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皇帝，他雄才大略，城府极深，在战争年代削平群雄建立大明，建国后治理天下成效显著，开一代风气之先，为大明三百年盛世奠定了艰实基础。他给人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一系列杀戮，也因此被描绘成一个嗜血、残忍的暴君，成为开国皇帝屠杀功臣的典型代表。对于这样一个人们所熟悉的皇帝，作者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发现他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地方，并在《朱元璋秘史》中介绍给广大读者。作者包瑞以考察历史真相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拘于一切成说，大胆探索历史研究的空白领域，言人所未言，自成一说。在战争年代，通过分析朱元璋的权谋，探讨其成功的原因，重点讲了朱元璋在郭子兴集团成长并攫取最高领导权的经过，铁腕的驭下之术，高明的战略战术，不择手段铲除异己、吞并友军的厚黑之术，用人唯亲的自私做法以及其借助龙凤政权壮大后又背叛红巾军的内幕，并有史以来首次独家揭示朱元璋为人所不知的恋元情节，并探讨了其神秘的族属，以及朱元璋一系列作为与其族属的渊源关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雄才大略，削平群雄、推翻蒙元，治理天下成效显著，开一代风气之先，为大明近三百年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他也被描绘成一个嗜血、残忍的暴君，成为开国皇帝屠杀功臣的典型代表。包瑞编著的《朱元璋秘史》通过分析朱元璋的权谋，探讨其成功的原因，重点讲了朱元璋在郭子兴集团成长并攫取最高领导权的经过，铁腕的驭下之术，高明的战略战术，不择手段铲除异己、吞并友军的厚黑之术，用人唯亲的自私做法，背叛红巾军的内幕，并首次独家揭示朱元璋为人所不知的恋元情节，并探讨了其神秘的族属，以及朱元璋一系列行为与其族属的渊源关系。《朱元璋秘史》总结了朱元璋追求至治的统治经验，介绍了朱元璋建设和谐社会的探索，深入分析了“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揭示功臣涉案被杀的真正原因，把一个更真实、更完整的朱元璋展示在读者面前。

一、好人难做：元顺帝优待汉人反而引起民间大走

二、朱元璋被郭子兴看中缘于白莲教背景

三、朱元璋扑朔迷离的早期创业史

四、朱元璋为摆脱郭子兴的束缚不惜铤而走险

五、元军内讧在高邮城下一哄而散致形势糜烂

六、朱元璋擅作主张在和州试点自立门户

七、朱元璋私通郭子兴的仇人将其气死

八、巢湖水师借兵反被朱元璋利用渡江

九、朱元璋借元军之手铲除郭子兴的接班人

十、一封信导致朱元璋和张士诚交恶

十一、朱元璋的用人策略：猛士开疆心腹守城

十二、张士诚的好名声令朱元璋十分妒忌

十三、陈友谅靠杀人兼并发家却丧失人心-

十四、一脸福相的徐寿辉惨死在陈友谅的锏下

十五、谍中谍：陈友谅突袭南京却成自投罗网

十六、朱元璋盲目招降纳叛引发危机

十七、后宋还都开封的壮举如昙花一现

十八、元将察罕被刺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十九、内斗使元廷错过了扼杀红巾军的最佳时机

