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新秩序(国际金融热点精述)》编著者肖钢。
◆为什么美国、欧洲连续出台多轮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计划?
◆金融秩序的变化如何引发各国的利益博弈?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金融业如何进行重组与变革?
◆拉动中国和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在哪里?
◆全球金融新秩序的建立有哪些根本问题要解决?
包含以上问题的金融热点您都可以在由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肖钢主编的《聚焦新秩序:国际金融热点精述》中找到详解。在近几年来全球经济新的发展趋势和秩序变革下,《聚焦新秩序》汇集了多位专家学者和金融界人士对最近几年国际金融新秩序、制度创新与发展趋势的总结与思考。肖钢对近五年来国际金融热点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专题研究,以目前比较引人关注的60个金融热点为索引,进行高度概括和精确解读,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
《聚焦新秩序(国际金融热点精述)》编著者肖钢。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格局剧烈变革,国际金融的新事件、新现象、新问题、新规则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中国已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综合实力明显上升,金融市场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事件的发生、国际金融规则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影响日益明显,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聚焦新秩序:国际金融热点精述》由肖钢倡议和牵头撰写,作者选取了5年来国际金融领域的60个热点问题,从历史、现状、趋势、对中国的启示等方面进行探讨,以短小精悍的篇幅、通俗易懂的语言、平实生动的评述,加以阐释。这些问题涵盖财政货币政策转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塑造、金融业重组与变革、金融基础设施完善等五大领域,为各级领导和有志于从事国际经济金融研究的人士提供了难得的、鲜活的史料参考。
第一部分财政货币政策转变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是宏观经济管理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欧洲主权和债务危机的蔓延和美国的“财政悬崖”辩论,凸显了欧美政府资产负债表的脆弱。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牵一发而动全身,“财政悬崖”外溢效应将通过贸易、货币、债券市场影响全球经济。
●当前世界处于汇率(货币)战争之中,其主旋律是发达国家采用量化宽松等手段使本国货币贬值。
●欧洲猪国经济特征和治理缺陷何以使金融危机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欧洲三驾马车”的目标是解决欧债危机,他们主要的救助方式和救助效果面临挑战。
第二部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IMF在危机救助中的重要性得到提升,其缺乏代表性的现状使其改革变得异常迫切,在各国参与和推动下进行大幅改革。
●金融危机后,G20带动多边和区域合作,发挥其在全球金融治理和政策协调的主要作用。
●扩大特别提款权使用范围,发挥其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金融资产中的定价作用。
●金砖国家决定设立开发银行与储备基金,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国家之间的国际融资渠道和资金储备池。
●作为全球的经贸大国,中国已经具备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应多管齐下,全面提高境外持有人民币的意愿,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第三部分金融监管体系塑造
●在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较为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后,《巴塞尔协议3》明确对流动性覆盖率的规定,这是金融监管史上首次对现行流动性提出了最低要求。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被视为全球银行的“稳定器”。中国银行两次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中国银行业将接受更严格的国际监管。
●把零售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隔离开来的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围栏”有效隔离风险,维护储户等债权人利益。英国的“围栏”做法并非回归分业经营,而是通过有效隔离风险更好地发挥混业经营优势。
●有银行之实却无银行之名的“影子银行”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简称为“非银行信用中介”,已成为与传统银行平行的金融系统,其发展速度和规模超过传统银行,但它隐匿着巨大的风险,如何通过风险监控使影子银行“阳光化”,需要高度关注。
●震惊全球的“庞氏骗局”在美国华尔街传奇人物伯纳德。麦道夫被判处150年监禁宣判中画上句号。虽然这是一种古老的和常见的投资诈骗术,但面对现代高水平金融技术下隐藏的危险和欺诈,普通投资者仍要坚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基本投资规则。
●目前全球有50多个“避税天堂”,超过200万家公司和数千家金融机构在这儿注册,避税总数高达20万亿美元。2013年新一轮“避税天堂”改革已拉开了序幕。
第四部分金融业重组与改革
●贝尔斯登大量从事抵押贷款证券业务,成为次贷危机中首先倒闭的百年投行,随即拥有158年历史的投行雷曼兄弟公司倒闭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升级的标志性事件,“房利美”和“房地美”在经济周期波动时,风险和机制弊端被彻底暴露。“伦敦鲸”事件给摩根大通带来巨大冲击。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投行从精英变成恶魔,美国独立大投行模式告一段落,次贷危机拉开了金融业去杠杆化的序幕。
●“有毒资产”成为金融危机的传染链条,美国采取风险分担的办法,以帮助银行解决有毒资产。
●金融危机使人们对华尔街投行大鳄的怨恨演变成一场“占领华尔街”运动,运动中的口号“我们是99%,已经成为一个专属词条。
第五部分金融基础设施完善
●在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一系列事件中,评级机构的表现遭到市场的质疑,改变现有评级机构模式,对国际评级机构进行改革的呼声日渐加强。
