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2007年开始的经济大衰退已经成为历史了？看一看美国——2400万美国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经济增长异常乏力；再观察一下欧洲——欧债危机如毒瘤一般四处蔓延，欧洲央行政策错误百出，从国家对民众信心备受打击……

克鲁格曼把当前的经济环境比作希特勒执政时期！这一切无疑都是悲剧，但是难道我们就只能接受这种状况？

“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振臂高喊出他对这些困境的回答。我们曾经见证过这种场景，也知道该怎么做，但我们缺乏的是采取切实行动的意愿。

保罗·克鲁格曼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我们详细阐述了应对这场危机迄今为止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我们该如何看待通货膨胀？我们的经济结构出现问题了吗？我们需要放松金融机构的管制吗？房地产问题如何解决？需求问题如何应对？

《现在终结萧条！》作者信心百倍地指出，我们前面的道路非常明确——必须优先回到增长的轨道上来。我们每滞后于正常生产力水平一天，就会为这场经济衰退增加天文数字的损失。现在，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了。

《现在终结萧条！》是保罗·克鲁格曼的最新作品，这是一本在美国和欧洲登上畅销书榜的作品。《现在终结萧条！》依然不改克鲁格曼特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盛赞此书，克鲁格曼的这本书，为终结全球金融危机提出了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政策建议，为我们把握全球经济走势、并相应采取对策提供了一个参照，同时也为中国应对危机中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参照，我认为是很有理论和应用价值的。

克鲁格曼是个神一样的人物。他是美国最受憎恨、也最受敬佩的专栏作家。他是少有的文笔出色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有人戏称，克鲁格曼也应该获得一块诺贝尔文学奖。

克鲁格曼擅于讲经济学故事，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在公众面前摆弄复杂的经济学术语，所以，“平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头衔非他莫属。

克鲁格曼在中国时不时就会掀起轩然大波——他的观点常常激起中国经济学家的群起而攻之，但另一方面，他毫不留情的大胆言论也赢得众多的读者和粉丝。

推荐序 XI

前言 XXIII

01 经济究竟糟糕到什么程度

失业的谎言：不是不想找工作 5

生不逢时：危机中的艰难生活 8

美元和美分：我们到底损失了多少钱 11

打破长期经济的神话 13

欧洲和美国一样痛苦 15

令人绝望的政策：堪比希特勒时期 17

我们有能力终结萧条 18

02 萧条经济学

一切都与需求有关 24

流动性陷阱 31

这是结构上的问题吗 34

要想繁荣，先消费吧 37

03 明斯基：这个世界最清醒的一个人

重读明斯基：早点儿读到就好了 42

明斯基时刻 45

镜子经济学：收入减少是因为消费太少 49

04 疯狂的银行家：谁是危机的罪魁祸首

不受约束的银行家 56

大谎言 63

不景气的那些年 66

05 这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第二个镀金时代室，他们就能发挥自己出色的游说本领，这不仅取决于他送礼多少，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份。

为什么富者越富 77

不平等与潜藏的危机 84

精英人群和糟糕的政策 86

06 经济学的黑暗时代

他们为什么要封杀凯恩斯 94

极为罕见的例外 98

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101

蹩脚的经济学家 105

07 糟糕的奥巴马政府，糟糕的应对措施

危机来了 113

刺激不足 117

奥巴马拙劣的救助 123

崩溃的房地产业 126

未曾选择的路 128

08 赤字问题：对美国来说不是问题

无形的债券警卫 132

了解利率：尼尔·弗格森为什么错了 136

巨额债务，不用担心 141

关注短期赤字是一种愚蠢行为 143

用债务解决债务问题？ 146

为什么我们会担心赤字 149

09 通货膨胀：是福而不是祸

美国为什么不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153

钞票、需求和通货膨胀 155

通货膨胀的水平 159

通胀率上升的原因 163

1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欧洲面临希腊化？

单一货币的缺陷 171

欧元泡沫 176

欧洲的大误解 178

欧洲问题的实质 181

拯救欧元 185

11 荒谬的神话，荒谬的紧缩政策

恐惧缘何而来 194

信心神话：紧缩主义的荒唐言论 197

英国的实验：紧缩政策的失败结局 201

欧洲央行为什么要将错误进行到底 204

将社会的残忍和不公现象合理化 207

12 解决经济难题的灵丹妙药

形势不容乐观 214

私营部门不愿花钱，政府来帮忙 216

可悲的美联储，可悲的伯南克 220

房地产问题如何解决 224

踩油门，别踩刹车 225

13 让人失望的政治，充满期待的经济

选民、美国政府与经济战略 230

2012，美国总统大选抢先看 232

经济复苏并不困难 235

后记 237

致谢 245

平常不苟言笑、出言谨慎的本·伯南克却在2009年3月用充满诗意的语言乐观地谈论起经济前景。就在六个月前，雷曼兄弟破产，美国经济急转直下，人心惶惶，但在《60分钟》节目中，这位美联储主席宣称美国经济的春天即将到来。

