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拉夫是纽约知识分子舆论工具《党派评论》的创始人，是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文学批评家。

拉夫的批评很具道德责任，反映了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对艺术的审美与政治关怀。

《菲利普·拉夫》由张瑞华所著，本书系统而详细地介绍了拉夫的生平、生活，拉夫创办的重要文学、文化刊物《党派评论》，以及拉夫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政治及文学思想；是一部国内少有的介绍纽约知识分子重要的人物拉夫的基础而全面的专著。

菲利普·拉夫（1908—1973），美国著名社会—文化批评家。《党派评论》创始人、主编。生于乌克兰，后移居美国。拉夫关注文学、政治，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作品有《意象与思想》（1949）、《神话与源泉》（1965）、《文学与第六感》（1969）等。作为主编，拉夫将《党派评论》打造成纽约知识分子的喉舌，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文化刊物。

《菲利普·拉夫》由张瑞华所著，《菲利普·拉夫》系统而详细地介绍了拉夫的生平、生活，拉夫创办的重要文学、文化刊物《党派评论》，以及拉夫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政治及文学思想；是一部国内少有的介绍纽约知识分子重要的人物拉夫的基础而全面的专著。

前言

一 拉夫的生活经历

1．飘泊不定的早期生活

2．激进主义与《党派评论》

3．《党派评论》内部的分歧

4．个人感情生活

5．20世纪50年代逐渐“进入”美国

6．20世纪60年代的沉默与“再生”

7．波士顿的最后几年

二 拉夫与《党派评论》

1．《党派评论》的编辑宗旨

2．《党派评论》的编辑原则

3．《党派评论》的机构化建设

4．《党派评论》的经济来源

三 拉夫的政治思想

1．激进主义的思想基础．

2．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2．1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2．2 文学的现代主义运动

3．共产主义的堕落与蜕变

3．1 反斯大林主义

3．2 战后的反共主义

四 拉夫的文学思想

1．批评与批评“理论”

1．1 批评与批评的目的

1．2 批评方法

1．3 批评对象与批评手段

1．4 批评的基本原则

2．创造性矛盾：对欧洲现代主义作家的批评

3．经验与思想的对立：美国文学批评之一

4．“第六感”与“时代潮流”：美国文学批评之二

4．1 自然主义

4．2 无产阶级文学

4．3 对神话一象征的猎取

4．4 形式主义的新批评

5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品质

五 结语

注释

参考书目

主要译名英汉对照表

菲利普·拉夫大事年表

后记

激进主义与《党派评论》

1932年是拉夫生命中的重大转折时期。一位名叫内森·阿德勒、有着远大抱负的作家带拉夫参加了一次约翰·里德俱乐部的会议。约翰-里德俱乐部是共产党的一个组织机构，以1920年在俄国去世的《群众》与《解放者》杂志的前编辑约翰·里德的名字命名。俱乐部成立于1929年，三年问很快从纽约遍及全美的十二座城市，并于1932年在芝加哥召开全国大会，制定俱乐部宣言。俱乐部以鼓励无产阶级文学创作以及培养激进作家为宗旨，出版具有战斗性的无产阶级杂志，登载年轻作家的作品，油印传单，组织各种演讲会等等。这深深吸引着拉夫以及许多具有相似政治信念的年轻作家，他们开始视俱乐部为一个表达他们政治、文化信仰的舞台。尽管当时约翰·里德俱乐部的成员巾有一些是著名作家与艺术家，但大多数还是默默无闻的小辈，这是当时的俱乐部的一大特色。

