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是一个大的历史转型时期，当在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体制与近代西方政治体制相遇时，如同长江进入三峡，充满惊涛骇浪。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变革之路曲折、艰难，民族遭受了沉重的苦难。

邢超编著的《致命的倔强（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叙述了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的历史，观点新颖，吸收了史学界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

《致命的倔强（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叙述了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的历史。作者认为，晚清呈现出倔强的气质。整个社会在西方文明袭来的时候，表现出保守、顽固的态度，这是晚清“倔强”的主要表现形式。咸丰帝不允许外国公使驻京，为此不惜和英法两国开战；倭仁、李鸿藻、叶名琛等士大夫，他们排斥西洋器物，反对社会变革，顽固得几乎不可理喻；广大民众对西方事务始终持排斥的态度，“反入城”事件、“教案”、义和团运动不断爆发。

晚清“倔强”的另外一种形式，表现为士人们把儒家学说视为信仰，对中华传统文化守望、坚持，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在晚清的士大夫中间，“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担当意识是普遍存在的，这是儒家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不但在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的身上，甚至在李鸿藻、吴可读、翁同龢等所谓的“顽固派”的身上，这种担当意识同样鲜明地存在着。

《致命的倔强（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由邢超编著。

前 言 一个倔强的时代

第一篇 疼痛的作用

第一章 一个人的战斗

 一个倔强敬业的人

 “亚罗战争”的由来

 他撑起两根硬骨头

第二章 保险丝一样的命运

 习惯于用炮舰说话

 没有回来的苏武

 留在广州城里的巡抚

 天津城内，谁的眼泪在飞

第三章 意气用事的皇帝

 强盗面前耍心机

 把条约看成了废纸

 意气用事和不厚道

第四章 真的感到了疼痛

 落荒逃走的皇帝

 是谁点燃了圆明园

 相当于失去了一个新疆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第五章 这个女人不简单

 越靠近皇权越凶险

 一个女人升上来了

 年轻太后的老辣手段

 给慈禧找个理由

第六章 倡导洋务的王爷

 总理衙门是这样来的

 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求“生”若渴的同文馆

 “阿思本舰队”事件

第七章 站在大门口的洋人

 为什么把海关交给洋人

 赫德的成功靠什么

 洋人的心思谁来懂

 把洋人当作自己人

 越来越神气的传教士

第二篇 支撑与下沉

第一章 忧郁的守望者

 理想的家园越来越远

 以旧文化迎接新世界

 令人心胆俱裂的大祸

 一个“不信书，信运气”的人

第二章 倔强的裱糊匠

 最有权势的汉臣

 洋务运动的主将

 可贵的担当意识

 被众人说得不像样子

 陷在泥沼中的牛车

第三章 大清幸有左宗棠

 燃起造船的热情

 收复新疆的伟业

 抬棺入疆，索要伊犁

第四章 “青牛角”的变异

 李鸿藻是谁

 不清澈的“清流”

 一只“青牛角”

 发展是硬道理

 不能忘记张之洞

第五章 绣在屏风上的鸟

 官办的江南制造局

 官督商办的招商局

 事机凑泊，种豆得瓜

第六章 专制社会的重力

 斗争无处不在

 光绪帝从何而来

 政权尽归西宫

 越下沉越黑暗

 李鸿章的新敌人

第七章 一个先知者的遭遇

 一个批判主义者

 暗室里的烛光

 群起而攻之

 如同一只孤雁

 没有启蒙，苦难便是代价

第三篇 狼烟四起

第一章 跃跃欲试的恶邻

 日本为何没有说“不”

 一个欺软怕硬的家伙

 不怀好意的敲门

 窥见了对方的虚弱

第二章 北洋海军是怎样建成的

 为所受的侵略付出报酬

 警觉来得并不迟缓

 半路杀出来一个赫德

 威风凛凛的舰队

第三章 无法飘扬的龙旗

 骑马的水师提督

 海军军费到底去哪了

 李鸿章送走琅威理

 海军是朽木上的花朵

第四章 徒劳无益的战争

 摆在慈禧面前的难题

 站在马江江畔的书生

 终点又回到起点

 惊醒了士大夫阶层

第五章 朝鲜升起的风暴

 琉球变成了冲绳

 给炸药接上引线

 轰然爆发的政变

第四篇 梦醒时分

第一章 迫在眉睫的战争

 整个岛国充满敌视

 日本海军后来居上

 急切地登上东亚大陆

 李鸿章息事宁人

第二章 泥潭里的李鸿章

 开宗明义第一章

 非闹出动静不可

 为什么不增兵朝鲜

 陷于外交的迷雾

 百喙不能自解

 难逃被批判的命运

第三章 暴风雨中的北洋

 甲午战争的序幕

 很不安静的朝堂

 糜烂不堪的前方

 惨痛的平壤之败

 悲壮的黄海大战

第四章 被淹没的帝国

 跨过鸭绿江的武士

 危局中的翁同龢

 山东战场上的“清流”