他的话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与电影《妙人奇迹》（Being There）中钱斯的话语如出一辙。钱斯又被称做昌西·加德纳，这名头脑简单的园丁被误以为充满智慧。其中一幕是，当被问及对当前的经济政策有何看法，钱斯向总统断言：“只要根系没断，就相安无事，园子里一切都会好起来……春天就会长出草木。”尽管只是说笑，伯南克的乐观却感染了很多人。2009年年末，伯南克当选为《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可时运不济，园子里并非一切都好，草木并没有发芽，预言落空了。

平心而论，伯南克说得没错，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笼罩金融市场的恐慌正渐渐消退，经济衰退也开始减缓。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官方数据显示，始于2007年12月的所谓“经济大衰退”于2009年6月结束，随后经济开始复苏。但就算其能被称为经济复苏，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也没能带来多少帮助。工作机会依然稀缺，越来越多的家庭耗尽积蓄、失去住房，最糟糕的是失去了希望。当然，与2009年10月达到顶峰时相比，失业率的确有所下降，但下降速度如蜗牛般迟缓，这些年来，我们依然在等待伯南克所说的“活力”的出现。

可这毕竟发生在美国，至少从数据统计来看，经济在复苏。其他国家甚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在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债务问题和旨在重塑国民信心的经济紧缩计划不但扼杀了所有形式的经济复苏，而且造成了新的经济疲软和高涨的失业率。

痛苦仍在继续。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距伯克南自认为看到那些绿芽已经三年了，距雷曼兄弟破产也有三年半，距经济大衰退的爆发四年有余。充足的资源、才干和知识—美国具备了国家繁荣昌盛、国民生活富足的一切要素，可就在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度，民众仍陷于深深的痛苦之中。

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将用事实阐述痛苦的一些主要方面。重点将放在美国，因为我生长于此，对它最为了解。本书的后面部分将讨论其他国家的情况。首先，从最重要、我们却表现得最糟的一项—失业说起。

失业的谎言：不是不想找工作

俗话说，经济学家清楚每样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它们的价值。你知道吗？这一指责很有道理：由于经济学家主要研究货币流通、原材料的生产和消耗，自然倾向于认为货币和原材料至关重要。尽管如此，经济学中有一个领域，它主要研究诸如快乐或者称之为“生活满意度”等幸福的自陈式标准与生活的其他方面有何关联。是的，这被称做“幸福研究”。2010年，伯南克甚至发表了题为“幸福经济学”的演讲。这一研究对我们现在所处的困境来说非常重要。

的确，幸福研究告诉我们，一旦达到有能力负担生活必需品的程度，金钱并不是那么重要。当然，变得更富有也并非毫无回报：与不那么富裕的国家相比，富裕国家的民众通常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更为满意。而且，拿自己与他人比较，无论是贫是富，都是个麻烦事。这就是为何极端贫富不均对社会的破坏作用如此之大。归根结底，金钱并没有那些赤裸裸的物质主义者（和许多经济学家）想象的那么重要。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经济事务无关紧要。一件对人的幸福举足轻重的事情就是由经济驱动的：拥有一份工作。想工作却找不到工作的人受尽煎熬，不仅失去收入来源，自我价值感亦随之削弱。大规模的失业（笼罩美国已经四年）如此悲惨，这就是主因。

失业的问题有多严峻？这需要好好谈论一番。

当然，我们要讨论的是非自愿失业，不算那些主动选择不工作（乐意退休）或者至少不在市场经济下工作（选择做全职太太或全职先生）的人。无工作能力的残疾人也不算在内，他们虽然不幸，但这不是由经济原因造成的。

现在，总有人声称没有非自愿失业这回事，只要愿意工作又不对工资和工作条件太挑剔，都能找到工作。这些人中，有竞选参议员的共和党候选人莎伦·安格尔（Sharron Angle），她在2010年称，失业者被“宠坏”了，他们不去工作，选择靠失业救济金过日子；有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员工，2011年10月他们向反不平等示威者大量派发麦当劳工作申请表，以此取笑示威者；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像芝加哥大学的凯西·马利根（Casey Mulligan），他为《纽约时报》网站撰写多篇文章，坚持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就业率的猛跌不是由于工作机会缺乏，而是工作意愿消退。

对于持上述看法者，小说《浴血金沙》（The Treasure of the Sierra Madre）（1948年改编成著名电影，由亨弗莱·鲍嘉和沃尔特·休斯顿主演）开头部分的一段话做出了精彩回答：“愿意工作并坚持求职的人最终肯定会找到工作。可说这话的人却帮不了你，因为他并不能提供工作机会，大概也不认识知道职位空缺消息的人。因此，出于兄弟之情，他才如此慷慨建议，恰也说明他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