●离岸金融中心在国际经济与金融交往中作用越来越大,人民币点心债拓宽了人民币资金出路,中国将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积极推动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发展。
●碳金融作为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创新,是各国抢占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因素,各国将鼓励有实力的金融机构进入碳金融和能源金融等新型市场领域。
精彩文摘:
第三部分金融监管体系塑造
影子银行
影子银行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备受各方关注。国际组织和各国监管机构都在总结吸取教训,研究如何加强监管。
什么是“影子银行”
“影子银行”(ShadowBanking)又称“影子金融体系”或“影子银行系统”。剑桥大学教授英厄姆曾在2002年《新的货币领域》一文中提出此概念,指的是从事地下外汇交易的机构。2007年,在美联储年度会议上,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麦卡利将影子银行描述为“有银行之实却无银行之名”。此后“债券大王”格罗斯引用了这一概念,开始被各界所熟知。不过由于提出时间较短、划分标准不同,目前国际上对影子银行的界定仍未形成普遍共识。 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在2012年11月发布的报告中将影子银行描述为“‘在银行体系以外从事信用中介的机构和行为’或简称为非银行信用中介”。主要涵盖以下五个特定领域:一是传统银行系统与影子银行系统间的相互交易;二是货币市场基金;三是其他影子银行实体;四是证券化;五是融资担保合同,如回购协议和证券借贷。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将影子银行界定为信用中介,是由至少部分游离于传统银行体系之外的机构、工具和市场组成的一个结合体。美国前财长盖特纳认为,影子银行已成为与传统银行平行的金融系统。在美国,影子银行被认为主要由政府发起的、银行内部的和外部的这三个子系统构成。房地产按揭贷款的证券化被认为是其主要内容,同时还涵盖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结构性投资载体、债券、保险公司、货币市场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担保债务凭证、信用违约互换、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和再回购协议等工具。
发展过程及原因
一般认为,影子银行始于美国,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补充信贷为目的的影子银行得到初步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实行紧缩货币政策,贷款受到管制,企业不得不寻找其他融资途径,影子银行得到初步发展。二是资本市场带动影子银行迅速发展。20世纪80-90年代,美国金融市场的证券化进程加快,为影子银行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遇。三是金融一体化使影子银行遍布全球。新世纪以来,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金融资源在全球的配置,为监管套利提供了可能,各国影子银行体系不断膨胀。有些地区影子银行的资产占比、交易规模和系统重要性程度急剧提高,甚至超越了传统银行。
近年来,影子银行总体上保持较快发展。FSB发布的《2012年影子银行监测报告》显示,影子银行在危机前发展迅速,其规模从2002年的26万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62万亿美元。2008年虽略有下降,但之后又呈增长趋势。截至2011年末,全球影子银行达到67万亿美元,约占整个金融系统规模的25%。其中,美国规模最大(23万亿美元),欧元区次之(22万亿美元),英国第三(9万亿美元)。尽管美国规模最大,但近年来占比呈下降趋势,欧元区和英国比重则在上升。
影子银行持续快速发展,主要是由于:第一,实体经济对金融业的需求多元化和复杂化,资本市场快速发展,为影子银行的发展创造了空间。第二,以信贷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加上金融机构监管套利动机,为影子银行的发展提供了途径。第三,金融管制法律放松和监管缺位,为影子银行的发展摆脱了束缚。
积极作用与潜在风险
影子银行在某种意义上是金融创新的产物,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决定的,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是发挥了信用转换的基本作用,是对传统银行体系的有益补充。二是加快了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创新,有助于实现金融服务的多样化。三是促进了传统银行经营模式的转变,对金融市场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影子银行的发展也具有较高的潜在风险。一是流动性风险。由于期限错配、投向不明、现金流稳定性较差,使得影子银行业务流动性风险极高。二是操作风险。由于隐密性强、结构复杂、规避监管等特点,使得影子银行存在较高的操作风险。三是信用风险。影子银行过高的资金回报要求往往超出资金使用者的实际负担能力,并且存在缺少拨备、杠杆率高等特点,造成潜在的信用风险隐患。四是系统性风险。由于影子银行风险具有较大的传染性,与传统银行的关联度较高,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隐患。
监管变革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对影子银行问题高度关注,开始转变监管理念,加大监管力度,并通过立法及行政手段,将影子银行纳入到监管范围内。例如,美国于2010年通过《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将成立由财政部牵头、其他九家监管机构组成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引入“沃尔克规则”限制大型金融机构自营交易,以及将金融监管范围扩大到资产证券化市场、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和场外衍生品市场等,规范影子银行体系,维护金融稳定。
受G20委托,FSB也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对各国不同形态的影子银行予以梳理和确认。同时,通过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以及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的分工合作,研究如何将影子银行体系合理纳入监管视野之内,既能将影子银行的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又不抑制其对实体经济的持续支持。目前,FSB已完成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建议并于2012年11月发布了《加强影子银行的监督和管理(咨询文件)》,其核心思想是加强监测和强化监管。在广泛征询意见后,正式监管建议将于2013年9月发布。
