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一百天，如何导致一个王朝的灭亡？身处变局的各色人物，又如何决定了中国此后的走向？那被妖魔化的晚清十年，真面目究竟为何？更重要的是，这个危机启示了什么？

这是马勇所著的这本《清亡启示录》探究的问题。

马勇所著的《清亡启示录》讲述了一个王朝为何会在一百天的危机中走进历史。历史无法遗憾，也不必惋惜，走过的就是走过了。只是一百年后回望大清王朝，特别是分析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为什么在一场危机面前不堪一击，这个过程究竟有哪些教训可以汲取？这是这本《清亡启示录》探究的问题。

2012是清帝退位的100周年，《清亡启示录》重点叙述分析了清朝最后十几年走过的路，从1894年开始的维新时代到1901年开始新政到之后的君主立宪预备，清廷挣扎着改革，以试图挽救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然后最后清廷的几个失误使得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最终使得大清走进历史。

自序 IX

第一辑 新世纪新选择

改革为什么走向反面 003

清廷的觉醒 004

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 006

两个致命失误 008

从君宪到共和 011

几点启示 014

以改良反制革命 017

从维新到新政 018

“三个有利于” 020

梁山好汉没有自愿的 022

那拨回归社会主流的人 025

一个激进青年的成长 026

革命逐渐陷入困境 028

回归主流 032

清末社会的官民冲突 035

反贪腐并不必然反体制 035

抑豪强与“养鱼政策” 038

鸵鸟终将引爆动荡 039

第二辑 走向宪政

“有计划政治”：预备立宪日程 045

外交危机打乱立宪步伐 047

各方要求速开国会 048

朝廷同意提前正式立宪 051

“军机处不议”之智慧 053

政治改革争论的焦点 054

军机处存废之争 056

“五不议”换来政治改革空间 058

毁誉摄政王 061

一个不错的王爷 061

坚信“有计划政治” 063

错误援引《钦定宪法大纲》 066

资政院的悲剧 069

非常态过渡机构 070

立法与行政的冲突 071

沦为鸡肋 075

第三辑 政治改革的限度

皇族内阁错在哪儿 079

清廷对立宪的让步 080

政治变动的恶性互动 081

皇族内阁暴露真面目 083

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 087

民间资本进铁路 089

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 090

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 092

为什么是新军 095

辛亥革命第一枪 095

从忠诚卫士到掘墓人 098

“忠诚教育”是双刃剑 100

兵谏的政治诉求 103

新军起事两大动因 104

湖北军政府的政治底线 106

中央军致命一击 108

谁是君主立宪的受害者 111

君主立宪对谁有利 111

走向君主立宪 113

君主立宪不利于谁 115

第四辑 别了，皇上

当君宪成为往事 121

君宪先锋 122

君宪主义危机 124

君宪成为历史 126

别了，皇上 129

体制内抗争 129

最后的善意忠告 132

转向共和 134

皇族伤国 137

食利者阶层走向前台 138

政治变革急先锋 140

君宪了，皇族该干什么 142

共和关键 145

战争的最高境界 146

共和成了唯一出路 147

“黄袍加身” 150

君宪主义落幕 153

化危为机 154

希望似在前面 156

宪政终结 157

大清皇族今安在 161

溥仪和他的父亲 162

皇叔们 164

落地的凤凰 166

庆王爷和他的后代 167

穷困潦倒的镇国公载泽 169

川岛芳子和她的老爹 169

第五辑 晚清的意义

辛亥的意义 173

辛亥革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173

在什么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 176

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的影响与启迪 179

晚清与民国：经济层面的比较 183

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 184

革命一定能解放生产力 187

从孙中山到袁世凯：民初乱局的一个解释 193

谁的临时政府 194

民国法统 198

尊重历史，善待前人 202

百年中国的进与退 207

清亡的启示 208

进与退 209

变与不变 210

梁山好汉没有自愿的

清廷的立宪运动对海内外知识精英有着非常强烈的吸引力。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他们坚信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为中国问题所开的君主立宪处方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认为梁启超所提倡、鼓吹的国会制度、责任内阁、选举制度、预算制度、国库制度、审计制度，乃至银行、货币等问题，都是中国未来应该实行的优良制度，中国如果按照梁启超一班人的规划进行改革，就必然能够像西方国家一样，建设一个近代国家。

君主立宪的稳步进行深刻影响了革命党，革命突然之间陷入空前低落。而且更厉害的是，清廷在稳定了国内局面之后，开始利用自己政治、外交上的优势，要求日本政府不要继续庇护孙中山等被中国政府通缉的要犯，因为这些政治流亡者一直试图用暴力推翻中国政府。