那些麦当劳工作申请表也做出了同样的诠释：麦当劳恰巧在2011年4月宣布了5万个新工作机会，而申请者约达百万！

总之，若对这个世界有些了解，就会明白非自愿失业的确存在，而且还是当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非自愿失业有多严重？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

新闻中常引用的失业评判标准基于对美国成年人的一项调查：他们是否有工作或正在积极寻找工作。只有那些没有工作但在寻找工作的人才被算做失业者。美国的失业人数从2007年的680万攀升至2011年12月的1300多万。

但仔细想想会发现，这一对失业者的常规界定漏掉了许多深陷痛苦之人。那些愿意工作但由于没有工作机会或多次求职未果而丧失信心才不再积极找工作的人是否算失业者呢？那些希望全职工作却只能找到兼职工作的人是否算失业者呢？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将这类人群列入更广义的失业范畴—U6，其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广义失业人口达2400万（约占美国劳动力的15％），较金融危机之前约翻了一番。

但广义失业率也难以反映出受害程度。现代美国大多数家庭夫妻双方都要工作，若其中一人失业，家庭将会受到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有些职员为了平衡家庭开支而从事两份工作，现在却只剩下一份；有的靠加班费过日子，现在却连加班费也没了着落；有的私营企业主发现自己的收入在缩水；技术工人习惯于挑好工作干，现在却不得不接受与自己的专长毫不相干的工作，如此等等。

官方没有估算有多少美国人受到失业气氛的影响。民意调查机构“民主团”2011年6月对要去投票的人进行了一项调查，这些人的境况可能比大多数人要好，但调查结果显示，1/3的美国人自己或家庭成员失业，另有1/3的人有认识的人失业，此外，几乎40％的家庭工作时间、工资或津贴在缩水。

痛苦仍在蔓延，问题也并没有到此为止，千百万民众面对的是：进一步恶化的糟糕的经济引发的危机。

生不逢时：危机中的艰难生活

像现代美国这样复杂多样、充满活力的经济体总会存在失业，每天有企业倒闭、员工失业，也有一些企业发展壮大、需要更多员工，又有工作者因为各种原因辞职或被解雇，老板则招人代替。2007年就业市场被看好，仍有2000多万人辞职或被解雇，也有更多的人找到了工作。

失业与就业的如此反复说明，即使在经济状况好的时期也有失业，因为找到或接受一份新工作总得花些时间。2007年秋，经济发展欣欣向荣，也有约700万人失业。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鼎盛时期，美国人中流传着一个笑话，凡是通过“雾镜测试”（吹一口气，镜面上蒙上雾，证明你还有生气）的人都能找到工作，可彼时失业人数亦达数百万。

在经济繁荣时期，失业大多是暂时的。在光景好的时候，找工作的人数与招聘人数基本持平，因此大多数失业者能很快找到工作。金融危机前，美国700万失业人口中，不到1/5失业超过半年，不到1/10失业超过一年。

金融危机爆发后，情况完全改变。现在是四个人竞争一个工作岗位，可见失业者找份新工作相当困难。现在有600万美国人失业超过半年，几乎是2007年的5倍，失业超过一年的人数从危机前的70万上升到现在的400万。

美国人几乎从未经历这样的情况，我说“几乎”是因为在“大萧条”时期，长期失业在美国是十分普遍的。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还没有过如此多的美国人发现自己身陷长期失业的状态。

长期失业对于任何地方的工作者来说都是备受打击的事。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在美国长期失业简直是个可怕的梦魇。丢了工作意味着同时丢了医疗保险，仅仅能补偿大约1/3经济损失的失业救济金也越发紧张。2010—2011年，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有小幅下降，但是大量失业的美国人却没有收到双倍的失业救济金。失业还导致家庭经济状况恶化，家庭储蓄被耗尽，债务无法偿还，住房也没了。

糟糕的情况还不止这些。长期失业明显是宏观经济事件和政策失败这些非个人所能控制的因素造成的，但个人也难逃一劫。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是否真的会腐蚀工作技能，使人成为廉价的雇佣工人？成为长期失业者的事实是否暗示着你首先是个失败者？也许并非如此，但许多招聘者就是这样认为的，对于工作者来说更是如此。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丢了工作，再找一份工作是十分困难的，而失业的时间太长又会使人误解你不具备被聘用的能力。

种种这些加大了对美国人心灵的伤害。如果你认识某个长期失业者，那么你一定理解我的意思。即使他还没有陷入财务危机，长期失业对他的尊严和自尊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当然，如果他已经陷入了财务危机，那么情况更加糟糕。