我国影子银行的现状及监管
我国影子银行与西方有所不同。由于我国的资产证券化还在起步,金融衍生品市场欠发达,影子银行不同于西方叠加型金融衍生的虚拟信用扩张,而主要表现为理财产品、民间借贷、同业代付、信托贷款、融资租赁、私募基金等形式,资金和信用大都依托于银行,资金投向大多是实体项目。迄今为止,国内对影子银行的界定及统计口径尚未形成普遍共识,也没有权威的官方统计。
近几年来,我国影子银行快速发展,已成为弥补实体经济融资缺口的重要渠道,但其中也隐匿着巨大风险。一是资金回报要求过高,超出资金使用者的实际负担能力。特别是一些实体项目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从传统银行难以获得贷款,用高回报方式,从影子银行系统融资,既不利于宏观调控和经济结构调整,又可能带来信用风险。二是资金使用不匹配,特别是期限不匹配现象较为普遍,现金流稳定性差。例如,在理财产品资金流滚动筹集的过程中,往往需要筹集更高成本、更大金额的后续资金归还到期融资和利息,可能形成借新还旧的骗局。三是风险防范和保护机制不足。由于缺乏足够的准备金和资本,加之难以做到事先预警,一旦事后补救不力,容易导致风险扩散。四是影子银行的风险具有较高的传染性。以温州为例,在民间借贷问题集中爆发后,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由2011年6月的0。37%猛增到2012年7月末的2。85%,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虽然当前社会整体流动性状况尚好,影子银行的上述风险因素尚未集中触发,但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企业不堪负荷而面临违约的可能性增加,或将波及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而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
对于我国影子银行,可通过区别对待、疏堵结合的方式,达到趋利避害、规范发展的目的。首先是摸清底数,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使影子银行“阳光化”。其次是规范发展,将影子银行体系纳入监管,通过建立多元化的金融供给体系及与之相适应的监管架构、政策工具,积极稳妥地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忌“一刀切”,一阵风,注意从实际出发,平稳过渡,逐步规范,促进其健康发展。最后是加强监测预警,做好应对风险发生的方案准备,及时消除风险苗头,防止小事件演变成大风险。同时,密切监测影子银行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完善监管政策。
P3-P6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五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格局剧烈变革,全球经济金融进入大挑战、大变革与大调整的新阶段,国际金融秩序亟待重塑。
旧秩序已经被打破,而新秩序正在构建之中。国际金融的新事件、新现象、新问题、新规则层出不穷,冲破了传统理论框架,考验着各国的智慧与能力,折射出各国利益的博弈,反映了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变化,引起了政界、学界、工商界和社会公众的空前关注。
中国已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既分享了红利,也做出了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迈上一个新台阶。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其贸易量已占全球贸易总量的十分之一,外汇储备已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开始从贸易大国向投资大国转变。与此同时,金融业快速成长,金融市场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币国际化跨越式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事件的发生、国际金融规则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影响日益明显,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正因如此,我们对近五年来国际金融热点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专题研究,以短小精悍的篇幅、通俗易懂的语言、平实生动的评述,加以阐释,并集结成书,展示在读者面前。我们相信,这种努力对于普及国际金融知识,研究国际金融危机,了解国际金融体系的变化,推动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发展,以及探讨国际金融新秩序,均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为有志于从事国际经济金融研究的人士,提供了难得的、鲜活的史料参考。
一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形势已经有所缓和。美国经济温和复苏,欧元区经济下行风险降低,日本经济也出现好转迹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仍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全球金融市场乐观情绪上升,国际资本开始回流。美国道琼斯指数、英国富时100指数、德国DAX指数和日经225指数均大幅反弹,恢复或超过危机前的水平。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逐渐改善,美国银行业已连续3年实现盈利增长,“问题银行”数量大幅下降,欧洲“银行业联盟”正在组建。
我们认为,当前危机有所缓和,是由多个因素共同促成的,主要包括:
一是财政、货币政策的刺激作用。美欧等危机国家纷纷出台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和连续多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过去五年,央行资产规模快速膨胀,美联储已扩大3。5倍,规模高达2。9万亿美元;欧洲央行已扩大2。5倍,规模高达3万亿欧元。
二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推动。这场危机暴露了世界经济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和矛盾。危机之后,许多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采取了一些结构性的改革措施,发达国家着手调整过度消费及高福利的模式,提出“再工业化”、新能源等战略;发展中国家则调整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模式,加快新兴产业发展,优化出口结构,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国内需求。