拉夫很快就加入了约翰·里德俱乐部．不久之后又加入了共产党。对此，威廉·菲利普斯的看法是：拉夫“从西海岸漂人了约翰·里德俱乐部”，他“没有经历现代主义时期就直接成为了左派”。而拉夫自己则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认为他是一位等待被激进主义拯救的标准的现代主义者：“与这么多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我学习了弗洛伊德、尼采、普鲁斯特、乔伊斯、兰波等等，但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明白。”不管怎么说，加入共产党对当时年轻、急于改变自身和参与文化革命的无名小卒来说是个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机会，并且就当时的处境来说也是个正确的选择。对此．拉夫自己完全心知肚明。为了纪念这个生命中的重大开始，拉夫还特意将自己的姓名伊凡·格林伯格改为菲利普·拉夫。“拉夫”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既是犹太教教士又是犹太人对教师的尊称。看来。拉夫当时取这个名字时对自己的未来角色已有定夺，我们将看到，后来拉夫在《党派评论》编辑部以及《党派评论》作家圈中的角色就像位“教士”：他阅读、阐释、确定基调、引导讨论，并且在必要时，让持异议者沉默。

加入共产党之后，拉夫在党内担任了《无产阶级文学》杂志的秘书工作。《无产阶级文学》是一份由附属于革命作家国际联盟的革命作家联合会资助出版的月刊。初出茅庐的拉夫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与干劲，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杂志的秘书工作。拉夫开始从事业余写作，在左派刊物《工人日报》和《新群众》上发表评论，同时还翻译、创作左派诗歌。《新群众》编辑约瑟夫·弗里曼回忆，他收到拉夫的一篇论普雷诺汉夫的文章时感到非常惊喜：“文章作者竟是位不知名的布朗克斯男孩。”后来，弗里曼还邀请拉夫继续为杂志撰稿。的确，拉夫后来的许多文章都发表在《新群众》上。

同期，拉夫还加入了纽约的“反叛诗人”团体，然而他的兴趣大大有别于当时《反叛诗人》杂志编辑杰克·康罗伊的兴趣。《反叛诗人》是当时最具无产阶级性的激进刊物，于1931年开始正式出版。这是拉夫编辑的第一份杂志，同时拉夫也为该杂志翻译、创作诗歌。拉夫希望《反叛诗人》杂志能更多地刊登批评性的文章与理论，反对杂志日益朝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而康罗伊对文学批评则几乎不感兴趣，只希望杂志能更向年轻诗人开放。由于内部存在太多的争执与派别矛盾，不久“反叛诗人’团体解散，《反叛诗人》杂志停刊。

拉夫于1932年在《反叛诗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给年轻作家的一封公开信》的文章，自此走人人们的视野。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拉夫20世纪30年代早期呼唤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热情及乐观的文学政治思想。拉夫在文中严厉鞭挞了资产阶级文化的腐朽，同时又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既是“文学理论的基础”，又是“文学分析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在文学与政治中同等重要。拉夫提出，就目前形势而言，作家没有“中间之路”，他们必须在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学与堕落的资产阶级文学之间作出选择。除此之外，作家还必须将革命的文学意识形态与世界主义的、综合的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

因此，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拉夫就走上了呼唤无产阶级运动的激进主义道路。他的文学热情在某种程度上被政治战斗力掩盖了。

杰克·康罗伊的《反叛诗人》停刊之后，拉夫的文章主要刊登在《新群众》上。作为20世纪30年代早期文化复兴以及文学革命的领袖刊物，《新群众》是众多激进作家的梦想出版之地；但作为约翰·里德俱乐部共产主义文学的半官方代言人，《新群众》的发展方向存在着许多问题：它本质上是对美国共产党政治、文化态度的反映，体现的是党的政治行动。拉夫认为，作为激进文学刊物，《新群众》一方面接近党的政治组织，具有过于政治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忽视乃至蔑视文学批评及其理论。例如，《新群众》不积极}H版年轻作家期望出版的新诗与散文，而只注重出版成名作家或至少在左派圈内有名望的作家的作品；另外，《新群众》还无法确定自己的读者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阶级。因此，对于众多年轻作家而言，共产主义的最初承诺似乎无法在《新群众》中实现。拉夫希望能弥补这种缺陷。就在这时，拉夫遇到了他一生中的最重要的工作伙伴——威廉·菲利普斯。

