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赵贵邦所著的《青海古村纪事》放下居高临下的精英写作神情，以民间心态提笔，停止炫技，弃巧守拙，以一个诚实记录者的姿势与书中人物对话，视角平等，手法白描，述事全面口语化，从容不迫，娓娓道来，一派素颜天成之貌，文章作品之精妙，唯在一个“真”字上。

赵老师笔下，这些古老村寨乡规民约的破坏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今日高歌猛进的工业文明建设中更盛，几近丧失殆尽。这种文化破坏好抑或是不好，赵老师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但他书中的人物故事是有结局的：同样是大额的征地款到手，各家各户对钱的态度和用钱方式却大有分别……同样是不守规距的大姑娘追求爱情自由与人私奔，永梅和小花的命运走向却截然相反……

山外出云，万壑生风，《青海古村纪事》由赵贵邦所著，充分地展现了底层农民在快速工业化建设进程中思想和生存上的困境，揭示出在社会现实中他们的传统的主体精神所遭遇与经受着的失落、迷惘和焦虑。犹如抛向读者的一个问题，一张试卷，《青海古村纪事》逼问着在工业时代浮躁而懒于思考的我们，而答案就在每个人阅读后的体会。

序

第一章 回到下里巴

回到下里巴

古村老庙

古村老庙

有关故乡

第二章 下里巴纪事

二娃之死

贼娃一箩筐

第三章 扎巴镇

老祁的前世今生

赌博郎常永安

扎巴镇上的网友晨雪

第四章 三访石头凹

三访石头凹

脖根村的说书匠

大碗的悲剧

第五章 山沟沟里的上窑庄

没娘娃有福

后记

跋一

跋二

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每次去下里巴的时候总想着这次要多果几天，要把下里巴村的来龙去脉和值得记录的事情都详细地打听打听，做个记录。有这种想法已经好几年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去了，不论是去祭祖，还是到叔伯家拜年，或者是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又谁家的儿子结婚，女儿出嫁，老人去世，去了，等着办完事后就又急匆匆地赶了回来。期间虽然断断续续忙里抽闲地做了一些了解，但那还远远不够，我只能算是对这个有三四百年历史的老村庄，窥得一鳞半爪。

直到村庄被征迁，在整个村子被拆除的前夜，我才下了决心，想尽力去做一次深入的了解和记录。

我所熟悉的现在健在的老人，在村子里已经寥寥无几了，我只能还是先去找刚爸。我向刚爸问起庄子的来龙去脉，还有他所能知道的下里巴从古到今的人和事，话出口之后。我又加了一句，庄子里有没有对以前的事情更清楚的老人？

刚爸今年已经72岁了，坐在炕上身板子依然挺得很直，他最得意的就是他能在炕上盘腿坐上半晌，而且他都能坐得稳稳的，不会东倒西歪，也不会腰酸背疼，他经常对我说，坐炕也是个功夫。不过，说真的到他这个岁数的老人，能长时间盘腿正儿八经地坐在炕上的很少见，岁数大了，人的腿脚自然硬化了，哪能在炕上盘得住呢。

刚爸说，要说对庄子里的事情最清楚的要数鹏哥，也就是你的鹏伯了，不过他已经作古了。再下来就是你的明伯了，他现在是我们庄子里岁数最大的人，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明哥大概也是近百年来我们庄子里最长寿的一个人，他现在都8S了，看着身板子还硬朗，估计再活个三五年都不成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成哥了，他原来当过大队干部，老早在公家千过几年，村里从古到今前前后后的事情也知道个大概，不过没有你鹏伯和明伯清楚。

刚爸问我，以前，你向你的明伯打问过吗？

我说我打问过。就是鹏伯的丧事上我看他那么大岁数了，还忙着在院子里临时砌的炉灶里添煤加柴，我凑到跟前和他说了一阵子，但他耳朵聋得根本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往往是我问东他说西。