日本政府庇护中国政治流亡者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了，日本人其实就是多边下注，现在中国政府既然改革了，那么就听从清廷一次建议吧，就将孙中山暂时请出日本吧。而且随着孙中山的出走，在日本创办的那些革命报纸也随之关门或受到严厉打压，章炳麟先前热热闹闹的《民报》也在这种情形下被日本人关闭，章炳麟还为此与孙中山等革命领袖闹了一场不小的意气，这为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从人性的立场说，从来没有天生的革命家，所有的革命家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一旦形式转圜，可以改良，也真的改良，那些先前闹革命的其实很容易回归主流社会参与变革，在1906年之后，革命阵营发生急剧分化，章炳麟、苏曼殊等人眼见着革命无望，心灰意冷，托人找到张之洞等开明官僚，希望能提供一些资助，让他们西天取经，到印度当和尚、抄佛经。

章炳麟、苏曼殊这样的做法还只是放弃革命，更厉害更极端的是刘师培、何震夫妇眼见得清廷立宪全面推进，眼见得革命无望，几近公开离开革命，加入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府。过去说他们就此充当了清廷的鹰犬，其实今天看来，他们只是在国家形势趋缓之后回归主流放弃革命，甚至反革命而已。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宋教仁。宋教仁原本就是一个宪政主义者，他在清廷宣布立宪后，大约心中也有所感动，他在1908年前后竭尽心力写了一本《间岛问题》，主要是揭露日本人对中国东三省领土的觊觎。这本小册子写好后，宋教仁并不急于出版，而是托人转交给清廷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这无疑等于一纸投名状。袁世凯看了之后极为欣赏，托人传话希望宋教仁回来任职。宋教仁因故没有成行，但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清廷立宪对革命的极大影响。

在清廷立宪运动的影响下，革命几近彻底失望，只是清廷太不够意思的是，他们在立宪的同时没有宣布大赦天下，没有下令赦免孙中山、黄兴这些曾经武力犯禁的革命者。这势必留下这样的后果，不论出于生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些武力犯禁革命者只好继续犯禁，于是有徐锡麟、秋瑾这样的暗杀行动，有孙中山、黄兴不断策动的武装起义。这些行动虽说不能证明革命处于高涨状态，但对清廷的立宪无疑又具有一种倒逼的功能。革命与改良处在竞赛途中，究竟鹿死谁手，现在还真的很难说。

那拨回归社会主流的人

晚清十年，革命与改良处在竞争态势：革命进入了顺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清廷主导的改良陷入了泥潭；而当改良进入了坦途，一般地说，革命可能就陷入了低谷。这种跷跷板的政治现象对于绝大多数略怀政治情怀的青年读书人来说，或许昨天还是一个革命党人，今天却因认同了清政府的政治改良而转变，明天又因为发现清廷的政治改良不彻底不真诚，又放弃了改良而投身革命。对于这些现象，那一代亲历其事的人多能理解，并不会从政治操守上评价这种摇摆或跟风。但到了后来，到革命成为一种绝对价值观之后，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摇摆，特别是从革命摇摆回改良的人们，总是或多或少成为被嘲弄的对象，刘师培或许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

一个激进青年的成长

如果从其家族家庭背景说，刘师培出身于江苏仪征的大户人家，诗书传家，书香门第。其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父刘贵曾，都是恪守乾嘉汉学传统的大学者。更令人感佩的是，刘氏家族代代相传的学问就是一部《春秋左氏传》，他们一代又一代地在这部经典的注释、理解、阐释上下工夫。如果没有他们几代人的努力，我们今天很难弄明白《左传》中的人和事。

浓厚的文化氛围，相对小康的经济基础，使刘师培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饱读经史，过目成诵，记忆力、理解力非凡，有“神童”之誉，因而也被其家族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他能够在中国士大夫的传统道路上步步登高，捷报连传，中秀才，得举人，成进士，点状元，直至成为王者师、人上人，光宗耀祖。

然而，或许是因为刘师培太聪明了，或许因为他少年得志太顺利了，他在1901年十八岁那年中秀才，第二年一鼓作气得举人。第三年，他原本准备梅开三度，成进士。不料竟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名落孙山。

P22-26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刚刚过去，就迎来了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纪念。在这特殊的日子里，回顾大清帝国最后十几年走过的路，不禁感慨万千，令人欷歔。

清朝的历史，从发端就与世界历史密切相关。满洲人入主中原创建大清王朝时，正值西方世界发生突变的前夜，大航路的发现，以及稍后蒸汽机的发明、工业革命，在使满洲人统治的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

