海伦娜的联系。我们首次见面是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举办的一次关于库拉(《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的主题)的会议上，之后我们也在克拉科夫的百周年诞辰庆典上见过面。我很喜欢听她讲述关于她父亲的往事——尽管他离世时她才十七岁——我还得知当她的继母于1973年去世时，她立即赶往墨西哥，寻回遗留下来的马林诺夫斯基的文稿。正是在那里，她发现了她父母的通信及其父亲的几本私人日记。
出乎我意料的是，1991年11月，海伦娜写信给我，言简意赅地邀请我为她父亲撰写一部完整的传记。那时她已放弃自己编写一部回忆录的计划，并正着手编辑她父母的通信(1995年由Routledge出版，名为《婚姻的故事》)。她向我保证，我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接触到其父亲所有的文稿，包括他尚未出版的日记的英文翻译稿。
这个邀请的确让我有些吃惊，因为我能想到一些更有可能接到这项艰巨任务的人——波兰的、英国的或者美国的。我也担心，这样一项伟大的工作可能会影响到我在瓦努阿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的长期民族志项目。在考虑海伦娜的邀请的那段时间里，我给两位从事马林诺夫斯基研究的著名学者写了信，希望听听他们的建议。雷蒙德·弗思爵士略显含糊地回复：在某种程度上，鉴于需要撰写一部完整的传记，我“可能是最好的人选”。比我所知的任何人都花了更多工夫来研究马林诺夫斯基档案材料的乔治·斯托金教授则帮我扫清了疑虑，他鼓励我接受这一挑战。我在五十五岁生日那天接受了海伦娜的邀请。
其后数年，每年我都会去伦敦经济学院，在那么多装着马林诺夫斯基文稿资料的档案盒中辛苦探寻——它们多达两百盒而且仍具研究价值。这些档案材料比较混乱，也没经过完整的分类编目。马林诺夫斯基几乎保留了他所经手的’所有书面留证，包括菜单、传单、发票和其他票据；他还有一个颇为轻率的习惯，就是将田野笔记和演说笔记潦草地记在一些重要信件的反面。每个档案盒里都会蹦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新东西。相形之下，耶鲁大学斯特林图书馆的相关档案则要更加小巧有序，查找取用起来方便的程度堪称典范，我在那里查档案只花了一个月时间。
懂波兰文本来对我这项工作来说肯定是个优势，但我仅仅只是粗略尝试了一下而已。我这样做也并非毫无理由：马林诺夫斯基在1914年完成其专业资格论文之后就再未用母语写作过。他在家也不说波兰语。海伦娜也奇怪：“为什么在我和姐姐成长的家庭环境中如此缺少波兰特色？”她猜想，“这肯定是因为我们没有学波兰语”。
1995年9月，海伦娜邀请我到意大利蒂罗尔州的奥博布森。我在那里领略到了1920一1930年代初期每年夏季让马林诺夫斯基一家和来访的学生们倍感心旷神怡的那种气息。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别墅里，我在他当年睡过的床上酣然入梦，或是若有所思地坐在阳台上他的书桌前，俯视那仙境般的白云岩。次年，得益于出版商为我那部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田野摄影的作品《马林诺夫斯基的基里维纳》提供的预付金，我陪海伦娜去了趟波兰。在那里，我们住在马林诺夫斯基母亲那边的远房亲戚家，重访了华沙、克拉科夫和扎科帕奈这些马林诺夫斯基动荡青年时期待过的旧地。此外，我还沿着他的足迹造访了他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住过的一些地方。我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些地方已经相当熟悉，其中包括莫尔兹比港、萨马赖岛、苏澳岛、伍德拉克岛、多布岛和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不过我还是没能登上他见习田野工作的地方：迈鲁岛。近来我还造访了墨西哥的瓦哈卡，以及他在美国执教的那些大学校园：伯克利大学、图森大学和耶鲁大学。
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Malinowski，Bronislaw Kaspar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生于波兰，卒于美国。1908年以全奥地利最优等成绩获得物理学和数学博士学位。 马林诺夫斯基最大的贡献在於他提出了新的民族志写作方法。从马林诺夫斯基起，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必需到自己研究的文化部落住上一年半载，并实地参与聚落的生活，使用当地的语言甚至和土著建立友谊。而这些，都为了完成一份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纪录。
《马林诺夫斯基：一位人类学家的奥德赛（1884-1920）》由迈克尔·扬所著，通过丰富的材料，《马林诺夫斯基：一位人类学家的奥德赛（1884-1920）》包括未发表的日记等，描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前半生，有助于人们看到一个更加真实、多面的马林诺夫斯基，并可以对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人类学家有一个深切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