三是新兴经济体的贡献。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的表现优于发达经济体,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其GDP占比显著提高。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最近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经济体。中国政府在危机之初的4万亿投资以及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刺激措施,成为拉动中国和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新兴经济体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企业投资等政策的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四是国际治理机制的改善。危机爆发之后,世界各国开展了多方位的合作,共同应对危机。2008年11月,G20首届峰会在华盛顿召开,至今已召开了七次。峰会在应对危机、全球经济再平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全球金融监管等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重要平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三驾马车”,在欧债危机处理中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和资金支持。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明显加强。2012年3月,在第四届金砖国家峰会上,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探讨设立新的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基金的计划也提上日程。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取得显著成果,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得到重视和加强。
然而,众多迹象表明,一些根本性、结构性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金融危机还远未真正过去,全球经济金融新秩序的建立仍然任重道远。
一是政府债务不可持续,宽松货币政策的副作用不容忽视。史无前例的积极财政政策,使一些国家政府债务高企,违约风险不断上升。根据IMF的统计,2012年发达国家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已上升到110%,为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财政的捉襟见肘,促使其推出多种形式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且规模日益扩大。这虽然改善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但也造成了全球货币总量膨胀,催生了通货膨胀预期和资产价格泡沫隐患,加大了各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难度。
二是全球经济再平衡任务更加艰巨。危机后,许多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以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但是,由于产业格局调整的长期性,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冲突,全球经济再平衡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再平衡过程中,各国应高度重视内生增长机制的培育与形成,使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是各国之间的博弈更加激烈和复杂。危机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实力犹存,新兴经济体整体实力上升,经济金融力量此消彼长使得各国之间的利益博弈更加激烈,对规则制定和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展开角逐。一些国家竞相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采取更加隐蔽的贸易保护和金融保护措施,进一步使利益博弈复杂化。
二
五年来国际金融发生的新变化涉及方方面面,本书选取了其中60个热点问题,从历史、现状、趋势、对中国的影响及启示等方面进行探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财政货币政策转变。为应对危机,西方发达国家通常采取“需求管理政策”,即通过减税增支和降低利率,增加社会总需求,刺激经济复苏和增长。与以往不同,这次危机是由于政府、企业、家庭和金融机构“去杠杆化”而引发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所导致的,这一新特征对传统的宏观管理政策提出挑战。
欧美等发达国家政府债务高企,靠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已无余地,只好让央行承担更多职责。市场利率已处在超低水平,传统价格型工具刺激作用有限,发达国家央行又普遍采取超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扩大自身资产负债表,采取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手段,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金融风险加剧,央行的独立性也受到质疑。
建立健全国家资产负债表,保持债务的可持续性。我们对资产负债的考察不能仅看单个部门,而应将政府、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等部门纳入统一的框架内加以考虑。不仅要了解国家资产负债的整体存量信息,还要揭示潜在的风险,以及金融风险在不同部门乃至国家之间的传导途径。要将国家资产负债表及其管理能力纳入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坚决守住防范风险的底线。
及早规划并适时退出超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难以解决经济的内在结构性问题,且实施时间越长,货币总量失控的风险就越大。为规避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应提前规划并择机退出。各国央行要加强合作,防止以邻为壑的“货币战”,反对各种形式的金融保护主义。
解决债务问题要有新思路。美国应及时化解“债务上限”和“财政悬崖”的潜在风险,避免债务规模的积累和扩大。欧洲应尽早启动有序的债务重组,有效化解危机。有关各方应通力合作,减轻重债国的债务压力,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同时监督其推进结构性改革、削减债务和财政赤字的力度和进度,真正帮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早日走出困境。