伯南克有关“幸福研究”的发言强调，幸福感极大地依赖于生活掌控在自己手中的感觉。试想一下，当你想要找工作，几个月过去了仍没有成功，你亲手打造的生活正在因为资金短缺而崩塌，还谈什么掌控自己的生活？因此，长期失业会引发焦虑和忧郁的说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同时，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刚迈入社会而找不到工作。的确，年轻在这个时候可不是优势。

和其他年龄段相同，年轻失业者的人数在危机刚结束时大约翻了一番，然后略微减少。但是，即使在经济状况好的时期，年轻人的失业率仍比年长者高得多，这意味着失业率的大幅度增长是与劳动力紧密相关的。

期待找个好工作、安然渡过危机的年轻人（刚毕业的大学生可能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现代经济形势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以前是绝不会四处碰壁的，可现在，大概1/4的应届毕业生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只能做兼职。全职工作的工资也明显减少，大概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做一些用不上自己专业知识的低报酬工作。

另外，和父母一起生活的24—34岁年龄段的美国人急剧增加。这并不代表人们突然崇尚孝道，而是离开家这个避风港的机会减少了。

这个情况不免令年轻人备感沮丧。他们本应继续自己的生活，却发现自己停滞不前，对生活的担忧实属情理之中。当前的问题会对他们产生多大的阴影？他们何时才能从毕业遭遇经济苦难时期的坏运气中完全恢复过来？

基本上，答案是永远不会。来自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经济学家莉萨·卡恩（Lisa Kahn）将高失业率时期大学毕业生的事业与那些在经济繁荣时期毕业的学生做比较，发现“生不逢时”的毕业生表现差得多，不仅仅是毕业后的那几年，他们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如此。与我们正在经历的相比，过去的高失业率时期相对短暂，可见这一次美国年轻人的生活将遭受更大的长期伤害。

P3-11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本书研究的是正折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衰退。衰退虽已进入第五年，却还未看到任何将要结束的征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经济衰退的开始，不用说，许多讨论金融危机的书已经出版，更多相关书籍无疑即将面世。我相信，本书不同于其他大部分图书，因为本书试图回答另一个问题。关于我们面临的经济灾难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大部分问的是：“这是怎么发生的？”我则问：“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虽然这两个问题多少是有关联的，但并不一样。知道心脏病的病因与知道治疗方法根本不是一回事，对于经济危机也是这个道理。当前我们最关心的应该是解决危机的办法。我看了很多探讨如何预防将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学术文章和个人观点，每次都有点儿不耐烦。这当然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可我们还没从上一次的危机中复苏，难道经济复苏不是我们的首要问题吗？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生活在四年前袭击欧洲和美国的经济灾难的阴影之下。通常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几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现在，即使是经济复苏势头相对强劲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也只是勉强超过金融危机前的峰值，在一些欧洲国家甚至呈两位数百分点下降。与此同时，大西洋两岸国家的失业率之高，在金融危机前是无法想象的。

我认为，讨论经济持续低迷，最好是接受我们处于经济萧条时期这一事实。当然，这不同于1929年的“大萧条”，至少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这样的（但对于希腊人、爱尔兰人甚至西班牙人而言，失业率达到23％，年轻人中几乎达到50％），但本质上与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所描述的情形是一样的：“经济活动长期低于正常水平，无任何走向复苏或完全崩溃的明显迹象。”

这样的形势无法让人接受，可仍有一些经济学家或决策者似乎对经济还没走向“完全崩溃”感到满意。事实是，“经济活动长期低于正常水平”，首先反映在工作机会的欠缺上，日积月累，给人们带来巨大损害。

因此，采取行动推动经济真正、全面复苏至关重要，关键在于：我们知道如何做，或者至少知道应该如何做。我们现在经历的苦难显然与20世纪30年代相似，而一些具体的差异都源自这75年来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变迁。根据凯恩斯和其他人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以及后来的研究和分析，我们知道决策者当时应该怎么做。基于同样的分析，我们知道面对当前的困境应该怎么做。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运用掌握的知识，因为大批重量级人物（政治家、政府官员、学者和演讲者）宣扬传统观点，出于种种原因，选择忘记历史的经验教训，忘记几代人通过经济分析得出的结论，用符合其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的偏见代替这来之不易的知识沉淀。我们中的一些人习惯于将这类人讽刺为“正人君子”，他们所推崇的传统观点完全摒弃了凯恩斯的中心思想：“经济过热而不是疲软，才是实施紧缩政策的时候。”现在这个时候，政府应该增加支出而不是减少支出，直到私营部门有能力再次引领经济复苏。可现在，导致就业机会减少的紧缩政策却大行其道。