二十、南昌新城使陈友谅的蝎子战术无用武之地

二十一、鄱阳湖大决战“航母”对群狼

二十二、西线的胜利打破了东线的势力平衡

二十三、张士诚羞辱元廷朱元璋却极力谄媚

二十四、张士诚刚烈负气宁死不屈

二十五、方国珍因身段柔软保命却难逃宿敌刘基黑手

二十六、陈友定斩使饮血为落胆将士打气

二十七、朱元璋捆住蒙元手脚后突袭斩首

二十八、扫清蒙元残余后朱元璋高调封赏功臣

二十九、朱元璋驾驭骄兵悍将的独家秘笈

三十、朱元璋为篡权害老丈人郭子兴绝后

三十一、朱元璋迫害异己的厚黑之术

三十二、朱元璋军事胜利的背后是卓越的管理能力

三十三、朱元璋仇视红巾军却对大元抱有不同寻常的感情

三十四、李善长以文职位居功臣之首堪称奇迹

三十五、刘伯温光说不练浪得几分虚名

三十六、大将军徐达的人品比军功更令人景仰

三十七、战神常遇春以打仗为最大乐趣

三十八、曾被明玉珍冷落的傅友德成了蜀夏政权的掘墓人

三十九、明谚“尝西边拿得王保保来耶”的来历

四十、洪武五年北伐失利导致大明国策的转变

四十一、明初恢复封建礼法以维稳为宗旨

四十二、朱元璋发展经济的举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四十三、朱元璋对建设和谐社会的探索

四十四、朱元璋依靠群众监督官员

四十五、朱元璋严惩贪官的同时对百姓仁慈宽大

四十六、“空印案”的背后是打击墨吏

四十七、“郭桓案”受到冲击最大的是粮长

四十八、刘基之死的背后推手是李菩长

四十九、明初中书省里的权力斗争

五十、胡惟庸从小树渐至遮天蔽日引杀身之祸

五十一、帝师宋濂教子无方涉胡惟庸谋反案

五十二、开国功臣朱亮祖死因之谜

五十三、廖永忠醉心功名成为明初第一个被杀的开国功臣

五十四、朱元璋对涉胡惟庸谋反案的功臣进行了遮掩

五十五、李善长涉案致胡惟庸谋反事迹全面曝光

五十六、朱元璋屠杀功臣并非过河拆桥

五十七、“胡惟庸案”的另一种说法

五十八、明初大量功臣支持胡惟庸谋反的原因

五十九、朱元璋与功臣联姻的学问

六十、小将邓愈兼具徐达和常遇春的优点

六十一、马皇后的养子沐英获赠云南之地

六十二、李文忠因器量宏远被朱元璋修理了两次

六十三、朱元璋最亲信的部将冯胜小毛病不断

六十四、蓝玉深人极北犁庭扫穴

六十五、蓝玉谋反案的真相

六十六、朱元璋屠杀功臣之前已将军权转交给儿子

六十七、明初开国功臣傅友德、冯胜被杀之谜

六十八、朱元璋立朱允蚊为皇储的真实原因

六十九、朱元璋对儿子们的教导用心良苦

七十、朱元璋的政治遗产

七十一、朱元璋轶事：圣心难测缘于较真精神

【三】朱元璋扑朔迷离的早期创业史

濠州战役时，许多地主武装助元军作战（大多是色目人组织的），元军撤离后，这些队伍迷茫不知所之，城内的红巾军乘机四处出击，兼并这些武装扩大自己的势力。这时朱元璋也回到家乡，收编了七百多散兵游勇，郭子兴很高兴，任命他为镇抚，但是朱元璋志向远大，不愿受制于人，时刻打算自立门户。

早在徐州双雄到来之前，他就极力怂恿郭子兴离开他的伙伴独立发展。当时郭子兴正受其他四位将领的排挤，朱元璋对他说：“他们现在越来越密切，而我们越来越孤立，时间长了肯定会被他们压制。”这句话表面上是为郭子兴着想，实际上是向他讨要兵权，如果郭子兴决定开辟新的道路，就有可能让朱元璋带兵外出发展。由于当时形势尚可，郭子兴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但朱元璋并没有因此放弃自立门户的想法，郭子兴不给他本钱，但是他有多年独闯江湖的经历，或许可以白手起家，在这个想法的支配下，朱元璋打算单枪匹马从摆地摊做起。