威廉·菲利普斯是俄国移民的后代，他比拉夫年长一岁，受过拉夫不曾受过的高等教育，且还有一份大学教师工作，但菲利普斯却与拉夫一样有着对文学的热爱以及对激进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念。20世纪30年代初，菲利普斯并没有拉夫那样政治化，但他的文章，无论是在语气上还是在风格上，绝不逊于拉夫洋溢着革命热情的《给年轻作家的一封公开信》，菲利普斯加入约翰·里德俱乐部之后担任了其下属的写作俱乐部的秘书工作。由于工作关系，菲利普斯接触到了许多年轻作家，逐渐对文学圈内的不良现象——尤其是文学的粗俗化以及党对艺术的政治灌输——感到丰开忧。就在此时，菲利普斯遇见了拉夫，两人对文学现象的共同忧虑使他们很快走到一块儿。他们商议创立一份新的杂志，一份能表达他们自己观点的杂志。

P17-20

在美国知识分子历史中，纽约知识分子赫然在目。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无疑是20世g30年代到50年代间活跃于美国知识分子舞台上的一支强劲而名字响亮的队伍。尽管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人们对他们的关注却始终存在。1987年，拉塞尔·雅各比以启示录式的书名、怀旧的口吻，出版了《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在书中，雅各比抛出了纽约知识分子不仅是美国最伟大的公共思想家，也是最后的知识分子的断言。雅各比通过对当今美国知识分子现状的分析，指出如今占据知识界的已不再是从前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是各类各派学术专家，即所谓的“私人’知识分子；雅各比叹息现在“有上千名激进的社会学家，但没有米尔斯；有三百名好斗的文艺理论家，但没有威尔逊”。‘该书一出版就激起了评论界的激烈论辩，但不久之后大家都趋于认同雅各比的观点：就美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公共知识分子的确已不复存在。

人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几乎都与《党派评论》周围的社会文化批评家，如菲利普·拉夫、埃德蒙·威尔逊、莱昂内尔·特里林、艾尔弗雷德·卡津、欧文·豪、丹尼尔·贝尔有关。他们也是纽约知识分子这个诺曼·波德霍雷茨所谓的“家族”的三代成员的代表人物。当初面临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崩溃，这些知识分子深受激进主义思想的吸引，纷纷加入共产主义组织，探寻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可能。1936年的莫斯科审判使他们大受震撼，随后成为揭露斯大林极权统治以及苏联真相的坚定的反斯大林主义者。从此，他们开始偏离大多数左派分子，拒绝无产阶级艺术，在反对多种形式的斯大林主义的同时，倡导文学的现代主义，成为“反对中产阶级市侩势力，在政治思想与文学实验上高举欧洲标准旗帜的人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使他们在美国该不该参加战争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无论他们对美国的看法有多么不同，战后时局的变化都使他们在调整自己的政治倾向时，“—方面为美国政府提议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又保持对美国社会秩序的批评态度”。他们相信胡克的论断。“如今……共产主义是对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然而，尽管他们认同麦卡锡的共产主义威胁论，他们还是普遍反对麦卡锡迫害共产主义者的极端行为。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社会进一步朝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方向发展，再加上个人旨趣以及志向的不同，纽约知识分子这个“家族”开始分崩离析，越战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作为一个统一的“家族”对外说话，之后尽管他们继续在美国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已全然失去往日的内部和谐与统一。

如今，这个主要由作家、政治理论家、社会文化批评家组成的“家族”中老一代成员均已作古，年轻的一代也不再年轻。随着《党派评论》于2003年4月停刊以及九十四岁高龄的威廉·菲利普斯于2002年9月离世，纽约知识分子已成历史，但他们所留下的文学历史批评巨著、所经历的辉煌以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无疑是美国文化历史上的宝贵遗产。正如欧文·豪与一位文化史学家所总结的：他们在文学上“创造了_一种全新的，对这个国家来说，几乎是陌生的创作风格：全球性的、博学的且经常富含争辩的”；在政治上，“在将近三十年间他们代表了美国知识分子的核心，既作为国家之声音，又作为国家之良知”。