本书试图打破这种消极的传统观点的统治地位，提出刺激经济扩张、创造就业机会的方针，这才是我们应该始终遵循的政策。要阐明理由需要提供证据，因此书中附有图表。但我希望这不会使本书显得太过专业，让有悟性的非专业读者也能理解，即使经济学不是他们日常考虑的问题。我写作本书是从本质上剖析那些“正人君子”的观点，无论其说出何种理由，总是把我们引向错误的道路，使经济和社会付出巨大代价。同时，我也呼吁有见地的公众，让我们一起做出正确的判断。

在本书面世之际，我们的经济可能（仅仅是可能）会迅速走向真正的复苏之路，那我的呼吁就是多余的了。我当然希望出现这种局面，但对此持强烈的怀疑态度。实际上，所有迹象表明，经济低迷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除非决策者改变路线。本书旨在使公众知悉情况，从而一起给决策者施加压力，促使其改变方针，结束经济萧条。

在金融危机中寻求经济理论与政策的突破路径

从全球经济史以及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看，经济危机往往会引发对现有经济理论与政策体系的激烈争论，其中既可能有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猛烈批评，也可能是原有理论体系对批评的回应和改进，还可能是尝试提出新的分析框架。由美国2007年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经济理论体系的影响也同样显著。本书可以视为此次危机中关于凯恩斯主义争论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作者则是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

在经济学界，克鲁格曼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著名学者，他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200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因其“在贸易模式上所做的分析工作和对经济活动的定位”的突出研究而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他，同时他也撰写了大量财经专栏文章。早在1991年，年仅38年的克鲁格曼就获得了被视为诺贝尔奖重要指针的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时，他就偏好历史和社会学，经济学的专业课反而修得不多，这也形成了他独有的分析视角和行文风格，克鲁格曼更被誉为自凯恩斯以来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他曾经直接参与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研究，而不仅仅是一位书斋中的学者，1983年美国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克鲁格曼主笔的。更让克鲁格曼获得巨大声望的是，他1996年出版《流行的国际主义》并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他在书中提出所谓的“亚洲奇迹”无非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很难说是什么奇迹。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克鲁格曼依然十分活跃，就金融危机的应对进行了一系列理论研究，并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其中有不少就体现在这本书中。

作为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的克鲁格曼：大胆预言亚洲金融危机而声名鹊起，此次全球危机中的分析和建议同样引人注目

人们常常会将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与“大萧条”相比。1933年，英国和美国的失业率分别高达22.5％和25％，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当时传统的古典经济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也无法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凯恩斯认为，在经济体系中价格和工资是刚性的，市场是非出清的，失业和生产过剩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不能保证资源的使用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只有政府干预才能消除生产过剩和失业。这样，凯恩斯在当时的环境下为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供了理论依据。

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发展演进，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经济学界形成了两大主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分支：一支是以美国为主的强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的“新古典综合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强调收入分配政策的“新剑桥学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货币主义者发起了对凯恩斯主义的挑战。他们认为，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经济中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动的唯一重要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根源。短期内，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产量具有更大的效应。

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理性预期学派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着重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他们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具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为和理性预期。因此，对于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他们都会有相应的对策来避免或化解对自己的不利，从而会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

这些对凯恩斯主义的挑战，特别是因为凯恩斯主义对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现象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为克服传统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经济基础的缺陷，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用工资与价格的黏性代替了凯恩斯主义的工资和价格刚性假定；以工资与价格的黏性与非市场出清假定代替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工资和价格弹性与市场出清假设，并将其与宏观层次上的产量和就业量问题相结合，尝试建立起有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尽管新凯恩斯主义尝试对凯恩斯主义进行扩展，以使之能克服各种局限性，但仍有很多学者对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批评。

作为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代表，克鲁格曼强烈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主张。克鲁格曼认为，市场并不完善，因此政府干预是必要的。金融危机和大衰退造成了产出缺口，即经济的潜力和实际产出之间的差额，正是需求的巨大短缺使然。他认为，当消费和企业开支难以前进，就只剩下了一种填补缺口的办法：政府必须采取行动，进行刺激性开支，美联储必须推行指向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为经济提供第一推动力。

克鲁格曼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特别是国际经济学领域进行了大量富有影响力的研究。在国际贸易方面，他建立了新贸易理论，认为国家之间的贸易，尤其是经济特征相似国家的同类产品的贸易，代表了这些国家根据规模收益递增原理而发展专业化的结果，与国家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关系不大；在经济活动区位方面，他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提出了他的核心—外围模型，把厂商和消费者的区位选择内生于模型中，较好地解释了一个两区域经济如何形成工业核心和农业边缘区模式；在国际金融方面，他建立了一个汇率目标区理论的规范模型，使汇率目标区超出原来仅作为汇制改革方案而存在的范畴，形成一个有特色的理论框架；在宏观经济方面，他提出了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较好地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对1998年俄罗斯货币危机也有一定的解释力。2008年，克鲁格曼因创立新贸易理论和开创新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界的争议永远存在，一些学者对克鲁格曼的理论和观点一直就有质疑。例如，克鲁格曼认为当前的美国失业并非结构性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研究报告则认为美国的长期失业人口中有40％属于结构性失业。克鲁格曼认为是经济增长迟缓导致了债务水平升高，而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罗格夫（Kenneth Rogoff）的研究显示，当一个国家的债务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过高（达到或者超过90％），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缓。尽管在一些观点上有不同的质疑，但克鲁格曼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在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等方面所做的许多有价值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克鲁格曼在财经媒体领域也十分活跃，在一些财经媒体经常撰写专栏来呼吁自己的政策建议，并有不少广受关注的著作出版，本书就是克鲁格曼对应对当前危机的一系列带有十分鲜明凯恩斯主义色彩的建议和看法。