史料记载，被提拔为镇抚后不久，朱元璋放弃他所管辖的七百多人的队伍，只带了二十四个亲信离开濠州（乃以兵属他将，独与徐达、汤和、费聚等南略定远），他之所以如此自信，因为兵源俯拾皆是，而自己又长于招兵。但这次朱元璋很不成功，他在外晃悠了一段时间，没有招收到什么队伍，自己又病倒了，于是不得不灰头土脸地回到濠州，重回郭子兴的怀抱，他的第一次单飞以失败收场。

但是郭子兴的日子也不好过，战后不久彭大病死，郭子兴失去靠山，赵均用率义军主力攻打江苏盱眙，并试图从那里北上进攻徐州，回到他以前的地盘上，郭子兴也被挟持北上，处境岌岌可危。

郭子兴的困难成就了朱元璋，为了保存实力，避免被赵均用兼并，郭子兴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军队交给朱元璋带领。朱元璋如愿以偿，掌握了一支实力不俗的军队，并于至正十四年七月南下攻取了滁州。

《明史·太祖本纪》对这一过程的记载是：至正十三年濠州战役后，朱元璋回到家乡招兵，得七百多人，郭子兴很高兴，任命他为镇抚。不久之后朱元璋放弃他所管辖的七百多人的队伍，只带了二十四个亲信离开濠州（乃以兵属他将，独与徐达、汤和、费聚等南略定远）。在定远朱元璋设计招降了张家堡的民兵三千人，后来又突袭并收降了缪大亨的二万人的亲元义军，凭借这支军队朱元璋攻占了滁州。

上述记载三步并作一步，把朱元璋第一次失败的出走和招收张家堡民兵、攻取滁州这三个相对独立的事情强行捏合起来，连贯讲述。把朱元璋创业的过程描述成一气呵成，势不可当，隐没了许多事实，以致我们对于朱元璋在至正十三年、十四年的活动存在许多疑问。

《明史·费聚传》就招收张家堡民兵一事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定远张家堡有民兵，无所属，郭子兴欲招之，念无可使者。太祖力疾请行，偕聚骑而往，步卒九人俱。”

文中对这一过程有详细描述：朱元璋和费聚骑着马，带着九名步兵前去张家堡招抚民兵，走到宝公河，远远望见民兵军营整齐，弓弩都外向，步卒看了十分害怕，想打退堂鼓，朱元璋制止了逃跑者，率众人来到营中，说明了来意。鉴于濠州的声望，民军首领基本同意入伙，约定三日后正式就抚。达成协议后，朱元璋回去向郭子兴复命，费聚则留在民营中继续接洽，然而个别民兵将领反对入伙，想维持独立或是投靠其他义军。费聚见状赶紧回去报告，于是朱元璋和费聚再次带着三百人去做工作，他们设计将民兵的首领抓捕，从而收编了这三千多人。

这是《明史》的一次明显穿帮，《明史·费聚传》一不小心掀了《明史·太祖本纪》的屁帘。从前者的记载可以看出，朱元璋招张家堡民兵是奉郭子兴之命与费聚等人一同完成的，在招降的过程中借助了郭子兴义军的名号，并往返于民兵和濠州城之间进行沟通，而后者却记述为朱元璋第一次出走后的作为，两者大相径庭。 《费聚传》的记载显然更贴近事实，如果不借助濠州义军的名望和实力，朱元璋一个光杆司令是无法完成招降张家堡几千人的部队的。

按照《明史·太祖本纪》的记载，招收张家堡民兵后，朱元璋又利用这支军队兼并了亲元义军缪大亨部，进一步扩大了实力，然后凭借这支部队攻取了滁州，既然第一步招收张家堡民兵的事情失实，那么后来的事显然也是靠不住的。

官修正史为了表现朱元璋的英明伟大，将他在这一时期的行动归为自主创业，和郭子兴撇得干干净净，并选择性失忆，将其第一次不成功的出走与后来的一连串胜利进行嫁接，一气呵成，施放了一大团迷雾。在另一篇不太重要的人物列传中却不小心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事实上，朱元璋在这一时期的行动都是在郭子兴的授命下完成的，是濠州战役胜利后义军乘势反弹的一部分，带有为郭子兴扩张势力的目的。后来郭子兴被赵均用挟持之后，朱元璋才乘机攫取了部分兵权，并向自立门户的道路大踏步迈进。