 北洋舰队的沉没

 清军到底败在了哪里

第五章 千古梦断在马关

 屈辱的乞和之路

 薄海惊心的伤痛

 不能割舍的京师

 轻于一掷的台湾

第六章 甲午之后的风云

 战争后的李鸿章

 战争后的翁同龢

 成为暴发户的日本

 甲午后的晚清社会

后 记 在震荡中前行

主要参考书目

第一章

一个人的战斗

他是一个倔强敬业的人

咸丰帝，即爱新觉罗·奕□，是标准的苦命皇帝。首先，他10岁的时候亲生母亲便去世了，此后由静皇贵妃，即奕的亲生母亲抚养。再有，因为幼年时骑马受伤，落下残疾，奕□有些轻微的跛脚。应该说，这样的幼年经历对其性格的形成是有影响的。奕□和比自己小两岁的弟弟奕一起长大，却远不如奕聪明、机灵、勇敢，在争储方面处于劣势。所以说，奕□从小便命苦。

但是，奕□有一位好老师，工部尚书杜受田。杜受田深知道光帝的心思、喜好和看人标准，嘱咐奕□不要和弟弟在才干方面争高下，要“藏拙示仁”。据说，道光帝曾经和奕□、奕兄弟俩一起打猎，看到奕满载而归，奕□却两手空空，便向奕□询问原因。奕□说：“春天是动物繁衍的季节，这时候去猎杀它们，实在是残忍，我不忍下手。”

道光帝是一个老实、本分的皇帝，被奕□意表现出来的仁爱之心打动了。后来，他便立奕□为皇太子。1850年，道光帝驾崩。奕□继位，颁布诏书，以第二年（1851）为咸丰元年，他被后人称为咸丰皇帝。不料，咸丰帝刚刚登基。洪秀全等人在广西举起造反大旗，对北京城里的满族贵族形成很大的威胁，太平军的北伐军甚至打到了天津。从此，咸丰帝一直处于担惊受怕的境地，直到驾崩的时候，他也没有看到太平天国被平定。

从咸丰帝的一生去看，他在处事方面有两大特点：一是意气用事，二是胸无韬略。对于一个国君来说，有这样两个特点是大忌，会给国家带来大祸。成丰帝登基之后，对于外国人，马上显示出比他父亲更为强硬的态度。他罢免了一些对外国主‘‘抚”的官员，其中最重要的官员是穆彰阿和耆英。穆彰阿被罢免了首席军机大臣的职务，永不叙用；擅长处理“夷务”的耆英被降为五品顶戴。

太平天国起义很快爆发了，整个朝廷的注意力转到了广西、湖南、长江流域，好在西方人没有趁机滋事。实际上，西方人对清王朝并非没有怨言，只是引而不发。《中英南京条约》订立之后，中英双方的纷争持续不断，甚至因为“反入城事件”发生武装冲突。英国人的不满主要是：中英双方的贸易量受通商口岸的限制；鸦片贸易没有合法化；英国公使不能和清朝中央政府直接往来。

英国人之所以没有马上翻脸发作，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英国人看到中国内乱爆发，担心向清王朝施加压迫，会导致中国局面更加混乱，这对于英国在华贸易是不利的；另外，英国人也在耐心观察整个战局的变化，观察太平天国对于西方的态度，希望在局势明朗之后决定自己的一系列政策。  第二个原因是英国人在等待“修约”的时机，想通过修改条约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实，中英双方并未在已经签订的条约中规定可以对双方的条约进行修改，只是《中美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英双方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其中准许英国人“利益均沾”，英国人便认为自己有了12年后“修约”的权利。《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于1842年，按照这个逻辑，英国人在1854年便可以要求清政府修改条约。