第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突破:
完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加快IMF的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推动IMF监督职能范围由汇率扩大到财政、金融和监管等领域,提高监督的全面性、公平性和有效性。利用G20平台带动多边和区域合作,进一步发挥G20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和政策协调中的作用。
加快推进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超主权货币是一个长期远景,亚元等区域货币设想也由于存在内在缺陷而困难重重。当前应推进储备货币多元化的改革,进一步提高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等货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
扩大SDR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SDR在私人领域的使用,进一步发挥其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金融资产中的定价作用,完善SDR作为国际货币的职能。积极研究人民币纳入SDR定值货币篮子等相关问题。
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推动大宗商品以人民币定价,积极推动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扩大人民币的资本输出和经济援助。多管齐下,全面提高境外持有人民币的意愿。
第三,金融监管体系塑造。金融危机促使各国反思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性,重视防范系统性风险,加大对金融机构特别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
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应把单一机构的监管与宏观经济金融问题联系起来看待和处理。将防范系统性风险、降低顺周期效应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内容。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的预防和管理,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和处置机制。加强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加强金融监管。继续稳步推进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加强对资本和流动性等方面的监管。严格区分银行零售金融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严格限制自营投机性业务,在传统业务与高风险业务之间建立防火墙。提高评级机构的透明度和客观性,打破大型评级机构的行业垄断。
建立适合本国特色的监管组织架构。加强监管者之间、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由单向被动式监管向互动式和联动式监管转变。加强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制度建设,完善消费者保护工作。健全经济金融信息共享机制,为完善金融监管协调创造良好条件。
增强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强化其稳定金融体系、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职能。
第四,金融业重组与变革。金融机构加快自身经营管理方式和结构调整的步伐,重视完善风险管理架构,构建核心竞争力。
完善公司治理。健全金融从业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建设对股东、投资者、交易对手和社会负责任的企业文化,加大信息披露。建立健全“风险与成本相抵扣、长期与短期激励相协调”的薪酬制度,避免过度冒险。
稳妥推进综合经营。金融综合经营是顺应客户需求、提高服务效率、改善收益结构的必然趋势。应加快金融综合经营相关立法,对金融控股公司要实行“主监管”制度,对相关业务实行并表监管,避免监管真空。集团内部要进一步完善不同业务之间的防火墙,防范金融风险的交叉传染。
加快结构调整。金融机构加快业务和收入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是适应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应在竞争中形成差异化发展的格局,构建资本节约型的发展模式,降低资本消耗,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加强风险管理。金融业是经营风险的行业。风险管理是金融机构的生命线,是其经营发展的永恒主题。要健全金融机构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着力防范和化解部分领域、行业和企业的潜在风险,全面提升金融业综合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完善金融机构救助机制。金融机构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其破产倒闭可能引发经济金融危机,使全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政府应高度关注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对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应以兼并重组为主,避免因破产倒闭而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第五,金融基础设施完善。全球金融体系顺利运转需要进一步创新金融市场工具,完善基础设施。
积极完善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信用评级标准等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新兴经济体要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在稳定金融体系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方面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秩序重建的契机,努力提高话语权。
优化国际金融中心布局。随着全球经济中心逐渐东移,香港、新加坡、上海等国际金融中心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要扩大和强化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资金调度、多元化融资平台、全方位市场交易以及财富管理等功能。加强金融中心之间的分工与协调,努力实现共同发展。