官修正史对滁州战役的记载讳莫如深，这次战役的敌方是何人，参战部队有哪些，均未交待。笔者认为，滁州战役的胜利果实很可能是正史“强加”给朱元璋的，其主战部队未必是新招收的张家堡和缪大亨部民兵，而有可能是郭子兴旧部，主将也未必是朱元璋而是另有其人。

朱元璋攻取滁州时并没有脱离郭子兴的领导，但他在此后羽翼渐丰并试图挣脱后者的束缚，他甚至萌发了夺取全国政权的野心，这一志向是他手下的一些谋士帮他确立的。

在进军滁州的途中，定远人冯国用、冯国胜兄弟来投，他们建议朱元璋攻取南京，并以南京为根据地四出征伐，一统天下。为达此目的，不能像其他义军那样只顾抢劫女人和财物，须转变作风，倡仁义、收人心、树形象。稍后来投的另一位定远人李善长认为朱元璋作为汉高祖刘邦的邻居，完全应该承纳后者的王气，成为一代帝王，他建议朱元璋向刘邦学习，邀买人心，做到知人善任。以刘邦为榜样，以帝王自我期许，时时效法，高标准，严要求，是朱元璋职业生涯的一大特点。

朱元璋对三人的建议十分认可，将他们留作亲信。李善长是当地的里长，有一定的才能和人望，朱元璋对他尤为信任，李善长在要求朱元璋学习刘邦的同时，自己也以萧何自居，竭忠尽虑辅助朱元璋，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冯氏兄弟带兵来归，朱元璋让他们执掌军队，兄弟二人先后担任朱元璋的亲军总指挥兼警备司令。朱元璋为什么放着濠州同来的二十四名亲信不用，而用半路来归的冯氏兄弟出任这一要职呢？相同的民族属性也许是其原因，冯氏兄弟和不久之后来归受到重用的常遇春、邓愈均列名“十回保一朱”传说的名单之中。

立大志者成大事，起兵伊始朱元璋就树立了平定天下的远大抱负，这是朱元璋与众多豪杰不一样的地方，也是他最终成功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他是在谋士的鼓动下开始了脱离郭子兴的活动，因此当他独当一面后，十分忌讳手下大将与文人谋士结合，并采取种种措施加以监视，防止将领独立出去。这是朱元璋职业生涯的第二个特点。

P11-14

皇帝的胡子、伊期兰教和《明史》

关于明朝皇帝的族属，争议已久但鲜为人知。大致有三种观点：传统看法认为朱元璋是汉人；一部分人认为他是回族；民间则有十回保一朱的说法，认为朱元璋手下大将有多人是回族，回避了朱元璋本人的族属。

朱元璋是回族的观点乍一听很雷人，其实一点也不新鲜，这一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海外广为流传，一些学者认为南宋以后汉人分别被蒙古人、回回人、满人统治，所以有“崖山之后无中华”之说。

这一观点并非捕风捉影，持论者提出了许多有力的证据。比如《明史》中两次提到朱元璋“克葬”其母，而“克葬”是回族特有的丧葬方式，具体做法是用白布包裹逝者，而不用棺材。从开掘的明定陵中发现，万历皇帝和皇后采用了曲肢侧葬的方式，这一方式为古西域人的传统葬式而少为中原人士采用。

持传统观点的人从皇宫饮食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举了许多例子进行反驳。但有证据显示，朱元璋为了夺取江山，不得不借助汉人的力量，夺取江山以后，借鉴了元代异族统治败亡的前车之鉴，为子孙后代计，有意掩饰其回族身份，主动进行汉化，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江山世代永固。另一方面，元末明初，回族尚处于形成阶段，各种风俗是否如今天一样成为共识和习惯，很难说。虽然色目人在元代地位较高，但仍然处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能否不受蒙古人的影响而整齐划一保持正宗，我们不得而知。