经过初步试探，英、法、美等国公使感觉太平天国对他们的态度并非友好，太平天国未来的形势也不被看好，所以西方国家仍然承认清朝政权，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进入1854年，英国政府要求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4月17日，包令照会清朝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进行“修约”谈判，同时提出准许外国人进入广州、租地等清政府一直未予答复的要求。

叶名琛，湖北汉阳人，1807年出生。1835年中进士，接着被选入翰林院。1838年，叶名琛被外放做官，曾经在湖南、江宁、广东三地任布政使，1848年授广东巡抚，时年只有4l岁。1852年，徐广缙赴任湖广总督，叶名琛署理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第二年，改为实授。从这份履历看，叶名琛的仕途非常顺利。

叶名琛是个怎样的人呢？《清史稿》说：“名琛，性木强，勤吏事，属僚惮其威重。初以偕徐广缙拒英人入城被殊眷，因狃于前事，颇自负，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勤奋敬业、倔强自负的人。

叶名琛对待西方人的态度是颇为强硬的，因为皇帝对外国人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了。耆英主“抚”，在咸丰帝登基后失去了原来的职位；他本人追随徐广缙，不向英国人示弱，被加官晋爵。看到如此鲜明的对比，谁都能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接到包令的照会，叶名琛拒绝了英国人入城、租地的要求，对“修约”之事不予答复，为了不让英国人乘机进城，他甚至不愿在广州城内接见英国公使。P3－5

如果让我选择一个词来形容晚清那个时代的话，我首先想到的是倔强。“倔强”在词典中的意思是性格刚强不屈，坚持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不为外力所改变。那个时代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都具有这种鲜明的特性。

晚清时代的人们大都是倔强的。曾国藩是倔强的，他的行事名言是“打落牙齿和血吞”，“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没有一股倔强的劲头，他和他的湘军是到不了南京城下的。李鸿藻也是倔强的，他的母亲去世后，他坚持按照惯例丁忧27个月，不怕为此失去慈禧对他的器重，不怕失去军机大臣的权位。吴可读更是倔强的，他认为慈禧立载湉为帝不合祖制，后来服毒自杀以死相谏。在那个时代，到处都是“认死理”的人。

所以，那个时代也呈现出倔强的气质。整个社会在西方文明袭来的时候，表现出＿保守、顽固的态度，这是晚清“倔强”的主要表现形式。咸丰帝不允许外国公使驻京，为此不惜和英法两国开战；倭仁、李鸿藻、叶名琛等士大夫，他们排斥西洋器物，反对社会变革，顽固得几乎不可理喻；广大民众对西方事物始终持排斥的态度，“反入城”事件、“教案”、义和团运动接连爆发。当然，这种“倔强”严重阻碍了中国迈向近代化的脚步。

晚清“倔强”的另外一种形式，表现为士人们把儒家学说视为信仰，对中华文明守望、坚持，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这种“倔强”是现在的人们常常忽略的，实际上，它同样改变着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比如，曾国藩等人建立湘军，打败太平军，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场胜利；清帝国（包括重要的属国）每每遭遇外国侵略的时候，士大夫们往往齐声喊打，主张“寸土不让”，只有李鸿章等少数人主张克制。

其实，李鸿章也是一个极其倔强的人。他是一个对洋务充满兴趣的实干家，对他来说，晚清的社会就像是一个泥潭，几乎每做一件事情都要遭遇环境的掣肘，众人的反对。而李鸿章像是一个倔强的斗士，在一个“泥潭”中不避艰难，倾力实干，在中国近代史上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情。

在李鸿章身上，与倔强的性格相伴随的是强烈的担当意识，而担当意识是他将洋务进行到底的内在动力。《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国人皆唾骂他，称之为“汉奸”。当时的李鸿章已是古稀之年，有人劝他，“索性退休算了”。李鸿章说：tt事情败了，我要退了，国家靠谁呢？”即使要倒下去了，李鸿章身上的担当意识也没有去除。

在晚清的士大夫中间，这种“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担当意识是普遍存在的，这是儒家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不但在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的身上，甚至在李鸿藻、吴可读、翁同龢等所谓的“顽固派”的身上，这种担当意识是如此鲜明地存在着。中国面临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他们奢望在社会体制不变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脊梁支撑起没落中的清帝国，而支撑他们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人情怀。