寻找金融危机中的免费午餐：当前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中凯恩斯主义及其争议

在经济学中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过，在克鲁格曼看来，在大衰退和金融危机冲击下，“只要我们伸出手，就有免费午餐，因为这时候大量的闲置资源就有用武之地了”。这是典型的克鲁格曼的政策基调。

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各国积极应对，大致看来，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一是出台金融救助方案。如美国最早强调购买不良资产，美联储还推出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向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并先后采取了量化宽松和扭曲操作等措施；欧洲则在尝试降息等政策刺激的同时尝试通过注资获得金融机构股权来稳定金融体系；在问题更严重的冰岛和瑞典，政府甚至直接接管金融机构，实施完全的国有化；日本也采取了收购不良资产、注资等方式帮助出问题的金融机构，但规模相对较小。  二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美国的刺激方案主要包括减税和扩大公共支出，支出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新能源技术方面。欧洲的财政刺激措施主要包括增加政府投资、减税、对弱势群体的补贴三个方面。日本出台多个经济刺激计划，这些支出主要用于：向全国家庭发放补贴、通过政府担保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高速铁路建设工程、学校建筑防震、环境保护、儿童和老人护理等社会福利计划。

三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在危机之后均大幅度降低利率。另一方面，当利率进入零利率区域后，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均以不同方式采取了“数量宽松”政策，通过购买金融资产，继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四是产业发展政策。美国在新能源、环保政策等方面较为高调。欧洲提出发展“绿色经济”。日本重点发展商业航天、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医疗与护理、新能源（太阳能）等新兴行业。

总体来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程度不同地在凯恩斯主义旗帜的影响下，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不过，对于这些凯恩斯主义色彩鲜明的危机应对措施，各种批评也一直不断，本书就可以视为克鲁格曼对这些批评的回应。

例如，有批评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促进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复苏难以起到明显效果，因为主要发达经济体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在这方面进一步加大公共投资的机会相对较少；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持续处于高位，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日益悲观，减税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有限。刺激计划还会产生“挤出”效应，即政府开支可能导致资源从私营企业流出，而且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导致各国财政赤字继续增加，从而增大债务危机的压力。

同样广受关注的是，有批评者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抬头。从短期来看，数量宽松政策没有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尽管基础货币大量增加，但货币乘数在下降，所以广义货币并没有明显增加。但长期来看，许多研究者担心应对危机中显著超发的货币必然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另外，也有研究者批评发达国家陆续推出的各种产业发展政策的效果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例如，新能源的发展受到传统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一旦石油价格下跌，对新能源的投资将是明显的打击。而环境保护等新兴行业的发展均依赖技术标准、消费者偏好、法律体系、国际合作等方面出现实质性的变革，短期内商业前景并不乐观。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与全球市场的互动更为紧密，在危机冲击下，除了推出一系列应对危机、刺激内需的政策举措外，更为关键的还是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促进经济转型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主导下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不平衡性逐步显现，全球资源以贸易顺差的形式源源不断流入美国，而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以资本项目顺差的形式持续流向全世界。特别是21世纪初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一方面，美英等发达国家加速推进全球化进程和资本输出，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另一方面，美国为刺激经济长期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鼓励高杠杆、高风险、低透明度且缺乏监管的金融创新，导致本国房地产泡沫急剧膨胀、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扩张、金融体系的杠杆水平显著提高。2005年以来，伴随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崛起，全球资源供应格局打破，通货膨胀压力高企，美国进入加息通道，直接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2007年年底次贷危机正式爆发。本次危机爆发不仅是国际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的集中反映，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和金融监管缺失的必然结果。危机打破了原有经济金融结构和格局，美欧等经济体或经济区域面临巨大的调整成本，经济陷入衰退或缓慢复苏；新兴市场国家面临通胀高企—政策收缩—经济放缓的调整时期。可见，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关联性日趋紧密，相互影响加大。