加快新兴经济体的债券市场建设。大力发展本币债券及其他新兴债券。亚洲各国应高度重视债券市场建设,扩大投资者基础,增强市场流动性,安排好债券发行计价货币,充分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亚洲债券市场建设中的作用。
丰富和发展碳金融、能源金融等市场。碳金融作为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创新,是各国抢占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之一,对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能源是关系全球经济命脉的重要资源性商品,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能源的金融属性逐步增强。应鼓励有实力的金融机构进入碳金融和能源金融等新型市场领域,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构建多元化的市场结构。
三
金融危机带来了经济金融制度的深层变革,在国际格局调整中金融份量开始上升。过去,各国综合实力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与科技等方面。经济力量是一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军事力量是一国保卫自身利益的支撑。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增强经济和军事力量的重要推动力。金融危机以来的实践表明,金融力量正成为各国竞争的重要领域,成为影响国际格局变化的新因素。
主权货币的国际化是金融力量的集中表现。主权货币国际化仰赖经济实力,但又可超越经济实力,成为引导国家竞争战略的关键因子。一个国家拥有国际储备货币职能的货币,不仅可以带来铸币税、降低贸易成本等收益,更能增强对全球资源的调控能力。货币角逐产生于美元对英镑的替代,日元和马克随后加入这一竞争,而欧元的诞生和壮大也不断挑战着美元的国际地位。
金融市场规则话语权是金融力量的主要手段,掌握了话语权就会处于主动地位。危机以来,信用评级标准、金融监管、金融会计准则、反洗钱与大宗商品定价权等规则制定仍由西方国家主导,但新兴市场国家正在积极参与,力争更大话语权。
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及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金融力量的重要体现。金融机构是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是各国金融实力对比最为直接的载体。国际金融中心是开展国际资本借贷、证券发行、外汇交易和金融产品研发的核心场所。世界各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数量、规模和成熟度是衡量金融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危机催生变革,孕育新的希望。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需要理论创新,需要各国共同创造,共同推动!
2012年12月,为便于分析总结国际金融危机发生5年来的进程和经验,我们着手对这5年发生的国际金融事件和热点问题进行系统梳理研究,陆续形成了述评文章,并汇编成此书。
为有效完成编写任务,我们成立了写作小组,确定了写作思路、热点问题、篇章架构和文章风格,并将任务落实到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战略发展部总经理黄志强,副总经理宗良同志帮助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合理安排写作计划,有效协调具体问题,保证了写作任务的完成。在此,我深表谢意!
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中国银行海内外研究力量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动员了海内外50余名中青年骨干人员,直接参与资料搜集、问题研究和初稿写作,他们中既有业务管理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也有多年从事研究工作的专家。他们的名单如下:国际金融研究所边卫红、廖淑萍、周景彤、李建军、张晓婧、李佩珈、徐奕晗、陈静、高玉伟、马欣、杨先道、王勇、刘茜(大)、邵科、叶蓁、辛本胜、韩雨晴、刘茜(小)、索丽娜、张庆昌;风险管理总部张守川、黄党贵、鲁征、杨瑾、谭昭、徐振东、王玉婷、沈鸿、周娜、陈听;金融市场总部王蕾、徐凡、周尧、丁孟、周洋、侯丽萍;中银香港戴道华、黄少明、应坚、柳洪、卓亮;纽约分行黄小军、陆晓明、吴晓晖、周怡;伦敦分行王家强、瞿亢、韩丽颖、李琪、宋达志、菅睿。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资深研究员钟红、宏观研究主管温彬参与了本书的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央行独立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和《G20推动国际货币金融改革的作用与困难》三篇文章,还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王宇和国际司基金处郭凯的大力指导和帮助。借此机会,我对他们的积极参与和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出版发行得到了中信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出版社副总编辑季红同志对全书的主题策划、篇章结构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本人水平能力有限,时间仓促,加上国际金融事件和热点问题都在发展变化之中,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市场波澜起伏,各国政府大规模的经济金融干预,国际协调和博弈更是风云疾起,空前激烈。本书选取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生的60个事件,以小看大,从现实到理论,在世界看中国,在一个个具体的案例剖析中透析全球金融的脉络。作者肖钢主席和中国银行的研究和业务人员综合他们对国际金融形势的长期跟踪,对国际金融理论的独特研究和对我国的金融发展的实践经验,在全球经济金融急剧变化的一片扑朔迷离中,栩栩如生地为我们展现了当今全球金融的方方面面。谨以为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
由肖钢主席领衔,集中国银行海内外优秀研究者之力编撰的《聚焦新秩序——国际金融热点精述》一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于我们跟踪危机的轨迹,分析危机的原因,探讨走出危机的路径,寻找改革全球金融体系的新方向,均提供了极有见地的思路。正因如此,本书对于我们分析中国金融体制的深层矛盾,探讨进一步改革的路线图,也有极强的参考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