如此重要的政治文化地位无论如何都离不开他们的“家族”舆论工具——《党派评论》。自杂志诞生之日起，尤其是自1937年复刊之后，《党派评论》就一直是他们的机构刊物，帮助确立了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及影响力。它既是“美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家庭喉舌”，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甚至有可能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小型刊物”。‘当然，《党派评论》的成就离不开杂志的思想内容，尤其是杂志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注、它所展现的那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模式以及它对知识分子的普遍关怀，也离不开两位创始人——菲利普·拉夫与威廉·菲利普斯，尤其是拉夫的贡献。拉夫是公认的杂志的核心，他起着既是总指挥又是战略家的作用；他领导杂志就像指挥战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的编辑个性是压倒一切的；而与拉夫相比，菲利普斯起的是领班与裁判的作用。詹姆斯-法雷尔戏称两人的结合是“内容与形式”的结合。

拉夫个性强悍、善于思辨、言语尖锐。对他的评说总是离不开他一手创办的杂志——《党派评论》。因此，美国知识分子、纽约知识分子、《党派评论》、拉夫，它们总是锁链一般相互联结着、相互作用着。如果我们把美国知识分子比作一棵大树，那么纽约知识分子、《党派评论》便是这棵大树上的枝干与枝权，而拉夫则是枝权上的枝权。这或许是个不太贴切的比喻，但本书的目的就是想借助美国知识分子这棵“大树”及相关的社会历史语境，探讨拉夫这枝“树权”：它是如何成长起来的？长什么样子？又是如何“一枝独秀”乃至“独树一帜”的？当然，本书借助这样一个语境，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原因，那就是：尽管拉夫给读者留下了不少优秀的，乃至一流的政治、文学批评文章，但他几乎从来不说自己以及自己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对他个人的了解只能依靠别人对他的评说。然而，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就是这类评说也十分有限，因为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他的个人生活也知之甚少。他们普遍的印象是：拉夫对别人津津乐道，对自己却总是三缄其口。“他总是神神秘秘，几乎不为人所知。”尽管这样，拉夫的编辑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文学思想还是非常透明、非常清晰的。

与其他纽约知识分子一样，拉夫早期深受激进主义的影响，相信马克思主义既是他们行动的指南，又是他们政治、文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在激进气氛热烈的20世纪30年代，拉夫加入共产党，之后又不折不扣地是一位热情高涨的革命者。1934年的《党派评论》无疑是这种激进革命热情的产物。但是，赋予《党派评论》地位的却绝不是它对时代潮流的顺应，而在很大程度上，与拉夫一样，是对时代潮流的反对或者说是抵制。回顾《党派评论》的历史，尽管《党派评论》初刊时是共产党旗下的革命刊物，但第二年，拉夫就敏感地发现无产阶级文学有问题，例如：共产党对文学的操纵、文学质量的普遍下降、批评的党性化倾向，等等。第三年，再加上财政问题以及共产党政策的转向，《党派评论》宣布停刊。莫斯科审判坚定了拉夫与共产党脱离的决心，使他毅然走上反斯大林主义的道路。因此，1937年复刊时，拉夫坚持《党派评论》与任何党派和党性分离，杂志的关注中心从无产阶级转向了知识分子．从高尔基与反叛诗人转向了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T．S．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等。这种编辑思想与立场深深吸引了-一大批具有类似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是犹太知识分子，且很快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有人将这个弥漫着犹太气氛的圈子称作美国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威廉·巴勒特曾提到，他在那些犹太知识分子中间几乎忘记了自己根本就不是个犹太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随着知识分子对美国以及战争的态度逐渐分化，《党派评论》成为了论争美国该不该加入欧洲战争的前沿阵地。拉夫的态度从最初的不介入战争转变为“在某种意义上，这场战争便是我们的战争”。这种态度的转变使德怀特·麦克唐纳等一些坚决的反战成员离开《党派评论》。20世纪50年代，拉夫引领《党派评论》率先揭露了苏联共产主义的极权性质。尽管在对待麦卡锡极端迫害共产主义者的问题上．《党派评论》没有成为批评麦卡锡主义的领头羊．但拉夫本人还是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对麦卡锡的谴责。除了政治上的成就，或许《党派评论》最大的成就在于它发现并培养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作家与批评家，他们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索尔·贝娄、苏珊·桑塔格、莱昂内尔·特里林、玛丽·麦卡锡、欧文·豪、艾尔弗雷德·卡津、德怀特·麦克唐纳、迈耶·夏皮罗、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哈罗德·罗森堡等。据欧文·豪说，《党派评论》“不仅帮助创立了美国文学中的新流派，即城市‘疏离’小说以及犹太小说，而且还帮助形成了美国文学批评中的独特流派．即所谓的纽约社会批评家”。当然，《党派评论》能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也离不开这些作家与批评家的贡献。