笔者不想打笔墨官司，而是想从明朝皇帝本人的生理特征进行分析。有一件事情最能反映朱元璋及其子孙的回民身份——胡须，这一证据非常直观。

众所周知，汉人的胡须数量较少，嘴唇以上为八字胡，下巴为山羊胡，而包括阿拉伯人、维吾尔人在内的西域人都有浓密的络腮胡。

从现存的明成祖朱棣到明末代皇帝朱由检的画像可以看出，他们的胡须有一个从多到少的递减过程：早期的皇帝从成祖朱棣到英宗朱祁镇，全都是大胡子。后期的皇帝从武宗朱厚照以下全是八字胡和山羊胡，中期的皇帝胡须数量介于两者之间。这似乎可以证明两个事实：一是明朝皇帝有回族血统，二是皇帝与汉族女子通婚并逐渐汉化。

据《明史·成祖》记载：“王（指朱棣）貌奇伟，美髭髯。”从画像上看，奇伟与否不太好说，但是“美髭髯”名不虚传。朱棣嘴唇上的胡须大大超过八字，从旁逸出很远，下巴的胡须主体部分似乎并不“超标”，但是胡须除了主流以外还有支流，两侧各有一绺胡须，经过打理飘逸而下，其余更靠边的胡须则被画家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不仔细看很难发现。经过这样一番处理，朱棣的胡须看上去就和汉人相差不多，但是他的嘴唇周围却“疏梅横斜”。

如此用心良苦地处理胡须，恐怕不完全出于爱美之心，这也让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深谋远虑、事无巨细的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却没有留下一幅可靠的画像。明代学者陆容在其《菽园杂记》中记载：“高皇尝集画工传写御容，多不称旨。”既然“集画工传写御容”，为什么没有给后世留下一幅标准像？这显然不符合常情。朱元璋向察民间疾苦，爱惜民力，不事奢侈，为什么会对自己的画像这么挑剔呢？从现存的几种版本的朱元璋画像可以看出，其面部崎岖，类似阿凡提。

朱棣处理胡须的方式是分流法，尽量缩小面积，提高密度，另一种方法的原理与之相反，如实反映面积但是缩小密度。在朱高炽的一个版本的画像中，画家写实地将他的络腮胡画了出来，但稀释了胡须的密度，每根胡须之间都有距离，就像刺猬的“钢针”。

第三任皇帝明宣宗朱瞻基的画像比较写实，他浓密的大胡子跟阿富汗塔利班战士（塔利班禁止男子剃须）别无二致，这一胡须绝非中土人士所有。

英宗之子宪宗朱见深的胡须还相当可观，但是宪宗之子孝宗朱祐樘的胡须突然少了许多，这是因为他的母亲纪淑妃是广西瑶族土司的女儿。纪淑妃是在成化时明朝征讨大藤峡瑶族时被俘入宫的，后来偶然被宪宗朱见深临幸，诞下孝宗朱祜樘。这样一来，明朝皇帝就掺入了瑶族人的血统，因此朱祐樘的胡须大量减少。明代中期以后，一些新皇帝大多由地位较低的宫女所生（如万历、泰昌），这些宫女大多数是汉族平民，因此皇帝的胡须越来越少。

明朝皇帝与伊斯兰教关系密切，朱元璋登基后在南京、西安及滇、闽、粤等地敕建清真寺。南京的清真寺赐名“净觉寺”，朱元璋经常光顾，并御制《至圣百字赞》赐清真寺，文中热情赞颂了真主和穆圣，显示了朱元璋对伊斯兰教的感情和深刻认识。