是啊，他耳朵早聋了，而且这几年一年比一年聋，现在几乎都听不见了。你使劲地喊他才能听个大概。

我当时和他聊了几句，基本上就是东拉西扯，说不到一处，我也想到了，想着回头找个宽裕的时间，到他家去，反正他家里就他一个人，也方便，我拿笔写，他看完后再和我说。但我也不知道我这几年里忙什么，来来去去，竟然没有一次能去找他好好地喧给个。

你把机会错过去了，你明伯现在搬走了，搬哪里去了我都不知道。他走的那天我还看到他了，你没见他那个架势，哭得像个七八岁的娃娃，又蹬脚叉踢腿，他的两个儿子，也就是你的两个远房堂哥一边一个架着他，把他拖走了。我当时看着眼睛酸酸的，我这么大岁数了差点都落下泪来。

那……那是为啥？他为啥要哭哩？好端端的要跟着儿子去享清福，为啥走的时候他要哭上一路。

唉，说来话长。你原先来我老说起你明伯的事情，你大概也知道他的情况。他的这一辈子从头到尾说起来也算是个你值得知道的事情哩。

他小时候念过书，学过四书五经。那个时候，马步芳在我们庄子里办了个完小心，请了几个老师，叫我们庄子和附近几个庄子里的尕娃们念书，我们也是得益于马长宫，我和你录伯、鹏伯，还有你父亲都在下里巴完小上过学。

我记得你明伯是下里巴完小里的第一届学生，他比我大一轮，我在下里巴完小上完学，都陕解放了。但他上完小的时候，正是马家人执掌青海天下的时候。当时，马步芳的政策是，儿娃长大了到了十七八，只要家里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就要去服兵役，你明伯他们兄弟俩人，读完书之后，他父母为了让他逃兵役，就又让他到西宁回中继续念书。

不过，老先人们说得好，人算不如天算，他们家的本意是为了逃兵役才让他再去念书的，没想到他到西宁回中又念了三年书，毕业的时候还是叫马步芳给抓了壮丁。到了马步芳的军队上，他被军队培训了三个月，就成了马步芳军队上的卫生兵。

1949年解放军打过兰州的一条山，马步芳的军队打散了，你明伯就跑回了家。解放后政府号召念过书的人去兰州招考工作，你明伯去了后考上了，后分配到青海红帽县商业局工作。

P3-5

我是恋这块土哩，没事了在巷道里和左邻右舍喧喧，吃饱了在庄子里转转，想走的远一些还可以上山走走。一年四季看着树叶绿树叶黄，看人们种庄稼、收麦子、打碾，看着一茬一茬的娃娃们长大，这才叫活人哩。你叫我搬到城里去，我不急死啊。出来是楼房，进去是楼房，一天连个明晃晃的太阳都见不着，出了门眼前头全是人，看着都眼晕。

——引用书中人物明伯的话作为题记

在娱乐文化甚嚣尘上的时代，在越来越多的人耽溺于轻浅、肤泛、掠影般的信息、微博之时，我们还能不能静下心来承受生命里本应承受的一份沉重的关怀呢？在全球化像疾风一样掠过地球的东南西北，太空卫星的摄像扫遍陆地上的边角旮旯，我们是否拥有了与此相配的宽广视角，来自觉地观照那些与我们的生存空间相距甚远但又在实质上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人群，并且借此把他们所遭遇的生存困境、生死忧戚乃至他们的躁动、惶惑、无奈真真切切地视为我们生存剧目的另一版本，另一种演绎。