当前全球经济和各国国际收支面临再平衡的过程；“去美元化”、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议题也被提上日程；国际金融监管架构和制度在压力下正在经历大刀阔斧的修改和重塑；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面临重大变革。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如何评估本次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结构的影响，如何准确把握危机后世界经济金融结构变化的趋势、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处理好经济转型与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关系，对于迅速崛起并处于转型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种调整过程中，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处于同样的发展环境，关注着类似的矛盾和问题，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因此中国的决策应注重体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在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内部经济增长回落等压力下，当前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欧债危机等外部因素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的增长中枢或已阶段性下移；内部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人口红利逐渐减退。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推出一定规模的刺激内需政策来应对经济周期性回落是有必要的，但是更为关键的还是促进经济转型，促使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将转向内生性，制度性红利的释放和经济系统的结构性转变。大致来说，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始终面临资本、土地、能源、矿产资源等要素价格长期管制的瓶颈，由此造成了公用设施、环保和安全的高成本，并导致投资冲动、资源错配、结构失衡、增长质量欠佳等现象，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发展受到制约。推动要素价格改革，即从管制下扭曲、低估的价格转变为市场均衡价格，将使投资和生产的成本和回报更真实、国民财富的分配更合理，市场机制的合理运用将进一步激励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二是体制改革释放的红利。首先，收入分配改革，改革的方向通过减税、完善社保等举措增加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加大对社保、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其次，投融资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对民间资本开放垄断行业，打破垄断，促进社会要素不同行业的市场化流动。最后，推进结构性减税，逐步降低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引导经济结构的优化，释放居民和企业的消费意愿和提高居民和企业的消费能力。

三是劳动生产率红利。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是靠大量的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形成）推动。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改善实现内生的增长必然会逐步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题，同时要重点鼓励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的市场化企业的成长，通过放松管制促使要素的市场化流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克鲁格曼的这本书为终结全球金融危机提出了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政策建议，为我们把握全球经济走势并相应采取对策提供了一个参照，同时也为中国应对危机中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参照，我认为是很有理论和应用价值的。

是为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巴曙松

政府支出对经济到底有何影响

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在经济出现严重萧条时，货币主管部门的可控利率接近0，此时政府应当加大支出，而不是缩减支出。20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支出骤增，结束了“大萧条”；今天，我们急需类似的行为，来结束经济衰退。

但我们如何知道政府加大支出确实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毕竟，很多政治家严词驳回这一观点，坚称政府无法创造就业机会，而一些经济学家也持同样观点。那么这仅仅是与自己政党保持意见一致的问题吗？

这样的做法欠妥。对政治集团的效忠不应影响到你对宏观经济的看法，就像这与你对进化论、气候变化或是其他看法无关。嗯，还是就此打住。

关键在于，对于经济如何运作的问题，应当以事实为依据做出决定，不应存在偏见。要说此次经济萧条带来了什么益处，实在是寥寥无几，其中一点倒是可圈可点，以事实为依据的经济研究激增，探讨政府支出的变化会带来何种影响。那么事实依据是什么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简要谈谈我们容易陷入的误区。

降低失业率的办法是增加税收？

你可能会认为，要评估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影响，只需简单地看看政府支出水平与诸如经济增长、就业等其他问题的关联。但事实是，即使是明智之士有时也会陷入误区，把关联性等同于因果关系（见第8章关于债务与经济增长的谈论）。你可能会认为这种关联性的传统方法很管用，为了摒弃这一错误认识，先谈论另一个相关的问题——税率对经济表现的影响。

众所周知，美国右翼的信条是：低税率是经济繁荣的关键。让我们先来看看过去12年来税收（确切地说，是联邦政府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与失业率的关系，数据见表A-1：

可以看出，税收份额大的年份，失业率就低，反之亦然。显然，降低失业率的办法就是增加税收。

可我们当中即使强烈反对减税的人也无法相信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关联具有迷惑性。举例来说，2007年失业率相对较低，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兴旺使经济维持在较高水平，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和高额资本收益增加了联邦政府的收入，使税收看起来很高。而到了2010年，房产泡沫破裂，经济和税收随之急转直下。恰如其分的税收水平是其他方面综合影响的结果，绝不是由驱动经济的一个独立变量所决定的。

任何人试图用历史数据的关联性来评估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影响，都会受到类似问题的困扰。倘若经济学是一门实验科学的话，我们就能通过对照性实验解决这一问题。可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统计学的一个专门分支——计量经济学，被认为有助于应对这些情形，它提供了种种方法来“确认”真正的因果关系。然而，即使是经济学家也很少被这些复杂的计量经济分析说服，特别是当他们考虑的问题被赋予政治色彩的时候。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最近的研究指出，我们能做的就是寻找“自然实验”。可以肯定的是，在“自然实验”中，政府支出的变化不是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也不受其他渠道的经济推动力驱使。那这种“自然实验”从何而来呢？很遗憾，它主要来自于灾难——战争或战争威胁以及令政府不顾经济状况大幅削减开支的财政危机。  战争跟经济相关吗