朱元璋以下的皇帝对伊斯兰教也有明显偏爱，首都北京建有四座大清真寺，在全国各地建有九十座清真寺，这些寺院都是皇帝个人捐款修建的而不是动用国库。伊斯兰教在古代中国并非主流宗教，而明朝皇帝却对其异常热爱，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不少穆斯林在朝内担任重职或在地方和军队中担任高官。波斯旅行家赛义德于1500年游历中国，1516年回国后用波斯语写成《中国纪行》，奉献给土耳其素丹（国王）赛利姆一世。该书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明皇室与伊斯兰教的特殊关系，文中描述宫廷内有皇帝专用的清真寺，有宣礼员，主麻日（星期五）皇帝到城外的清真寺做聚礼，以及穆斯林文臣武将对明朝开国的贡献、皇帝对他们的重用等。

文中还指出皇帝对其伊斯兰背景进行了隐瞒并分析这么做的原因，说道：“从皇帝的某些行为看，他已信奉伊斯兰教了，然而由于害怕丧失权力，他不能对此公开宣布。”

赛义德来到中国的时间正是明中期孝宗和武宗时期，他的著述可以从武宗朱厚照的言行中得到印证，玩世不恭的武宗对伊斯兰怀有很深的感情，他评论各宗教说：“儒学虽可以开物成物，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教看似能穷神知化但不能复命归真。诸教都有偏颇，只有清真认主之教，深源于正理，所以能够天长地久传至万世。”他还写了一首《尊真主事诗》称颂真主：“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武宗还有阿拉伯文名妙吉敖兰（意为安拉的荣耀）。

武宗以后，皇室与伊斯兰的关系发生重大转折，这是因为武宗朱厚照没有子嗣，世宗朱厚熄由藩王人继大统。出生于湖北的世宗受武当山的影响信奉道教（深居西苑，专意斋醮），此后大批文人兴起，儒教地位上升，皇帝尊奉儒教，伊斯兰色彩日益淡化以至于绝迹。后来西方传教士进入宫廷，北、南两朝末代皇帝崇祯和永历都信奉天主教。

经过蒙古人近百年有意识的异化后，回族遍布华夏大地各个角落，但是《明史》从未提及这些回民在元末乱世中的表现及作用，这一现象实在反常。对于我们熟知的著名回族人如郑和、海瑞等也从未提及其族属。但是《明史》在提到另一些著名的人物如满桂和李成梁时，则开门见山地指出他们分别是蒙古人和朝鲜人。

事实上，大量回民在元末乱世纵横驰骋。由于回族社会地位和财富都相当可观，在乱世中他们利用权势地位和财富结寨自保，他们集结一支军队割据一方，是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他们号称“义军”，名义上是帮助元朝镇压起义军，事实上大多数人在起义军和元政府之间采取投机观望的态度，其中一部分人投奔朱元璋成为其手下大将，如常遇舂、冯胜等。

中下级军官乃至普通士兵中也有不少色目人，徐达在山海关设卫时，其手下就有大量回族将士。山海关清真寺建于洪武十三年，就是驻扎在此的回族骑兵所建，故民间有“先有清真寺，后有山海关”的说法，但是《明史》对回族将士却绝口不提，以至于“十回保一朱”的传说只能在民间流传。

《明史》为什么对“回族”、“色目”这些字眼讳莫如深呢？究其原因，与皇帝对其胡须的掩饰是一致的。

关于朱元璋的族属，确凿证据恐怕要等到孝陵地官开启之日，在此之前，争论将会长期存在下去。作者在开篇抛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吸引眼球的一个噱头，而是因为朱元璋作为元末明初这段历史舞台的主要演员，其族属对于这段历史有重大影响，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许多方面，不能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法了解这一历史的全貌。假如朱元璋是色目人，色目优势将给他带来许多便利：这一身份将帮助他在起义初期在红巾军内部取得高位，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这一身份也使他能获得众多色目将士的支持，最终问鼎天下，同时也能解开朱元璋仇视红巾军、对蒙古人持宽大的态度、色目人数量在明代大发展等一系列历史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