对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国人应该说已有足够准备，如果不是明清易代，按照晚明中西交流惯性，中国应该在徐光启、利玛窦这批中西智者的引领下，坦然踏上世界一体化道路，因为当时的中国已有接受外来文明的足够经验，也有文化上的足够储备。

然而遗憾的是，满洲人毕竟是来自周边的一个弱小族群，他们入主中原创建帝国后，面临着汉化和西方化的双重压力。权衡利弊，清代统治者至少在乾隆大帝之前，选择了汉化优先的政策导向。满洲统治者迅速认同了中原文明，成为中原文明的信仰者、追随者。当然，也就中止了晚明以来公开且繁盛的中西文化交流。这是中国历史的遗憾，也是大清王朝的缺憾。

经济上的世界一体化是工业革命之后必然要发生的，是世界上只要人迹能到的地方都无法避免的。事实上，清代统治者尽管遏制住了晚明中西交流的潮流，建构了一个虚假的中原文化繁荣，所谓康乾盛世，所谓乾嘉汉学，所谓《四库全书》，如果放到大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与西方的差距真是不可以道里计。尽管如此，清代统治者的刻意封锁依然无法阻止住中西文明交流的潜流，特别是贸易上的诱惑，也使得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在那时只是一种管制性的交流，不是无限度自由的交流而已。

管制性的交流也是交流，涓涓细流终究会汇成大河。中西文明在艰难环境中接触交流着，至十八世纪晚期，这种交流本身又构成了严重问题。西方人在对东方对中国的贸易推广中遇到了极大障碍，即中国的市场不开发不发育使中西之间的贸易严重失衡，西方需要中国的大量初级产品，比如茶叶，比如瓷器，都已经成为西方人生活方式中不可须臾或缺的东西。而在中国，西方工业革命形成了巨大的产能过剩，大量的纺织品急需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广袤市场。然而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太强大了，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中国人靠天吃饭收入低下，当土布可以不被洋布替代的时候不会超出购买能力去买洋布，当打火石还能打出火花的时候，也不会花钱去买洋火。中国市场的不开发当然不利于中国人生活品质的提升，但对统治者来说，统治秩序的稳定可能还是第一位的。于是当马戛尔尼率领庞大的贸易代表团前来谈判时，乾隆大帝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大清帝国物产丰富，无奇不有，我们不需要你们那些东西。

乾隆大帝的豪气引起了复杂的历史后果，中西贸易的不平衡引发了“罪恶的鸦片贸易”，也就仅仅三十年光景，一个原本算不上富庶但总算还能过得去的中国竟然被那个鸦片摧残得差点终结：中原已无可用之兵，国库亦无可用之饷。紧接着，就是以鸦片名义发生的战争。

鸦片战争迫使中国进入世界一体化，五口通商使中国人的观念、生活形态都在发生变化，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国在经历了内乱外患多重打击后重新起步，踏上中体西用洋务新政的轨道，也就几十年时间，大清帝国元气尽复，又以世界大国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不幸的是，大清王朝的成功是因为行政主导的中体西用洋务新政，一次持续三十多年的大试验竟然在一场局部冲突中一败涂地。追根溯源，人们将责任归结为这场“跛足的现代化”，以为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只要西方之用，不要西方之体，失败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知耻而后勇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失败乃至惨败都不可怕。在经历了1894年的巨大刺激后，中国人很快重建共识，走进变法图强的“维新时代”，开始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注意参照东西方成功经验进行体制变革。

遗憾的是，这场变革被1898年秋天的一场政变所打断，紧接着又是席卷大半个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直至1901年，中国重回政治变革的轨道，开始新政。又过了几年，开始君主立宪的预备。

君主立宪是那时中国人的普遍共识，正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既然君主专制不合乎我们的需要，既然民主共和超越了我们的社会发展程度，那么执其两端而用中，君主立宪就是合乎中国国情的理想选择。然而，当这个选择即将成为现实时，清廷的几个技术性失误使先前的努力前功尽弃，一个王朝在一百天的危机中走进历史。

历史无法遗憾，也不必惋惜，走过的就是走过了。只是一百年后回望大清王朝，特别是分析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为什么在一场危机面前不堪一击，这个过程究竟有哪些教训可以汲取？这是这本小书希望探究的问题。

感谢《新世纪》的徐晓老师和刘芳小友，如果没有他们的敦促和经营，这些文字或许不会写出，更不会用这种方式呈现给各位。

马勇，2011年12月8日

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

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他重新讲述100年前的历史。

——《独立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