赵贵邦通过他的《青海古村纪事》，给予了我们掷地有声的回答。

这部书用沉甸甸的文字和凝重朴实的图片，用双重纪实的方式，将目光与镜头聚焦于青藏高原上一座具有三四百年历史的汉族老村庄——一座恪守儒家数千年道统教化最好、最完整的村庄。与许多同类型的书籍所关注的视角不同，赵贵邦提供给读者的这个非虚构文体，既不是乡村风俗志，也不是关乎乡村的诗性抒写，而是以一种近似社会学家和新闻记者的冷峻而理性的眼光，焦虑地凝视着正在拆迁之中的村庄即将变为一片工业厂区时，农民兄弟所经历心灵阵痛，农耕文明的裂变。作者把自己一腔赤诚全都倾注于正在消失的一切，正在瓦解的一切。如同作者所言：和村庄一同消失的是古老文明的精神传承，一方面随着村子的不断征迁，农耕文化的辉煌文明随着村庄的消失而消亡；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生活方式的扩展，村庄里的生活细节，经过两千年口传心授的传递后，在一天天的消逝。

因为意在纪实，意在最大程度地还原青海古村的现场气氛，赵贵邦在行文中糅进了大量的青海方言，因为他稔熟每一个方言所衍射出的乡民们的情感细节，那不足为外人所道的意味，所以他使用起这些具有生命化石性质的方言，显得游刃有余。尽管可能会给方言区以外的读者带来些许阅读上的磕绊，可它独有的地域味道，绝非任何书面语和普通话表述所能替代。  若干年前，摄影师侯登科用摄影的方式撰写了一部关注中国农民生存状态的摄影集《纸上记录片：麦客》；陈庆港通过对我国西部十余个贫困家庭长达十余年的跟踪采访，用大量图片和文字夯筑出《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2000一2010)》。赵贵邦与这些作者相通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共同关注农民，关注农民的命运，关注他们的贫困。赵贵邦与这些作者不同的地方，又在于他不单单是一个深具人文关怀的旁观者，他更是一个与他笔下所描述的村庄、村民有着深度亲缘关系的人，一个与他们一样曾经属于吃土豆者群体的种属，只是他现在是带着惊诧和忧郁的目光审视他那已经面目全非的故乡。他在见闻每一桩故事的时候，他在拍摄下每一个瞬间的时候，他在把这些心灵的刻痕转换成文字的时候，应当说，他在内心深处涌动、激荡的情愫更为激切，更为痛楚，他百感交集的灵魂，在某一刻已经和爱德华·蒙克著名的油画《呼喊》中的那位站在大桥边缘呼喊的男子浑然一体了。

是的，诗人出身的赵贵邦，就是在极端痛楚的体验中，面对乡村文明的解体，面对心灵殿庑的倾塌，开始了他警示性的呼喊。在这种情形下，他只能把那些让人难受、让人无言、让人忧患的物事，那些不美好的、没有诗意的事物、精神存在一股脑地带入人们的视野。他以他的诚实，极力回避着一切有关乡村的虚妄之词对真实存在的遮蔽与粉饰，他以他清醒的理智，审视着乡土世界里美好和有价值的事物渐趋毁灭的过程。虽然他选取的场景只属于一个小小的村落，可是它所蕴含的穿透力，已经把这个古村落的变迁，升华为一则庞大而且深刻的象征，甚至比象征还要意义深广的寓言。它的分量，它的思想的张力，不禁让人联想到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对他所处的时代所下的精准诊断——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

这是笃信的时代，也是疑虑的时代；

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

马 钧

2012年10月3日写于西宁卧尝斋

父母退休后，于90年代经过我们兄妹五人的再三动员，两位老人极不情愿地从乡下某村庄的小学搬到了西宁。在开始的七八年问，母亲动不动还会唠叨，说好端端地住在乡下，非要叫她搬到城里，她后悔当初听了我们几个的话而进了城。母亲生性热闹，在乡下的小学里教书时，还要兼顾着管管庄子里的事情，要是谁家婆媳不和了，她会去劝说劝说，谁家父子反目了，她也会去说个道论个理，更有谁家要是不叫孩子上学了，那她肯定会费尽周折说服那家人家送孩子到学校。