在那群个性迥异、成就卓著的纽约知识分子中，拉夫是位非常特殊的人物。拉夫早年辗转数国，饱尝生活的艰辛，因此除了，20世纪50年代在政治上沉默了一段时间外，拉夫基本上一直是位共产主义者。他留下的政治文章是他所经历的共产主义历程的最好体现，其中包括：20世纪30年代在《新群众》、《工人日报》、《反叛诗人》等共产主义杂志上发表的宣扬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文学的、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文章；20世纪30年代末与40年代初对与共产主义相对的斯大林主义的揭露与批评；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对共产主义成为一种实际的政治教条的质疑；以及最后几年他向20世纪30年代的激进马克思主义的回归等。这些文章体现了拉夫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的政治使命感与责任感：大萧条之前，他着意向美国人介绍马克思、列宁；莫斯科审判之后，介绍斯大林、托洛茨基，介绍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堕落以及斯大林主义的真相；之后，介绍凯斯特勒、马尔罗、萨特等一些欧洲激进知识分子，同时观照美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意识，提醒战后美国知识分子注意普遍的“资产阶级化”倾向。事实上，拉夫的这些思想都得到了延伸，成了《党派评论》的部分政治使命。

然而，拉夫毕竟是位热爱文学的文学批评家，他首要关心的还是政治世界中文学的存在。20世纪40和50年代是拉夫的政治保守时期，但却是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最繁荣时期。随着激进主义逐渐消退，拉夫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他的批评视野基本上落在对现代美国文学、欧洲现代主义作家的阐释以及对时代潮流，例如新批评、形式主义、宗教回归、神话一象征崇拜等的反击上。那段时间，拉夫创作出了一批极富洞察力与思辨性的批评作品。这些，再加上后期的一些作品，具体体现了拉夫所一贯坚持的批评思想与批评原则。

拉夫头脑清醒、思想具体、道德意识强烈。他认为批评是周旋于生活与艺术间极具责任感的活动；批评家的职责是恢复文学事件中参与者的角色。可以说，拉夫的批评代表着一种道德姿态。拉夫提倡文学过程的自律，蔑视任何以意识形态评判作品的批评家，如马克斯韦尔·盖斯马、格兰维尔·希克斯、伯纳德·德·沃托等；但拉夫又不同于绝对“审美”的批评家，他还注重艺术的政治含义。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在拉夫身上融合，主要是因为对拉夫来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现代主义是对付绝望处境的两大激进力量。拉夫还寻找“有用的过去”，视历史为机会的区域，作家确立自我的重要因素。这种“第六感”赋予了拉夫辨别欧洲经典作家与美国作家的能力，使他能够与他的批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并能客观、公正地评说他们的功过、优劣。