我说过，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涌现了大量关于财政政策对生产和就业的影响的研究。研究的主体在快速扩大，但大部分太过专业，不好在此归纳，只列举其中的一些亮点。

首先，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研究了美国政府采购的巨大变化对经济的影响——这些变化全都是跟战争相关的，确切地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图A.1比较了1929～1962年（此后没有什么大动作）美国军事开支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均以其占上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为单位。每个点代表一个年份，表示二战期间大发展和战后大遣散期间的变化。显而易见，在军事开支没有多少变化的年份，就会出现一些大动作，尤其像1929～1933年的“大萧条”、1933～1936年的经济复苏。但凡支出大幅上涨的年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二战后削减军费开支那年，生产急速下滑。

可见增加政府支出的确能带来经济增长，从而创造就业机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1美元能换来多大价值？美国军事开支的相关数据显示，支出1美元只能带来约0.5美元的经济增长，令人稍感失望。但如果你知道战争期间的历史，就会意识到，对于当前增加支出可能产生的结果，这一问题并没有多大的指导作用。毕竟二战期间，定量配给制度和对私人建设的限制有意压制了私营部门的支出，而朝鲜战争期间，政府为避免通胀压力，突然大幅度提高税收，所以当前增加支出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收益。

收益能有多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能找到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形更相似的情况下，政府支出经济影响的“自然实验”。很遗憾，没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为恰当和具有代表性的实验了。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方法让我们弄懂这个问题。

一种方法是更深入地研究历史。正如经济历史学家巴里·埃肯格林和凯文·欧罗克指出的那样，欧洲各国在20世纪30年代相继展开军备竞赛，而当时欧洲备受高失业率的困扰，利率近乎为0，这恰与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相似。在学生的协助下，巴里和凯文收集分析了当时的各种零散数据，以此评估军备竞赛引起的政府支出变化对生产的影响，他们发现每支出1元钱（准确地说，里拉、马克、法郎等），收益会大得多。

另一种方法就是比较美国各州的情况。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村惠美和乔恩-斯泰恩斯森指出，一直以来，一些州的国防工业规模远大于其他州。比如，加利福尼亚州长期集中了大量国防承包商，而伊利诺伊州则根本没有。国家层面的国防开支起伏很大，在里根时期激增，冷战后锐减。这些变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被其他因素所掩盖，特别是货币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里根时期经济的发展，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又大幅调低利率。尽管如此，通过观察各州经济受到的不同影响，仍能对政府支出给经济带来的影响做出良好判断。基于各州差异，中村惠美和斯泰恩斯森估算出，每支出1美元实际能提高价值1.5美元左右的生产。

审视战争（包括战前的军备竞赛和战后的裁军）对经济的影响，能让我们对政府支出带来的影响有更多了解。而战争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吗？

如果说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问题，很不幸，答案是肯定的。除非为了应对战争或战争威胁，政府很少推行大规模支出计划。然而，削减开支有时另有起因：全国一级的决策者担心预算赤字或债务高筑，便大幅削减开支，试图使财务状况处于可控状态。因此，除战争外，紧缩政策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财政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顺便提一句，不应只看实际支出，注意政策变化至关重要。像税收一样，在现代经济中，政府支出随经济状况而变，在此过程中呈现的关联可能具有蒙蔽性。以美国为例，近些年来，即使在经济疲软的时候，政府的失业救济支出仍飞涨，但这是失业导致的支出变化，而非支出导致的失业。因此，要评估紧缩政策带来的影响，需要对实施紧缩政策过程中实际运用的法规进行悉心研究。

幸运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人员已经完成了收集数据的工作，认定发达国家在1978～2009年实行财政紧缩政策的案例不少于173件。研究发现，实施紧缩政策后，经济活动萎缩，失业率升高。

关于财政政策带来影响的数据还有很多，希望我的简要概述能使读者大致了解我们掌握的情况及其推导过程，尤其是看到我、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或克里斯蒂娜·罗默的文章，称在当前经济萧条的背景下，削减开支会使情况更糟、暂时增加支出有助于经济复苏时，希望读者不会想：“这只是作者的个人观点而已。”罗默在最近一次的演讲中讲了她对财政政策的研究，称财政政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财政刺激有助于增加工作岗位，减少预算赤字，至少使其在短期内低速增长，这一事实依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有力。但目前为止，这一论据似乎并没有通过立法。

这就是我们需要做出的改变。

克鲁格曼的这本书，为终结全球金融危机提出了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政策建议，为我们把握全球经济走势、并相应采取对策提供了一个参照，同时也为中国应对危机中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参照，我认为是很有理论和应用价值的。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克鲁格曼可能是他所在的年代最有创造力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人》

“口号和辩论”、“数据和模型”的大师。

——《金融时报》