很多人或许不会意识到，中国今天仍然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状态，实际是得益于晚清的倔强。从整个的世界历史来看，19世纪是西方势力肆虐的时代，印度、奥斯曼等古老大国要么被征服，要么分崩离析，只有清帝国基本保住了“大一统”的国家形态，留给后人1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蒙古从中国版图中独立出去），这与晚清所表现出的“倔强”是分不开的。

我试图寻找晚清“倔强”的原因。后来，我逐渐发现，晚清的“倔强”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密切相关的。由于特殊的政治地缘、历史、人文等各方面的原因，在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中国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是异常坚固和坚韧的，它通过意识、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方式与绝大多数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正是因为中国曾经经历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有着独特的社会结构，有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中国社会在向近代化、现代化迈进的时候，才充满艰难，命运多舛。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我们应该用平常之心、同情之心去看待晚清那个时代。实际上，在晚清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有迫不得已的困惑，都有难以言表的苦衷，极力挣扎又互为障碍。在充满惯性的历史长河中，每个人都显得毫无力量，但是他们都有所坚守，有所向往。

另外，我们应该看到：晚清时期中国人所表现出的“倔强”没有随着帝制时代的结束而消失，它贯穿于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人们在那个时候拥有的困惑，我们今天同样拥有。比如，如何看待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中华文化，中国应该如何与世界相融合，如何解决进步与稳定的矛盾，如何平稳驶出历史的“三峡”区。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说，我们两只眼睛看晚清，就是两只眼睛看自己！

在震荡中前行

中国近代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历史。在这一时期，中国整体上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但是，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始终在求索、奋争，这一时期的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不断进步的历史。这是我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认识。但是，我也分明看到：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不是于波澜不惊中完成的，这个过程充斥着惊涛骇浪，受外部环境影响很大，总体呈现震荡前行的特征。本书所描述的1860年至1895年的晚清历史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1860年，中国处于剧烈的动荡中，清王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在北方，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城，烧毁了圆明园，咸丰帝逃亡承德；在南方，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攻城夺地，毫无被平定的气象。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让了巨大的权利，英法联军撤出北京；而湘军攻破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则是四年之后的事情了，清王朝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太平天国被镇压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在30年的时间里，大清王朝的统治还是有起色的。对内，清政府镇压了捻军和陕甘地区回民起义，国内形势总体稳定；对外，清政府从外国势力手中收复了新疆，中法战争也没有出现战败赔款的结局。奕、李鸿章等人主持的洋务运动贯穿这一时期。洋务运动之所以产生，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对清王朝的冲击有着直接的关系。

说到洋务运动的作用，人们大都会说“洋务运动失败了”。人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奕诉、李鸿章等人开展洋务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自强”，而洋务运动也常被称为“自强运动”，可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遇惨败，人们寄予在洋务运动身上的愿望落空了。理所当然，人们认为洋务运动失败了。

我不认可“洋务运动失败了”这种说法。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奕沂、李鸿章等人希望通过兴办洋务以实现清帝国的强盛，能够与列强竞争，这实际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在本书中探讨过，洋务运动是朽木上的花朵，是绣在屏风上的乌，是拉到河边却不给水喝的一匹马，洋务运动是不能从根本上给中国社会带来活力的。尽管如此，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仍然产生了重大的作用，有着重要意义：它是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它孕育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它带动了社会思想的转变，促进了社会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洋务运动部分完成了“自强”的任务，我们不能说“洋务运动失败了”。

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后，清王朝有了30年的平稳统治时期，没想到又迎来了甲午战败，遭遇了薄海惊心的伤痛。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但是，它也带给中国社会强烈的冲击，“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随后有了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变。

审视中国近代历史，总的说，中国社会是在强烈的震荡中不断向前迈进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皇权专制的社会结构异常坚固，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想要依靠自身力量，以渐进的方式实现近现代化是非常艰难的。另一方面，进入近代以后，中国整体上处于落后的境地，外部环境非常凶险，时刻面对着列强的竞争和侵略。外部环境的凶险使得中国社会难以获得足够的启蒙，难以从容实施社会变革；同时，来自外部的冲击又给中国社会带来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又部分转化为社会变革的动力。

剧烈的震荡往往给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在震荡中前行让中国为前行付出沉重的代价。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成败得失，对今天的我们如何平稳地推进社会变革这一重大社会课题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