拉夫的文学批评方法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他强调文学的社会决定因素以及艺术客体在时间维度中的存在，但拉夫同时义吸收了存在主义、心理分析、社会学中的一些概念。我们欣赏拉夫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能够恰到好处地运用这些现代批评资源，不同于某一方法或技巧。

与他比较欧洲化的政治思想一致的是。拉夫的文学思想也非常欧洲化。在《党派评论》复刊之后，拉夫有感于美国文学的不足．曾号召进行“美国文学的欧洲化”。拉夫的这种文学的欧洲化思想是在并不丢弃本国特色的基础上提出的，拉夫坚持“美国文学的欧洲化”不是对欧洲文学的单纯模仿或再现，而是拓宽民族文化，绘美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使之更加国际化。这种文学前景具体要求美国文学能创造出一种在思想上是世界性的、在具体内涵上是民族性的文学，正像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所创造的那样。在拉夫的思想中，美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就像伦道夫·伯恩所言的不同种族的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关系。拉夫本人也是欧洲现代主义大师的仰慕者，其中最典型的人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拉夫与他无论在脾性上还是在观念上都差异甚大，但却发现了他对现代危机所作的种种思考及其作品中所蕴涵的多重矛盾冲突与对立差异。拉夫认为，在所有现代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与现代经历的关系最为密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无论是在人物塑造还是在经验与思想、生活与文学、传统与创新等一系列辩证关系的演绎方面，都蕴涵着“创造性矛盾”。“创造性矛盾”是拉夫批评思想中的最高文学价值的体现。以欧洲文学为参照，拉夫在阅读美国文学时发现美国文学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与分裂，即以纳撒尼尔·霍桑与亨利·詹姆斯为代表的“苍白脸”和以惠特曼与马克·吐温为代表的“红皮肤”两种传统之间的对立与分裂。然而拉夫义提出，尽管这两种传统之间存在着许多方面的对立，但两者在对于经验的态度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共同之处。拉夫希望在美国生活得到深入的同时，美国文学中对经验的崇拜能在与思想的融合中减弱，美国文化能最终走出两极分裂的死胡同。

拉夫还对批评家提出了看法。他指出批评家永远不能成为任何偏见或狭隘的奴仆；他必须了解国家的传统偏见，必须以世界文学的最高标准审视作品。他既不能戴着任何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去评判作品，又不能将作家的意识形态等同于作品的意识形态。一位优秀的批评家应该能够判断什么是世界级的珍品，什么是民族层次上的优秀作品。他必须公正、客观、严谨、清醒，而且还需要道德意识、批评智慧、审美力、鉴赏力、评判力等多种才能。事实上，拉夫的批评就是他所坚持的这些才能与意识相结合的典范。如果我们相信卡津所言：拉夫“本质上是位辩论家，而不是作家……是知识分子司仪与主帅……是他那群激进知识分子的约翰逊博士”，那么我们无疑是在低估乃至忽视拉夫的文学与批评才能。尽管拉夫一生没有留下任何宏篇巨著，但拉夫对美国文学中存在的严重分裂、对美国文学对经验的崇拜以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剖析与洞见不能不说是引人深思。