母亲一生，随着工作的不断调动，走过不下十个村子，不论走到哪里，村子里的人对母亲的评价不说是有口皆碑，也算是赞誉有加。但就我们兄妹几个而言，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岁数，我们心中的期望却不是这样的。我们希望母亲不要管村子里的杂事，不要东家进西家出为庄家人们的事情跑个没完，更觉得不堪忍受的是，村子里的人动不动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来我们家，说这个事，说那个事，就是随意地想和母亲说几句话，他们也会随时地踏进门来。

母亲退休后，当时她在的那个村子主动提出要给我们家三分地，叫我们盖几间房子，住在他们村。母亲有点动心，想着我们自己盖三间房子，住在那个村庄里，我们兄弟几个死活不同意，硬是没叫母亲在乡下盖房。(要是当时盖了，按现在看，那也是小产权建筑，近一两年很有可能那个村子要拆迁，没有土地证的房子，拆迁时就等于什么也没有了。)

好多年之后，我才慢慢回味过来，当年母亲执意不想到城里来，那是因为她的整个生活都在村庄里，而到了城市之中，就成了实实在在的养老了。不论是儿女还是父母，遇到这样的问题，那都是一个两难的选题，你怎么选似乎都不对。

90年代以后，从记事开始就在不同的村庄中迁移的我的那个家，基本上割断了和村庄的联系。人们常说，母亲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但，自从父母搬进城里后，我每每觉得自己的生活中有了一种欠缺，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但又想不起来什么地方不对头。过了几年，当孩子六岁的时候问及“我的故乡在哪里？”我才慢慢回过味来，我想，我觉得不对头是因为，每个周末我再也无法搭着班车回到乡下去，回到村庄之中的那个家中。

乡下的一切都是我熟悉的画卷，它曾温暖了我整个的童年。乡下的家不在了，我就像是第二次断奶，孩子断奶后，虽然有着足够可以替代的食物，但他的心里总会有着一种无法遣怀的渴。对于我来说，也许那种渴就是一种无法逃脱的乡愁。

十年前我有意的，不断地回到曾经熟悉的几个村庄，因为村庄中已经没有了家，就是去了，心里也好像无可着落。但我还是愿意不断地回去，以至于从熟悉的几个村庄，扩展到其他一些不熟悉的村庄。我去了也并不找过去的玩伴、同学、故人，我只是悄悄地去，转悠上大半天，再悄悄回来。有时候是在村子里转悠，看看，晾晒粮食的女人、蹲在墙根闲聊的老汉、玩耍的孩子。有时候爬山涉水，到地头田间看耕地、撒种、耙地，看除草、秋收、打碾。偶尔也和庄家人说说天气，论论产量。更多的时候，我只是远远地、安静地看着这一切。也多亏了手中100一400的长焦镜头，能够悄然地、安静地记录下这一切。

能出这样的一本书，曾出乎我的意料。就是在2011年12月份以前，我从来没想过要写一本有关村庄的书。虽然近十年里，我不断地回到乡下，又从乡下回来，总是要挤出有可能的时间，去到自己熟悉或不熟悉的村庄里转转，把那些曾经已经储存在记忆中的画面，通过相机再一次的一帧一帧地拍下来。

在拍摄的过程中，有些画面感动着我，每每拍摄完后回到家中，就急不可待地在电脑上打开图片，一遍又一遍地看，看着看着，心里就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伤感，那一幅幅的画面，在泥土和天空之间，是那样的壮美，以至于我无数次地坐在电脑前不肯离去。