这位乌克兰出生，毕生致力于将全球意识带入美国的欧洲移民，与其他纽约知识分子一样梦想着在美国取得成功、得到承认，但他同时又是那群知识分子中最边缘的人物。在逐渐认识美国、接受美国，将它接纳为“我们的国家与我们的文化”，并于1957年进入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的整个过程中，拉夫似乎在，并且也想与美国、与自己达成妥协。然而，他最终还是无法妥协，在失去了抗击时代潮流的最后一个阵地——《现代时刻》之后，他彻底崩溃了。无论说他如威廉·巴勒特所言．“越是成功．就越是抨击给他带来成功的那个制度”，是位很不明智的顽固分子；还是说他是位赢弱老人，最终被时代潮流所击溃；还是说他如玛丽·麦卡锡在著名悼词中所说．“从未学会游泳”，具有那种反抗时代潮流的精神；还是说他至死还在守望着自己的那块“麦田”，是位不经世事、顽固不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拉夫的确是个矛盾的多面体，在他身上存在着许多互相冲突，乃至令人不解的矛盾。玛丽·麦卡锡提到：“正如那些认识他的人所看到的，在拉夫身上存在着两个人物．他们长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没有冲突。说一个是政治的、阳刚的以及进攻性强的，而另一个是艺术的、阴柔的以及梦幻的可能过于简单，但这些对立就是组成部分。”“的确．这是拉夫众多矛盾中最明显的，或许也是最具意义的一对矛盾，因为这两个拉夫的融合形成了第三个拉夫，即作为编辑的拉夫。他能够以不同的面孔处理不同的人和事，能够或强或弱、或硬或软地周旋在政治与文学之间。但除此之外，或许还存在着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拉夫。例如，拉夫热爱生活。但似乎生活对他过于吝啬：早年离开父母．被迫独自谋生；经历过两次离异；遭遇过感情的背叛以及第三任妻子葬身火海的打击；后来又因第四任妻子脾性、教养的问题，他最终陷入崩溃境地。拉夫生前对自己的犹太性讳莫如深，但却把价值一百多万美元的遗产留给了以色列。拉夫政治思想激进，写有不少政治评论，但在他的三大批评文集中却没有那些政治文章的一席之地……这些拉夫与前三个相比无疑隐蔽得多，但它们却是使拉夫这位人物丰满起来的具体因素。指出拉夫身上存在着这些矛盾并不是说拉夫是位个性分裂的人物，相反，各个方面的对立在拉夫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调合，让人觉得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充满矛盾、困惑与苦恼的典型的现代人物。

作为社会一文化批评家，拉夫与威尔逊和特里林相比并不多产．但事实上，无论是在批评种类还是在批评质量上，拉夫并不逊色。威廉·巴勒特认为：

如果从另一角度进行比较……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以及在某一段时期内，他或许比威尔逊更具影响力。的确，相比之下，他的作品徽乎其微，他的读者也仅有威尔逊的一小部分那么多，但他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年轻的知识分子身上。他们在继续教授文学或者从事文学创作，尽管他们可能没有完全追随他的思想，甚至有可能采取了相反的立场，但他们都以自己的思维方式从拉夫那儿得到了某种教导，并扩大了他的影响力。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拉夫最有意义的，也最公正的总结与评判。

开始有意识地阅读纽约知识分子以及菲利普·拉夫，是在2001年夏。当初基本上是作为院里的一个“任务”而“接受”菲利普-拉夫的。斗胆“接受”之时，既对文学涉猎不深又对历史鲜有了解。因此，不得不从当初要求的“三年计划”拖到“五年计划”。2006年夏，本书终于成稿。阅读、写作中遇到的种种曲折依然历历在目，有酸、有苦、有辣，也有甜。

研究是为了学习。进入纽约知识分子这个领域，无论对我个人的视野还是学养，都是一个巨大的飞跃。那些知识分子所散发出的思想智慧与活力、他们对文学与政治的执著，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但他们的精神却超越时代，值得我们永远敬仰与学习。

我走入这一领域，从这一研究中受益匪浅，后来又将学术兴趣从文学扩展到美国文明，得感谢钱满素教授。她将纽约知识分子的研究选题带入我院，并在我阅读、写作的各个阶段给予了可贵的指导与鼓励。她的智慧、学识、宽容令我终生难忘。其次要感谢外院院长张杰教授。他对这套研究丛书的支持、热情以及执著令我们备感温馨与鼓舞。还要感谢陈贻夫妇与林华一家，是他们在美国帮我买了一本本参考书，并将它们带回、邮回国内。当然，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的理解支持着我的写作。没有上述所有人的帮助与关怀，这本小小的书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

本书出版之际，我既感高兴又感不安。笔者眼界、学识有限，希望广大读者、行家不吝批评指正。

张瑞华

2012年7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