记得在加拉山上去拍春耕的时候，我头几天就通过加拉山附近村子里的亲戚，打听好了春播的准确时间，从西宁赶到加拉山山顶。那广袤的山脊与穹窿之间，牛耕马拉的无比壮阔的春耕图，让我激动不已。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居然能碰到人拉着耙子磨地的画面。经打问，知道那耙地的是石板沟村张姓的小伙，他每每把耙子背到山坡顶，再让媳妇坐在耙子上，他拉着耙子从高到低磨地。我拍照的时候他停下了手中的活计，他说，大哥，要不要我给你摆个姿势。我说不用了，这样就很好了。他说，大哥，明年你再来，我把家里的犁拿上来，我人力拉犁给你拍。我不由得哈哈大笑，他也笑了，他说，我说的是真的，我可不开玩笑。我说，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不过，人力拉犁，那太费劲了，就是像你现在这样，人力拉耙子，恐怕在这个地球上也都早就绝迹了，你厉害。他又开心的、爽朗的笑了。在他的感染下，我也又一次的大声笑了起来。  说到这本书，那还得从本书编辑说起。选题刚通过的时候，我起初想着只对那些有关村庄的图片进行简约的诠释，跟编辑交流后，我改变了初衷，想着写几篇有关村庄的随笔。过了一阵子，又和编辑交流，在她的启发下，我才想着构建一部有关村庄的纪事文本。

刚打定主意后的两个星期之中，除了曾拍过的那些画面外，脑子中什么也找不到，有关村庄的蛛丝马迹只有一些零散的断片，我根本无法肯定我是否有足够的有关村庄，有关农耕的记忆积淀。两个星期之后的一个晚上，我躺在书房内的小床上，两眼望着顶棚，自己不知道在想什么，躺了许久，脑子转来转去，慢慢地就又转到村庄的事情上，想着想着，有些曾经遭遇过的，听到过的事情，慢慢地在脑海里浮现出来，像极速的电影画面，匆匆掠过。我急忙翻过身趴在床上，伸手从电脑桌上够着笔，在记事本上匆匆地做了个大概的记录。等那阵子过去后，我发现手头上的纸上，居然已经有了十来个可圈可点的题材。

我大概列了个提纲，按着提纲上的顺序，又逐一地去事件发生的村子寻访，有幸的是，不论发生过的事情有多久远，我都能及时地找到，知道当时实际情景的人进行了解。整个书稿在电脑上急速地打字中很快就完成了，让心思再一次的经历村庄里的风风雨雨，我的心竟然有了些许的难过，以至于到今天依然还无法释怀。

书稿脱稿两个月后，我又去了趟扎巴镇。我到扎巴镇去找老祁，本来他摆的流动摊位在扎巴中学门旁，离扎巴十字有个150米，扎巴中学在扎巴十字的北侧东面，我沿着十字一路找过去，居然没有找到他，我以为我看得不仔细，给漏过了，我又折回身来再次仔细地找过来，还是没有找到他。我走到马路对面，马路这面是流动的水果蔬菜摊位，马路对面是水果店铺，我想，老祁是不是水果蔬菜卖得好，有钱了，在对面租了铺子开水果蔬菜店了，一路找下去还是没有找到他。

无奈，我只好给他打手机，他说他就在扎巴十字里，就在扎巴十字新华书店的门前，我又走过十字路口的斑马线，到了新华书店门口，看到他的农用小货车停在路边，挡风玻璃上挂着货运出租的牌子，他站在车旁。我问他，为啥不卖水果了，他说，卖水果的人这一年多增加了几倍，卖的比买得多，挣不了钱，没办法只好跑货运。

正在说话的当口，他的车前停了一辆红蛋蛋(载人的三轮摩托出租车)，我问老祁，货运怎么样，能不能挣钱？老祁说，一辆红蛋蛋一天都能挣150左右，我一辆汽车，一天还挣不了它那么个钱。

本来我想把老祁靠在他的货运小卡车的情景拍下来，但我心里掠过一阵难过，我的相机没有能举起来。

书即将要出版了，在此我感谢青海日报社社会部主任、也是我的挚友马钧兄长期以来对我有关农耕、有关村庄题材的拍摄和写作的理解和支持，也感谢他为本书写了极为精到的书评。也感谢建中兄，一个大诗人、大编导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本书作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